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改善收入分配為何成了中國第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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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訊】如同往年「兩會」一樣,民生議題仍然是代表們可以侃侃而談的安全話題。今年的「民生清單」上除了房價、物價、社會道德風氣、食品安全之外,還有每年必提的「收入分配」在內,溫相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不厭其煩地重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政府看起來相當重視、「兩會」代表也高度關注的收入分配為何成了年年必談、但卻無法改善的中國第一難題?更嚴重的是,收入分配不僅沒有改善,多數國民收入水準正在下滑。

收入分配不公的鴻溝正在擴大

兩組資料說明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正在惡化。在全國「兩會」召開之前,中國各省已披露過去1年直接反映民眾收入的兩項資料指標,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2011年,共有18個省份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雙雙跑贏GDP,有25個省份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越GDP,29個省份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整體快於城鎮居民收入。

這條新聞乍看起來是好消息,但細究之下,就知道是運用報喜不報憂的報導技巧掩蓋了事實。這事實就是:

第一,中國大陸共有31個省市自治區,就算其有18個跑贏了GDP,也還有13個沒跑贏的。

第二,跑贏了GDP沒跑贏通脹,意味著實際收入下降。關於通脹幅度,官方與民間早就各說各的。衡量通脹程度的一個指標就是消費價格指數(CPI),比如去年一年農產品價格帶動物價走高,尤其是豬肉價格飆升,但官方公佈的通脹率卻只有6%多一點。所以每當國家統計局公佈CPI時,不僅老百姓不相信,就連媒體也表示質疑。

第三,中產階級數量在縮小。據2月22日公佈的國家統計年報,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但目前或將約6成城市居民低於中位數。這說明中產階層在縮小,貧困階層在擴大。 

以上情況說明,中國人當中的大多數,目前已經不是被貧富差距所折磨,而是面臨生活水準持續下降的困境。

遠的不算,只從中共第四代領導上任開始計算,改善收入分配這個議題出現在「兩會」上已曆十年,只是每次排列的順序先後不一而已。去年中國「兩會」高唱「幸福歌」,宣佈要將人民幸福作為執政目標中的重中之重,但同年美國蓋洛普公佈的《2010全球幸福調查》卻顯示,有71%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還有 17%的人說他們「生活困苦」。即使按照中國自定的過低的貧困標準——人均年純收入人民幣2,300元(361美元),中國農村也還有1億貧困人口。

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層原因

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鴻溝擴大的原因,其實就在於政府,其本身就是分配不公產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國政府從GDP總量這塊大蛋糕中切走的份額過大,從2003年的四分之一到2010年的三分之一,這是政府、企業和國民三者在收入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分配比例不合理。財政部部長謝旭人3月6日在「兩會」上說「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並非是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關係」,國家財政收入大增並非與政府與民爭利純屬狡辯。

其次,政府掌握的公共產權收入成為少數權貴及利益相關者攫取財富的源泉。按照中國的憲法,城鎮土地、森林、河流、礦藏等資源,都是國家財產,屬於公共產權。依據這些公共產權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2010年我曾寫過一篇「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為何總是失靈」,曾提到,在改革以來開始的市場化進程中,上述公共生產要素的配置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權力操縱國家資源的分配,不僅產生了嚴重的腐敗,還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近20多年來中國財富增長主要集中在土地、礦產、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離不開這些公共資源。

第三,權力市場化在財富分配中所起的杠杆作用。這一點在中國收入分配體制中起決定性作用。

改革以前,中國有權力沒市場,權力無法變現為金錢,腐敗有極限。改革以來,一端是權力,掌握資源;另一端是市場,可將官員掌握的資源變現為金錢。於是形成了中國今天的財富分配格局。

1、官員腐敗獲取的「灰色收入」,導致分配秩序嚴重紊亂,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有人估計,高低階層收入差距達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產生如此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至於富裕階層佔有的社會財富到底有多少,有一個讓中國人傷心憤怒的數字:150萬個家庭(約占全中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

2、導致再分配領域形成逆向分配。社會福利是社會再分配,救濟貧弱是社會福利的基本要義,但中國現有的社會福利政策主要覆蓋黨政事業機關的公務員或者准公務員群體,不僅無濟貧之效,反而使在社會分配中居於優勢的群體錦上添花。

3、灰色收入過大,且集中於權勢群體手中。這導致中國調節收入的各種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失去制度設計的基本前提。

中國官員肆無忌憚地腐敗還有一個全球化之前沒有的條件,即移民。在全球化浪潮之前,移民機會少,各種金融服務也比較落後,貪腐者多少還有點顧忌。但在全球化席捲世界之時,資本流動已經成為國際常態,這一點導致中國出現大量裸官。由於能夠將妻兒預先安置於國外,更造成了中國官員群體毫無底線的掠奪。

第四,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中國的民航、鐵路、金融、電力等六大行業是國有壟斷,壟斷排除競爭,高成本,低服務,還時常推動價格上漲。以地產、石油、電力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在上一輪通脹週期裡聯手推動漲價、獲取暴利的「故事」,至今讓公眾心有餘悸。這些國有壟斷企業無償佔有公共資源,利用政府給予的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但最後只有這些企業本身與政府能夠分享其利,公共資源的真正主人――民眾除了通過別無選擇的消費貢獻銀子之外,利潤與其無關。

現階段中國諸多社會矛盾都與收入分配不公緊密相連,它已成為牽動全域的一個首要問題。但追根溯源,收入分配不公源於中國政治體制,只要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不改變,中國收入分配體制的改善就毫無希望。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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