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0日訊】60年來，男女老少的藏民被迫拋下世代居住的土地，前仆後繼踏上艱險的徒步逃亡之旅。13年前，24歲的藏族姑娘達珍背著糌粑和行李也默默跋涉在終年冰雪覆蓋的雪山上，雪霜將她的黑髮凍成了冰，而希望似火燒灼心靈……每年的3月10日是西藏抗暴紀念日，中共對西藏的宗教迫害已激起全世界的關注。讓我們聆聽達珍的故事，也在心中默默為善良堅忍的藏民同胞們祈福。

在遙遠的雪域高原上，孕育著綿延千年的藏傳佛教文明，繁盛而精深。在這雪峰連綿的世界屋脊上，天地化育出善良堅忍的藏民族。敬天信佛、重德行善、虔誠謙卑、與世無爭是他們站在地球之巔的視角，他們追尋內心平和，明達因果輪迴。可以說，以遵循佛法為生活方式的藏人是這個世界離天最近的一個民族。

然而自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不斷對西藏實行漢化政策，掀起了暴風驟雨般的各種政治運動，100萬藏人在這期間失去了生命，6000多座學法專業場所或寺院被毀，自然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破壞和掠奪。藏族女詩人、作家唯色驚呼西藏拉薩——「街上士兵橫行，佛法僧遭受褻瀆，拉薩從聖城變成了只允許人們醉生夢死和墮落的污濁、暴戾之地。」

60年來，男女老少的藏民被迫拋下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前仆後繼踏上了人類歷史上最艱險的徒步逃亡之旅。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有二千五百到三千名藏人冒死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只為追求心靈的自由。在世道日衰，浮躁不安的時代，這個古老民族所開創的遷徙之路讓人莫名感動。

在這逃亡的人潮中，有一位24歲的藏族姑娘達珍，與22名藏人一起跋涉在終年冰雪覆蓋的雪山上。冰塊和雪山是她的全部世界，然而在雪山的另一面，希望似火燒灼心靈。她沒有回頭望，身後是她從小長大的家園和父母。她緊閉的嘴唇凍僵了，雪霜覆蓋住她的黑髮和眉毛，凍成了冰。四處不斷地傳來附近雪山的大雪塊墜入冰窖中的可怕聲響。這位藏族姑娘全神貫注挪動著腳步，一步一步踩在前人的足跡上。她心裡很清楚，一旦腳步稍有疏失，整個身子就可能墜入冰窟，活活凍死在裡面。

13年後，坐在我面前的達珍，溫和友善，回憶往事時，眼裡閃著淚光。這位堅強的藏族女性在採訪結束後發給我的郵件中說道：「以前我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離開父母、離開故鄉的時候也沒有流過淚，不過流亡之後每當想起往事，總是止不住的流淚，看到和聽到西藏境內發生的事情，也是止不住哭泣，無法控制！中共給我內心造成的傷害太重了，無法彌補了！」

藏人的心聲：西藏自由與達賴回家

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民全民起義反抗中共暴政，中共大開殺戒，血腥鎮壓。作為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當年跟隨他翻越雪山逃亡的共有八萬多藏民。十世班禪在5、60年代曾向中共提意見，抗議北京對藏人的打壓，反而遭受近十年的牢獄之災。

50多年過去了，中共當局似乎還是無視藏人的真正需要。也許，對藏人來說，誦經比吃飯重要。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難以理解藏人的精神追求和對來世的看重。中共對西藏實行的文化滅絕政策，使藏族延續千年的文明斷去了根脈，幾代藏人堅持不懈地提出訴求和上訪，卻被中共一味地使用暴力施以鎮壓，藏族青年一代再也無法忍受強權，自2009年開始，藏人以接二連三的自焚方式以死抗爭，中共的軍警卻用毒打和射殺對待這些和平抗爭者。2012年以來，各地藏人抗議事件此起彼伏，傷亡頻傳。「拉薩看上去就像一所大監獄。」達珍表示，

「你聽到火焰中的藏人在呼喊什麼嗎？——『西藏需要自由！』、『讓達賴喇嘛回來！』——難道，這樣的要求很過分嗎？」達賴喇嘛駐澳代表處華人事務聯絡官達珍在今年2月12日澳洲多元文化節上接受《新紀元》採訪時表示：「我們藏人的心聲說來說去，其實很簡單，我們共同的心聲就是這兩句，這才是藏人真正想要的。」

