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7日訊】中國人現在活得艱難，普通人家不僅為了生前一套房子發愁，還得為死後的墓地發愁。這墓地的發愁除了付費日益高昂之外（據說北京一塊墓地就需要20多萬元），還有個死後使用期限的問題。現在紛紛流傳的使用期限20年之說。將生者攪得很不安寧，因為中國現在處於人口流動性極大、社會變化極快的時期，誰敢保證自己的子孫後代在20年後一定有能力續上這麼昂貴的費用？如果續不上，結果難道是拋骨揚灰？

話說中國這墓地之劫，並不始於今天。只是1949年之前，不得安寧的主要是帝王陵寢與達官貴人的墓葬。中國的殯葬文化歷來重視厚葬，凡有錢人家莫不厚葬其先人，以示孝順。這就使得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盜墓這個行業。尤其是漢唐帝陵集中的長安、咸陽與洛陽一帶，盜墓成風，盜墓利器「洛陽鏟」據說就是洛陽盜墓高手發明的。我當年曾到西安，據當地一位文物專家告知，帝陵無不被盜，只是程度不同，連秦始皇陵與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都出現盜洞。曾做過土匪、毒販的軍閥孫殿英公然派軍隊盜挖東陵，將乾隆、慈禧毀棺拋屍。

但那時無主的窮人墓地即義冢還算安生，因為那是「舊中國」的一項慈善事業，即當地的大姓士紳之家集資買地，歸葬貧而無家之人，盜墓賊知道無利可圖。遍佈全國的義冢的被毀壞，始於中共建政之後的「新中國」。

以「社會主義建設」的名義平墳在中共治下被視為天經地義。山西省晉祠鎮赤橋村之西的臥虎山下，原有一座「義冢」，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赤橋村人集資建立。當地因為常有乞丐雲集，死後不得歸葬，於是村人集資建立義冢，此事得到當時的周姓縣令鼓勵，賞錢四千文，批准義冢佔地一畝。時人專門刻了一塊《赤橋村創置義冢碑記》，立於古剎蘭若寺中，以記其事。從1834 年至新中國成立前的110餘年間，義冢已擴張為4畝多地。直到1960年代，義冢也被平整後恢復為耕地。當時全國各地都有同類舉動，我當年在湘西修鐵路之時，所修路段就平了一座墳山，遷葬是不可能的，全當做廢土處理了。那墳山除了死去的土匪之外，還有當年死於湘西剿匪的解放軍戰士，因為遺物中有軍用水壺與搪瓷杯，上面畫的紅五星還依稀可見。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名義下，中國歷史名人的墓葬遭受前所未見之浩劫。普通將相之墓難逃厄運，就連歷史上很受尊崇的文聖孔子之墓、宋代清官包拯之墓都被挖掘。中共本黨的前輩也難逃厄運，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之墓也被紅衛兵挖掘，其遺骸拋置野外，還標上「瞿秋白的狗骨」字樣拍成照片，登在當時的紅衛兵小報上。大概對這類因政治鼎革而累及亡靈的事情見多了，中共兩位國家領導人周恩來與鄧小平都生前立下遺囑，要將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

改革開放以來，修橋修路建住宅等基礎建設從未停過，凡這類工程所需要之地，不僅活人讓路，死人更得讓路。信奉無神論的的中共政府，對挖掘墳墓毫無顧忌，口號是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

公共墓地商業化經營就是近20餘年以來出現的現象，隨著地價飈升，墓地價格更是飈漲，最後「發展」出只給20年使用權的「中國特色墓地市場」，讓中國人有「死不起」之嘆。中國人在社會主義人間的貧富差距也體現在死後的世界裡。各地有錢有勢者佔用幾畝甚至幾十畝地修建豪華墳墓的事屢見不鮮。山東煙台市人大常委會原常委、海德集團董事長李德海，在國家級森林公園昆崳山中，毀林數百畝，耗資數百萬元，為其母及前妻修墳，其規制超過古代王公。湛江開發區龍潮村支書梁楊輝利用權力倒賣土地斂財44億元，佔地50餘畝，為其母親修建「天下第一墓」，據說聘請踏勘墓地的風水師酬金就達一百多萬元。而另一方面，卻是窮人王小喜無錢葬母，只好將母親遺體捆在兩個麻袋中，再綁上幾塊石頭沉入江中。

無數往事與今天正在發生的事，證明中國是一個生者活得痛苦，死者不得安寧的國家。蓋洛普2010全球幸福調查發現，七成中國人感覺生活艱難。雖然造成墓地價格飈升的深層原因是需求無限與土地資源供給有限這一原因，但中國不重視人權才是上述現象發生的根源。在北京政府眼中，活人的人權都無需尊重，死人不是「人」，當然更不需要尊重其安眠權了。中國人的先人要想安寧長眠地下，需要特權。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之所以被其家鄉父老深表感謝，原因是他的「面子」使駱氏祖先安葬之地得免遷墳之痛。財經記者葉楚華華在微博上說，駱氏家鄉是廣東台山水步鎮吉龍村，兩年前曾被政府強制徵地，所徵地塊包括駱氏集體墳場，那裡是眾多駱氏先人亡魂棲息地，駱家輝曾祖墓地亦在其中。駱氏鄉親多次力爭，當局置之不理。直到駱家輝被任命為駐華大使，當局才算是停止徵地。

我曾去美國康乃狄格州的雪松嶺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拜謁過容宏之墓地，也曾在台灣大學校園拜謁台大首任校長傅斯年墓園。在那安寧祥和的墓前，浮現在我腦海裡的一個想法竟是「幸虧他們未葬在中國」。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