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8月7日

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其他成員已於今日到達。他們是雷吉納爾德．福斯中校，威爾伯．J.彼得金少校，查利斯．E.多利少校，布龍克．多蘭上尉，西蒙．H.希契中尉，路易斯．M.瓊斯少尉，沃爾特．格雷斯中士和四級技師喬治．I.中村。

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雷蒙德．廬登也來了。

歡迎儀式和7月22日舉行的一模一樣。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自始至終都在場。

來歡迎美國人的還有一些外國記者，其中有愛潑斯坦，沃陶等人。馬海德也來了。

1944年8月8日

湘豫戰事發生之前，特區的政治形勢一直是緊張的。儘管進行著反國民黨的宣傳，人們對蔣介石還是害怕的。此外，特區南部邊界的國民黨軍隊也是個威脅。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美國人參觀了醫院，遊覽了延安。馬海德就像是他們自己的人。

延安為觀迎美國人舉行了招待會，演出了各種節目。

朱德給了我一枚八路軍指揮員的徽章—一枚刻有”第249號”的圓形徽章。想必是像徵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和反侵略鬥爭的一切愛國力量的統一的。

徽章中間是鋁制的青天白日旗圖案，徽章圓圈的紅邊上刻有八路軍字樣。好吧，留著它作為對延安、對戰爭年代的一個紀念品吧。

1944年8月12日

今天，毛澤東把我召去，對我說：“我們一直在考慮給我們黨重新起個名字，不叫”共產黨“，叫個別的名稱。這樣，對特區形勢會更有利，特別是跟美國人打起交道來要有利一些。”

有關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軍的文件，已經緹供給美國人了。他們了解中共軍隊在過去幾年裡的戰鬥情況。這一切描述，帶有多大的傾向性，就不用說了。

1944年8月13日

中央政府軍在河南和湖南的潰敗，以及美國記者和軍事觀察組的到來，大大改變了特區的軍事形勢。形勢的發展，對於中共領導來說，從來沒有這樣有利過，其有利程度甚至超過了最樂觀的預計。

中共總的政治路線沒有改變，仍然激烈地反對蔣介石，不過，最近的事態發展，為實現這個路線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中共中央主席的威望更高了—是啊，畢竟數他是一直反對抗日統一戰線、主張與國民黨打內戰的嘛。現在，蔣介石一敗塗地，不就證實了他的一切分裂活動是正確的、他以前的分析是非常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嗎？

中共領導人和美國人正在度蜜月。他們熱情地互獻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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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經過粉飾的官方的說法外，人們不可能了解到任何關於毛澤東的個人經歷。他從不在別人面前談起他青年時代的事，提及他的親人和朋友。這個話題是禁區。有本他的正式傳記，這倒是人人為增強“革命精神”所必讀的書。(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