漢式教育結果：藏人不會寫藏文

達珍出生於西藏首府拉薩，小時候家裡生活條件不是很寬裕，她的父母勤儉節約供兒女上學。達珍說：「從我牽著爸爸的手進入學校大門的那一天起，從來沒有在學校裡學過藏文，每天戴著紅領巾，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我就是這樣長大過來的。」

上初中的時候，達珍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不過對自己民族的歷史一無所知。「那個時候的我，說句心裡話，連藏文有幾個字根字母都不清楚。到了高中時代，我的內心開始漸漸地流蕩著一種自己也無法述說的悲觀，一種民族恥辱的陰影開始圍繞著我，但是我始終把它埋葬在內心深處，不敢流露出來。」

達珍說：「其實藏人也有自己的30個字母。我學這些字母是在24歲逃亡到印度以後才學的，以前只會聽和說，但不會寫。我的父母很保守，他們是從1959年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受過很多苦難過來的人。他們很清楚怎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平時在家裡，父母和我們說藏語，不讓我們講漢語。我們幾個姐妹要吃大米，父母總是說，還是吃糌粑、喝酥油茶吧。」

寺廟裡的迫害

中共以征服者的姿態，對西藏實施移民政策，讓藏民的傳統文化、語言和宗教已經和這片土地上的珍稀動物一樣瀕臨滅絕。如今的情況越來越糟糕，中共政府大筆投資修建和恢復西藏寺廟，但藏人們清楚其中的邪惡。達珍表示：「如果以為宗教信仰就是讓那些寺廟開著門，讓信眾進去供一供，這就是宗教信仰了？不是的。中共在寺廟裡成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設立喇嘛主任、喇嘛書記，還在僧尼間定期舉行愛國愛教宣傳活動，派中共的工作人員，在寺廟裡給喇嘛尼姑開會，強迫他們政治學習，給他們發一些小冊子，讓他們去背那些愛國愛教的紀律，那叫宗教信仰嗎？很可笑。僧人尼姑應該在廟裡拜佛、唸經、閉關，人家那個修行的佛法淨地，你在那裡搞這個。」

達珍說：「外界看不到這些，他們只是到西藏寺廟裡轉一轉，看到那些寺廟建築一個比一個精彩，裡面的和尚穿著袈裟，供著佛龕，覺得很好，可是他們看不到寺廟的裡面。我是從那邊出生長大過來的，我都知道。中共的宗教政策壓得藏人無法喘息，所以每次藏人起來抗暴，都是由喇嘛尼姑帶頭，包括這麼多自焚的僧尼，就是這個原因。他們寧願把汽油往自己身上灑，也不願再待在寺廟裡繼續受中共的迫害。」

改變一生的決定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西藏爆發了三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抗暴活動，家住拉薩市中心的少女達珍親眼目睹了這一幕。「我放學騎自行車回家，我看到了那些抗議，那些喇嘛、尼姑上街抗議。我聽到他們用藏文喊西藏自由，中共軍警拿槍、拿電棍毒打藏人，把他們拖走。我親眼目睹一個藏人身體被槍打中，全身是血，幾個藏人拿著被子抱著他抬過去。」

「回家後，我看到父母在達賴喇嘛像和佛龕前面供酥油燈，母親在流眼淚。我問母親，怎麼今天街上有那麼多喇嘛和尼姑喊西藏自由？我的父母就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解釋給我們聽。我父母給我講的，和中共官方報導、學校老師講的，完全不一樣。當然我是相信自己的父母，他們就是從過去那個年代過來的。」

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共開始在西藏各地實施嚴厲取締藏人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的活動，該政策在藏人界引起了極大的反彈。藏人不滿抗議，卻遭到監禁、判刑和毒打。達珍說：「我父母在家中懸掛和敬拜尊者達賴喇嘛法相之前還要將門窗關好，然後顫顫抖抖地從箱子中取出法相朝拜，他們的行為真的很像地下工作者，事實上是最純潔的沒有任何私心的。至今藏人們仍然被禁止在家中懸掛自己上師的法相，包括在寺院中，違反者一律遭到刑事處罰。」

