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跡:從「重慶事變」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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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3月31日訊】薄熙來免職是事變而非政變

從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到薄熙來、王立軍雙雙免職,重慶事變鬧得沸沸揚揚。中國共產黨剛剛慶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詡如何先進,一下子,顯出了它在現代政黨發展中遠遠落後的原形。

薄熙來被中共中央免職,本來沒什麼不正常,因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慶去擔任書記,其權力來自任命而非選舉。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軍警,防範不測,顯出此次事變本身的政變性質。同時,國內有孔慶東聲稱薄熙來免職是「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外有王希哲破口大罵,直斥「胡錦濤溫家寶寡頭右派黨中央」實行「白色恐怖」,隨後又有北京發生政變的傳言,看上去大有重慶事變發展為北京事變之勢。

其實,中共用政變手段解決其自身的問題,是它的歷史傳統。當中共認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它就自覺地轉型為依恃刺刀的政治軍事集團,打AB團是早期的突出表現,延安整風時似乎成熟了許多,以思想理論路線的鬥爭為主,而發展到「搶救運動」,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林彪,華國鋒和葉劍英打倒「四人幫」,鄧小平逼退華國鋒、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江澤民和曾慶紅擊敗楊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運用政變手段。相比較而言,陳希同、陳良宇垮台,算不上什麼政變,而薄熙來被免職本身也還算不上政變,但此次事變看來牽一髮動全身,是否觸發政變,尚待觀察。

今日中國「黨軍」統領一切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著臉皮聲稱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據說就像英國不是「保守黨國家」一樣。英國當然不是保守黨國家,保守黨要同工黨及其它政黨競爭,才能得到執政地位。中國則不同,中國共產黨發誓要永遠執政,將「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國家的基本原則,不僅不准其它政黨爭取執政,甚至不准人們組建新的政黨,只因為那在它看來「沒有必要」。這樣的國家,當然是共產黨國家,而這樣的國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權力制衡,國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難以實行民主。

這樣,即使中共已經執政,它還是自覺地保持它作為政治軍事集團的本色,習慣於運用政變手段解決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齒地反對「軍隊國家化」,將「人民軍隊」據為其一黨之私產,作為「黨軍」保護它的永久的執政地位。然而,即使它發誓不允許「槍指揮黨」,而事物的辯證法卻表明,非「國軍」的「黨軍」既然是黨派之軍,也就注定會被用於黨派之爭,成為政變的工具。毛澤東以林彪取代彭德懷,使軍隊成為「毛家軍」,軍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戰士」,並依靠這支軍隊的支持打倒劉鄧官僚集團。但是,林彪掌握著軍隊,依然是毛澤東的心腹之患。他處心積慮,挑起爭論,發起運動,還風塵僕僕走遍全國,形成對林彪不利的局勢,迫使林彪走向失敗。

鄧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的政治家,黨內矛盾看上去大為減弱;於是,經過持續的努力,中共權力的「一代兩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龐大的黨政官僚機器臻於完善。然而,毛澤東當年發現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以及更早年間托洛茨基的類似論述,都是基於共產黨國家的現實,即共產黨專政之下,政治變化與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中共塑造出一黨專政的新秩序,終究無法避免政治矛盾在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與發展。

薄熙來獨樹一幟失勢

薄熙來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標新立異,意味著他不甘心聽從最高層的政治安排,試圖自己闖出一條進入最高層的路來。他的「重慶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創新、關注民生之類,實乃順應時勢之舉。而他要從實用性、投機性明顯的政客,成長為有獨特政治綱領與執政風格的政治家,本來也不無可能。然而,他在緊要關頭只顧自己的利益,無情拋棄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下屬,結果遭遇反擊而陷入被動。

這一來,卻牽動了中共權力的格局。

「文革」失敗後,毛澤東式的政治家成為昨日黃花,中共由黨政官僚主導。而「六四」之後,胡趙為代表的開明政治家失勢,中共的官僚氣更為濃重。鄧小平本為講究實用主義的官僚,這時勉為其難,以政治家姿態作最後一搏,推動中共接受市場經濟,此後,中共之派系格局更為明顯,與此前大為不同。

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權力

大體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團派官僚、非團派官僚,以及太子黨。江澤民較為特殊,他本人與鄧胡趙等同屬中共第二代,身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黨血脈,一旦晉身最高層,即依靠太子黨支持而施展權力。他在鄧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場經濟,逐漸地自己也主動起來,不僅維持改革開放之勢,而且為權貴集團開闢出相當廣闊的空間。

平民出身的團派官僚因胡錦濤掌權而起,溫家寶本身為黨機構官僚,也因團派崛起而得勢。他們本來易於得到民眾支持。但他們的習慣於守成,使他們比江澤民輩更傾向於權力交接新秩序較規範運行。同時,他們對黨國大局則缺乏政治家視野。偏偏中國處在改革開放、亟需根本轉型的年代,團派官僚便逐漸以平庸而著稱。

新秩序在形成之時,就受到江澤民挑戰。繼而,薄熙來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動作。同時,改革停滯,社會各階層對胡溫執政日益不滿,官民矛盾逐漸尖銳化。團派習慣性地以維穩為重,太子黨則對於危機逼近較為敏感,許多人顯示出以變革救黨的雄心。

當此之時,即使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有仿效毛澤東的「改造」與「革命」宏圖之嫌,即使薄熙來被免職實乃咎由自取,但胡溫處置重慶事變,終究觸動其它兩派。要恢復權力平衡,須經複雜的博弈,特別是,政變之勢一旦出現、形成,要走出來並不容易。

迷霧籠罩下的局勢將如何發展,還很難判斷。現在能夠肯定的是,試圖以中共黨內民主而求中國民主,此路不通。「國際大循環」乃求助於國際市場,加入世貿組織則是求助於國際規範。顯然,只有國際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國,而中共仍拒絕民主,則只能與政變相伴。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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