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2日訊】近兩個月，北京政壇氣氛格外混沌、微妙、詭異。然而，詭異中透露出不少正面跡像，中共黨內良知、左右派智囊學者及民間力量，正在形成一種共識：中國政治體制到了不能不變、非變不可的時候。

這又是一個意外收穫（筆者曾於3月寫過一篇「從薄熙來下台看中國政治發展的意外收穫和未來走向」）！眾所周知，中共高層早已喪失改革願望和改革動力，普通老百姓也早已失去對改革的支持和耐心，而學界對改革的探索，則長期停留在有限的學術討論的框框中。朝野如此缺少共識，因而才使劉源和張木生等人去年四月發出呼籲，「超越左右界線，重建朝野共識」。

誰也料不到的是，在這個缺少共識、難以建立共識的時刻，竟是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促使改革共識重新凝聚。

這裡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改革時機，改革共識和改革阻力。

關於改革時機。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無疑是個促進政治變動的重大轉折點，倘若沒有王博事件，穩定壓倒一切的胡錦濤當局，非常有可能把政治體制的任何變動拖到十八大，拖到新一屆中共領袖接班為止。到了那時，即使洪水滔天，也跟他沒多大關係了。但王薄事件的發生，使中共竭力掩蓋的千瘡百孔成蜂窩狀的權爭結構，及其對社會潰敗的惡劣催化作用，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住了。

可以說，正是王薄事件，促使當局開始認真地算了一筆賬，「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到底是找死呢，還是等死？如果都是死，找死還可控一些，改什麼，不改什麼；先改什麼，後改什麼；表面改什麼，實質不改什麼，還是中共說了算。但如果什麼都不做，中共就不能說了算，那就是等死，而且會死得很難看。與其死得很難看，不如做點什麼，或許可以避免「難看的死」。

關於改革共識。這個重新凝聚的改革共識，用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的話，不是對過去改革的重新呼喚，也不是簡單地說深化改革；而是對過去三十年改革進行系統反思的基礎上的再出發（見孫立平4月9日刊於共識網的文章「重啟改革難在如何走出轉型陷阱」）。實際上，胡溫執政初期各界達成的改革共識，早在2005年就已基本破滅。

中國改革面臨的正是這種態勢：舊共識已經破滅，新共識正在形成。新共識的凝聚源於幾個原因：首先是學界、思想界和輿論界各派人馬對現狀嚴重不滿，不管是左派還是自由派，是極端保守派和主張革命派，都對胡錦濤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政策和現狀極度失望，求變是他們之間共同的要求。

二是黨內良知鍥而不捨呼籲政治改革。這包括溫家寶數年如一日，頂著「影帝」的指責，呼籲和鼓吹政改。還有胡德平、周瑞金、姚監復、杜光等人都不遺餘力，不改政改初衷。其實，黨內一些保守派，包括「紅二代」中的邊緣人，也有要求改革的願望。

三是民間覺醒。孫立平、李偉東等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目前在中國社會中，改革的熱情在重新燃起，人們對改革充滿新的期望。他們從每天的民眾議論中都能感受到，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共識。這種覺醒，表現在民眾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求政治透明，要求言論自由，要求公民社會，要求司法獨立。

那麼，有了改革時機和改革共識，重大變局是否即將到來？未必！關鍵就在於，改革阻力能否克服。

改革的阻力不僅來自於反對改革的力量，也來自於曾經力主改革的力量。事實上，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演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用孫立平的歸納，中國現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團，第一是權貴集團，第二是國有壟斷集團，第三是金融-虛擬經濟集團，第四是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

特殊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們一方面以改革的名義攫取特殊利益，一方面以漸進改革為藉口，拒絕任何實質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們和中共高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有權，有錢，有話語陣地。權、錢和話語陣地這幾股勢力的結合，導致改革阻力空前巨大，大得遠遠超過30年前中共啟動改革面臨的阻力。

總之，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如果不採取大的改革舉措，改革時機就有可能被貽誤，新的改革共識有可能再次破滅。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