慢慢的，在故鄉周圍所發生的事情讓達珍感到厭惡了，離開故鄉到遙遠的印度去投靠達賴喇嘛的決心和勇氣每天在增長著。「到了印度我就可以虛心的學習本民族文化和傳統習俗，增長自己的英文，未來就無需遺憾了！」抱著這樣的心情，1998年年底，達珍默默地離開了養育她成長的親人與土地，踏上了逃亡旅程。

翻越雪山逃亡印度

24歲，花樣年華，如此這般的女孩子正快樂得不著邊際，白日夢、夜生活、聚會、逛街、談戀愛，她們有的是青春和機遇可以揮霍。

然而24歲的藏族姑娘達珍偷偷地準備好糌粑、鞋子和毛毯，一個人默默而又腳步堅定地走出了西藏拉薩的家門，她沒有對父母親說再見。「逃亡的事，我沒有跟父母提起，我只是默默地自己做出決定，幾個朋友幫我借錢籌錢。我是怕連累父母，如果我跟他們說了，一旦路上我被抓到，或者安全抵達也好，肯定會牽連到我的父母家人，所以我什麼都沒說，就那樣離開了。」

「如果家人一起逃亡也很難，辦理簽證非常困難，根本不可能，只能以偷渡的方式，就是拿錢給帶路人，那個時候逃亡，一個小孩給3000人民幣，大人給1000，我家裡也不是很富裕，孩子也多，全家人都跑過去，經濟方面負擔不起，而且一家人都跑過去，一旦路上遇到危險，一抓，全家人都完了。」

與達珍同行的藏人都是獨自離開家人，其中有六名六歲到九歲的小孩，雖然一路風險無法估計，但是他們的父母寧願冒著危險出高費，將自己的孩子託付給帶路人送至位於印度的西藏學校去接受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傳統教育。不計其數的藏族兒童，就這樣被父母親送上危險重重的逃亡之路。

「從拉薩那邊，蛇頭把我們裝在一個大卡車裡，行駛兩天後抵達藏尼邊境定日縣境內，下車後，我們就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徒步逃亡。我們先在山溝裡待了四個多小時，直到天黑下來，因為大白天怕被中共邊防警察抓走，天黑後蛇頭讓我們上路，當天晚上我們順利越過了邊界關卡，開始邁向陡峭的山坡。天亮以後四處都是像戈壁灘一樣的無人煙地區，我們可以大膽地邁開步伐前進了。路上每天的食物就是涼水伴著糌粑吃，吃飽了再趕路。走了十多天後，我們的腳上開始起泡，背上的包裹雖然每天在減少重量，但是對我們來說越來越沉重了，真的很想拋掉它，但是那就等於面臨著餓死。那些孩童更加可憐，話也少了，不像當初出發的時候那樣天真可愛，步伐也逐漸地緩慢了。」

「大概走了15天後，我們要翻越大雪山了，雪山這邊是西藏之地，雪山那邊是尼泊爾領地。翻越雪山是逃亡藏人最艱險的路程，遇到壞天氣的話還面臨著凍死凍傷的生命危險。感謝蒼天！我們翻越大雪山的時候天氣還不錯，蛇頭高興地手舞足蹈，之後念誦經文進行祈禱。我們開始爬雪山了，還是一字形排列著，蛇頭最先，然後每個大人之間有一個孩童，我們還被命令戴上眼鏡，因為會有雪盲。周圍被白色的雪山和冰塊圍繞著，可是我們沒有心情去欣賞這麼美麗的大自然風景。」

「慢慢地爬行了五個多小時後，終於抵達雪山地界了，我看到被石頭圍起來的大石堆周圍覆蓋著不計其數的西藏佛教五色彩旗，這就是藏尼邊境了，也就是說，從這裡挪步後就進入尼泊爾境內了。要離開自己的土地了，大夥兒心裡酸酸的，我們放下包裹，朝著故鄉的方向默默地頂禮三拜，眼淚不停使喚地流在冰冷的面頰上，再見了！我親愛的西藏！生我養我的親人們！願佛祖保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重逢在雪域聖地！」

藏族姑娘達珍晝夜步行23天，終於走到了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西藏難民接待站，之後又從尼泊爾來到印度，抵達目的地，也就是印度北部達然薩拉（Dharamsala）小山鎮，這裡也是尊者達賴喇嘛的居住之地。

父母為我驕傲

安全抵達印度後，達珍迫不及待地打電話告訴父母，年邁的雙親在女兒失蹤20幾天後突然在電話裡又聽到她的聲音。「我父母都非常高興，我記得我母親有一句話，她說：『我們非常高興，我有七個小孩，我為妳感到驕傲。』」

