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7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一 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更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的持續叛亂造就了「天賜良機」，尤使因陰謀策動「西安武裝政變」而絕處逢生的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卻在「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十分發展」中「成長壯大」起來了。【注五】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慘重傷亡已如前述（參見第六章）。相反，中共卻在決策「日蔣火併」和乘國難以擴張的「抗日」總方針下，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所謂戰爭的「創傷」和戰爭的損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談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雙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參見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對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黃山官邸進行輪番轟炸，一再發動大舉攻勢以叩重慶門戶，卻從不對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只將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中央軍當作他們狠狠打擊的對象，甚至咬牙切齒地叫囂「務必鷹懲蔣政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滅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卻聲稱「對地方雜牌軍則不必理會」。【注六 】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佔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種鴉片、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土地、財物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參見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后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闢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戰前，僅剩下二萬乞降人馬和僅「統轄」了數十萬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陝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余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一年以後任何一家持槍稱亂的大軍閥。
其四、在政治上，由於中共使盡了「宣傳」的伎倆，因而，在中華民國有輿論自由，而在延安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之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挾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時，姑不論共產黨在實際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種種「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單就延安的「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和「深挖國民黨特務的運動」，及其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人如麻的情形，在「國統區」就非但無人揭露，甚至連知道的人也沒有。但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國統區」，為國民黨所為，則不知要給共產黨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鬧到怎樣的地步。蘇軍在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慘事，竟不為人所知，更無人敢講，但由中共一手製造的所謂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後者而言，即那些曾擁共產黨自重，而敢於大罵國民黨、大罵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們，他們雖然認共產黨為民主，指國民黨為獨裁，為共產黨做盡了幫凶、幫忙和幫閑的勾當，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不是被共產黨送掉性命，就是被共產黨強迫勞教、勞改、流放，或終於成為巴兒狗的悲慘命運，實在將當年他們敢於大罵和橫罵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勇氣與風采」，拋到了九霄雲外，從而成為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極端不齒的形象。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在共產黨統治區卻是專制的和封閉的這樣一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態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嗣後，嘗足了製造輿論甜頭的中共一旦奪取了政權，也就絕不容許任何輿論的存在了，直至連人民說話的自由也全部為他們所剝奪悖盡。
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因為中共在長期不抗戰中種種圖謀反叛中華民國的表現，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製造種種赤裸裸軍事行動以發動內戰的行徑，早已將它要奪權的野心，訴諸在不可遏止的慾望之中。但是，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逞之不及的全國性叛亂，不打則勢將被中共所顛覆，打則不僅要頂內戰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相反、共產黨早已發動了內戰，甚至已經大打特打在前，卻無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党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這就給共產黨的一個黨、一家軍隊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內戰、打江山，帶來了對於對手的絕對優越性。
三、僅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曾致電蔣介石，對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獨立堅持四年半抗戰尤表敬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居然就能為了敦促蘇聯對遠東用兵，以使自己能夠及早地退出戰爭，便能輕易地將戰勝國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當作「賄賂的禮品」，悄悄地送給了新沙皇斯大林。這個賄賂的「禮單」就是「雅爾塔密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對外蒙的主權）。
（二）將一九零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棄義攻擊（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予以恢復：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二、保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該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為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租借權。三、東清鐵路（滿州里 ——綏紛河之間的橫貫線）、南滿鐵路（長春 —— 大連之間的蹤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州保有完整的主權」（引號為作者所加）。
