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61）

北京時間：2012-05-01 08:08

【新唐人2012年5月1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里，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后，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布「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注五十八】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注五十九】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部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于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是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兒庄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勛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后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里，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是役殲敵三萬余，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志不移」。並制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是役，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于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余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于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併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餘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台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于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崑崙關反覆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崑崙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崑崙關、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寧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崑崙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於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于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于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于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岳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制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餘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沉著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后，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扎，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是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布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于同古，敗日軍于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后，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后，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余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症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劃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余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注六十】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于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佔據外，全部恢複原態勢，是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佔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復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佔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余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岭，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后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后，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于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于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于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于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佔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的「公道」話，實在是從根本上揭穿了那些「牆倒眾人推」者的說謊，從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論、史亦終有公論」的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後，正處於全面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開始放膽說道：「蔣介石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注六十一】

　　

歷史的事實是，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迹，實已使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其它國民黨抗戰研究著作，已經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甚為大胆的歌頌。

　　

易勞逸先生，以及戰後所有歷史學家們都不會、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

　　

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