到了印度後，達珍開始學習藏族的傳統文化、語言和宗教，包括藏文的寫作也是在那個時候培養起來的。1999年，達珍開始在達然薩拉的挪威自由西藏之聲廣播電臺編輯部擔任記者主播，每天她在廣播節目中用中文和藏文，播報達賴喇嘛的行程，西藏境內的消息，以及難民接待站的採訪。「那時候西藏那邊還能聽清這裡的廣播，我父母每天都聽我的廣播，他們託朋友發口信給我，他們說，聽到我的播音，他們已經無怨無憾了。不過2002年以後中共開始干擾我們的電臺，現在西藏那邊幾乎已經聽不到了。」

中共得知達珍在西藏之聲擔任記者主播，便上門威脅達珍在拉薩的父母，「幸虧我走的時候沒有透漏消息，不然的話，我的家人就有麻煩了。」

中共「四黨魁像」自取其辱

「幾年前父母給我寄來一張他們的照片，是一家人在過藏曆新年時照的。我一看相片，後面牆上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頭像，我很不解，電話裡又不能問，後來看到報導才知道，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被迫懸掛中共黨魁像了。」

更為荒謬的是，今年中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送黨魁像進村、入戶、進寺廟」活動，達珍表示：「太可笑了！你讓藏人去供奉血腥屠殺槍殺藏人的黨魁頭像，如果是你，你願意嗎？這也是侮辱藏人的行為。中共的舉動只會更加激起全體藏人的反抗，他們是有內心信仰的人。一個不懂什麼叫信仰的人，可能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不恐懼。」

中共挑起民族仇恨 掩蓋迫害真相

達珍小時候同班同學大概40餘人，藏人不到半數，藏漢孩子相處友好。「小學時，我有很多漢人的朋友，他們給我們帶來一些內地的禮物，我們也送給他們藏人的傳統食物。慢慢地到後來，藏人抗議的事情爆發了，中共當局一面壓制，一面刻意在藏漢族之間挑起仇恨和矛盾。漢人與藏人慢慢就疏遠了，我看到有些漢人看到藏人有那種憎恨的表情，藏人看到漢人也覺得是他們讓我們無家可回了。其實藏人和漢人都是受中共迫害的民族，中共才是分裂中國的罪惡魁首。」

達珍說：「尊者達賴喇嘛倡導世界各地有藏人的地方，盡量建立一些藏漢友好協會，我們藏人和漢人必須要面對面溝通交流，把真相釋清。現在很多漢人朋友都瞭解真相了。」由於藏人不懼強權的和平抗爭，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西藏人權問題。

永別父母

在海外流亡13年，達珍再沒見過父母。「我在印度時，曾試著找尼泊爾的朋友幫忙，給父母發邀請函過去，讓他們來尼泊爾探親，我可以從印度到尼泊爾去。我父母試著在拉薩辦理護照，先別說籤證了，他們在辦理護照時，第一關就沒過去，因為我流亡海外，並在西藏之聲工作，當地就不給他們辦介紹信，沒有介紹信，辦理護照的路就卡住了。就等於1998年年底，我跟父母是永別了。」

「在我逃亡的前一天，我跟父母親一起到布達拉宮轉經，然後去大昭寺拜佛，我們家離大昭寺很近，現在拉薩市只有那個地方像藏人的地方，其他很多地方都已經漢化了。出發當天，我很早就起來，打個酥油茶，給父母親各獻了一杯酥油茶。因為我也沒有錢，也無法請他們吃個飯，只能敬茶盡自己的孝心。」

達珍在挪威自由西藏之聲廣播電臺工作了八年半，之後於2009年，與同是流亡藏人的先生定居澳洲。達珍還在夢想著，等四年入籍以後，就可以拿著澳洲公民護照簽證到西藏去見一見久別的父母。可是沒想到，還沒等到入籍，飽經風霜的父母親就雙雙去世了。

「我從未後悔流亡，『流亡』兩個字聽起來很辛酸，我們的尊者達賴喇嘛也已經流亡53年了，我流亡13年算不了什麼。在流亡生涯中，我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的父母親直到去世之前也未能享受到自由的空氣。50多年了，藏人的苦難還沒有結束。作為藏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肩負起我們民族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