【新唐人2012年5月10日訊】最近幾年來，大陸不斷有人傳播「普世價值」，隨著這個思想的不斷擴撒，這個提法被眾多自由民主追求者奉為口號，甚至作為交流的主要內容。然而，與之相對的是，一些毛左分子在對待「普世價值」上卻存在很大的變化，即由最初的反對，轉向為改造為己用，提出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就是普世價值。

對於普世價值，相信很多中國人比較喜歡，但是，由於「普世價值」究竟是指什麼，一直來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範圍，有人認為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博愛」等價值；也有人認為是「中華文化尊崇仁愛、寬容、和諧、誠信、正義、民本、『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理念，和普世價值觀是一致的」 ； 還有人認為是「自由是普世價值，因為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

普世價值，說得很容易、輕巧。但是，究竟什麼是普世價值，卻鮮有令人比較廣泛接受的定義或範圍。於是，普世價值就成為各種思想主張者隨意曲解，以作為自己所持主張的觀點。在極其濫用的環境下，普世價值不再是神聖的，也不再是普世的，反而成為「特色」的代名詞了。

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是否需要重新認識一下。何謂「普世價值」？我們先百度一下，即：

普世價值，在哲學上，普世價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類都認同的觀念集合在一起。代詞。「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另一種說法。

普世價值觀是一種世界觀。在哲學上，普世價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類都認同的觀念集起。這種價值觀的根本在於對人性的思考。普世價值觀認為，只有真正地認識到人類的根本屬性，尊重人性的自然規律，然後採用理性思考的方式，建立起人和人、國家和國家相處的辦法。西方的普世價值大體指人權天賦，生來自由，民主權力一類的東西。它們的本質、意義和重要性應該是超越人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鬥爭的，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然的非人為定義的真理。 【1】

由於普世價值和西方學者的提法有很大的關係，一般西方學者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對全人類的貢獻。於是，一些民族主義情緒高的國家，他們為了捍衛自己的文化，也就相應地對西方學者的說法進行了「二元思維對抗」，並否決普世價值。

在大陸，與民族主義情緒不同，中國大陸人沒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大陸一直在學習西方。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在對待普世價值的問題上，居然也出現了反對，而且，這個反對，根本不是基於民族主義，而是基於意識形態和中國特色。如我們時常聽到的「不能照搬西方文化」、「要走中國特色」。

就普世價值而言，我們很多人的觀點是明確的，即主要指「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法治」等涉及人的基本政治權力，而不是像中國大陸學者所說的「儒家倫理道德」範疇。因此，西方學者的本意，原本是針對性地對待全人類。

然由於每一個人或學者對「普世價值」的認識存在分歧，也因為西方某些學者和政治家具有強烈的「西方文明中心論」立場，從而使「具有人類共性的普世價值」被嚴重地主觀化了，也被嚴重地歪曲了。對於這樣一種問題，本人產生了堅決反對普世價值說，特別是反對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歪曲這些政治權利的價值。

反對普世價值說，究竟有哪些原因呢？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明本來沒有西方、東方和中國之別

我們現在很多學者——有中國學者，有西方學者——和西方政治家，在推行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等價值時，常喜歡把這些東西歸結為西方文化，並且直觀地認為這些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反映西方文明的優越性。

顯然，這些說法極其不科學，也是有強烈的主觀意志與色彩的。客觀地說，文化本來沒有西方、東方、中國之區別，文明不過是人的附屬物，是人類在各地域的生活產生的。

就學者而言，一般以「中國」、「西方」、「東方」來概念，原本並不的一個特別的意義，只是一個符號而已，是為了區分出來，以讓自己能夠有效、合理地說出各地域的人們在歷史上存在一些不同。 但是，因為學者為了方便研究與需要，這些方便，也往往成為一些人藉以擴大自己文化的理由，甚至被歪曲。

二、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法治是人類的共同願望

就這些被稱為「普世價值」的要素來說，這些價值追求，原本並沒有東方、西方、中國等之別，這些價值是全人類都共有的追求。如我們中國古代的孟子在提及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時候，指出人民有權推翻暴君，即「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至於「平等」的價值追求，我們中國古代也有，如法家提出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觀。對於自由與正義的訴求，中國古代人就更不缺乏了。

當然，由於中國人和西方人存在認識的不同，古代中國人在人權意識上確實比較欠缺一些。然而，就總體的價值取向來說，中國人和西方人是沒有很大的差距的。

三、價值追求是一回事，而事實存在是一回事

古代中國人存在自己的價值追求，西方人在近代也存在自己的追求。但從總體上說，民主意識是與人追求平等有關係，如孟子的普通民眾與國君具有平等權，西方近代則提出「社會契約論」。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人們追求一些權利或主張，與事實是否得到這些權利或主張，我存在很大的距離的。二者的關係，主要存在2種情況，其一是可以合二為一；其一是永恆錯位。

人們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法治」，一方面反映了我們事實的狀態是沒有這些權利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眾的權利意識。但是，在這裡，我們顯然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法治」，並不代表自己事實上取得了這些權利。

從語言邏輯上說，我們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往往存在這麼一個思維的禁錮，把自己所要追求的權利，直接當作為已經得到了這些權利。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人在追求這些權利的時候，由於各種原因，中國人在追求和得到之間存在差距，而西方由於英國文化的特殊性，從而出現了一個意外結果，即西方人所追求的這些權利在最後得到了——如果我們以18、19世紀的歐洲大陸歷史來看，歐洲大陸在追求與事實得到之間，其實也是存在差距的，直到20世紀中期才完成二者合一的狀態。

四、找到實現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等價值的出路

既然已經知道了「追求」與「實際存在」有距離，那我們也就需要去找到這個阻隔二者的距離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找到了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其實也就找到了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為什麼會在分封制以後走向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也就找到了當下中國大陸如何實現民主法治轉型的問題所在。

告別普世價值說，放棄西方文化中心論，直接以自由、民主、平等、正義、人權和法治宣揚，可以更加有利於我們最後實現這些價值。畢竟，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哪個政府高官敢對國民說：「我們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平等，不要正義，不要法治……..」

最後，我需要再次強調一個問題：放棄普世價值說，拋棄西方文化中心論，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和人權是全人類的追求，而不是某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產物，只是由於各地方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不同，才產生了「追求」和「事實」存在距離。當我們發現了這些問題後，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告訴自己的國民，國情和特色都是自欺欺人的玩物，我們應該勇敢地拋棄這些自我設置的閥門。

說明：本文是最近和一些朋友交流時，一些朋友問及本人如何看待普世價值的問題，由而產生了闡述自己的一些觀點，也算是自己10多年來研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心得。對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認識，本人在《文明的衝突與中國政治法律制度的重建》和《先驗論在全球的危機》二書中有詳細的分析。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