中華民國雖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才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刻，一紙「雅爾塔密約」，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時代喪權辱國的境地。無怪乎蔣介石在得悉「雅爾塔密約」的部分內容后，曾痛徹心脾地說道：「就只是這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于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了。」【注七 】斯言之痛，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給予了最為確鑿的證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著這樣一分「密約」，以所謂五項先決條件（雅爾塔密約的數條內容）作為前提，才願意對日宣戰，更以消滅日本關東軍為誘餌，來迫使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直到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本開戰的斯大林，不僅由此而在我國東北撈到了無數的戰利品，而且如其所願地將整個東北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參見下卷第五章）。這就在國、共兩黨的整個戰略態勢上，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可能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僅從上述三個方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確鑿無疑地認定，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則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國內戰的爆發，也就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度統一中國戰爭的失敗。中國人民既不會因此而遭受較之日本侵略更為漫長與痛苦的共產專制復辟，亞洲亦不會在戰後成為蘇美「冷戰」的戰場，而世界也決然不會是今天的這副模樣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實為造成中國人民痛苦歷史的萬惡之源。今日中國大陸老少婦儒皆能道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產黨。
第二 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外在原因，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便是「蘇俄對中華民國長達二十八年的蓄意顛覆」。本書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經指證了蘇俄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和它持續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本書下卷還將進一步揭開上述陰謀罪行的事實，以及二戰結束、內戰開始以後，蘇俄支持中共發動內戰以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行徑，藉以說明新沙皇俄國的蓄意顛覆，乃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 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有一個根本的現實原因，就是未能實現「平均地權」的理想。她雖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頒布了一個十分進步的「土地法」，並且，即便是在艱苦抗戰的歲月里，也始終在摸索著和實驗著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因內亂頻仍，二因外患連連，三因重視不夠，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進步綱領，【注八】而不能向廣大農民兌現。然而，辛亥以來直至抗戰勝利的三十四年間，年年戰爭所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痛苦和負擔，非但未能稍減，卻常常是急劇加深。這既是北伐時期中共就能夠煽動農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戰時期中共能夠于敵後奪地擴張的最重要條件，更是中共能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起一場傳統型中國農民戰爭的重要社會基礎，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敗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現實原因（參見下卷有關章節）。
第四 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會在內戰中失敗，還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原因，便是中華民國在實際上只獲得過形式上的統一，卻從來不曾獲得過內在的統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其間十年，內有包括西安事變在內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十三次公開武裝叛亂，外有日本帝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逐步擴張和東北等地的先後淪陷，以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的相繼爆發。雖然內部的武裝叛亂，在性質上為殘餘專制勢力對於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撲，並且次第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平息、所蕩平，但他們的叛亂對於中華民國的統一和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至於外部敵人 —— 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不僅造成了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最大破壞，更為國內殘餘封建軍事勢力的反叛，帶來了「假國難以謀亂」的天賜良機。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衛的武漢「俄國政府」亦實現「分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直接策劃下，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雖遭失敗，但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策劃與指揮下，中共遂在南方農村持續了十年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嗣後，雖經中華民國政府軍的歷次圍剿而慘遭失敗，但是，中共又因策動西安事變成功和全面抗戰爆發而絕處逢生，從而導致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形成。這不僅是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持續破壞，並且終因對日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而使之成為對中華民國的致命威脅。
三、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餘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症。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餘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具體名單見本章註釋）。【注九】
四、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杆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制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制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注 釋
【注五】 抗戰全面開始后，中共對內曾有「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七分發展」的決策。
【注六】 日本一九四四年一號作戰命令。
【注七】 一九四五年五月蔣介石日記。
【注八】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易勞逸教授曾在《毀滅的種子》一書中指一九三零年中華民國政府公布的「土地法」，是一個十分進步的綱領。後來，台灣的土改即以其為藍本。
【注九】 十九名著名叛將中，馬鴻賓、陶峙岳、盧漢、劉文輝、鄧錫候、潘文化等六人原就是有名的地方軍閥。高樹勛、吳化文、黃僬松、傅作義、鄧寶珊、張軫、董其武等七人，皆為舊軍閥部隊出身，其中六人為馮玉祥部下，吳化文則是漢奸。余者除一貫反蔣的程潛及其部下陳明仁屬於武漢政府時期的左派軍人外，郭汝槐自黃埔起即為暗藏在國民黨中的中共地下黨，羅廣文之弟為重慶地下黨重要人物羅廣斌，即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曾澤生乃因鄭洞國被迫投降才被迫「起義」。參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