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7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階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階段自戊戌政變至一九零零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失敗，是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運的飄搖期和民主革命的鬆綁期。
本階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清王朝頑固派因以而得勢，志在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因以而失勢，政治上既重現專制王權的全面強化，經濟上則使得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裹足難前。然而，空前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已經使清王朝在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國聯軍的侵佔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運，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劍影之間，就已經走上了王朝命運的飄搖期。
本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為等於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為「保皇會」。梁啟超等也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則于上海成立了「正氣會」，后改為「中國國會」，謀請光緒皇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一九零零年，康有為在海外華僑、特別是北美華僑的經濟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軍即「勤王軍」七個軍，決于長江中下游數省同時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張之洞於一日之內即捕殺二百餘人，唐本人亦遇難，遂使康、梁、唐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業慘遭失敗。由是，一場意在專制改良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惜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以進行武裝改良，甚至並不在意這一場武裝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動亂、暴亂、混亂、直至國家分裂的結果，但因它僅僅是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會遭遇徹底的失敗。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階段在民主革命派，卻因為政治改良的慘敗和王朝命運的飄搖，而使得孫中山所發動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鬆綁期。一九零零年，由孫中山親自發動的惠州起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國人不僅不再罵民主革命派為亂臣賊子，不僅不再指責民主革命派為大逆不道，相反，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則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後相較，差如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注十四】
辛亥前中國社會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興起之後，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終於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對比和民心所向上，開始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終於來臨。 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這個轉折，也還會出現一波三折，但是，這個轉折的方向卻難以改變了。
第三階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 立憲改良的興起和失敗
一 保皇改良的沒落與立憲改良的興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雖然將一場意在推動清王朝進行專制政治改良的政治運動，變成了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個人願望，並再一次遭遇了慘敗，但是，以康、梁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當作他們的天職，把能否救出光緒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緒皇帝的帝位，當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見光明的前提及保證，所以，他們才會將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視為仇敵。為了攻擊革命，為了保衛光緒皇帝及其帝位，更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為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堅決反對革命，誓言保護大清朝。梁啟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勝」。然而，光緒皇帝之不救既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為事實。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為康、梁等人的一個夢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興的民間改良人士，已開始公開拋棄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憲，即將要求清政府進行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改變和發展成為要求清政府用立憲的方法進行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從變法走向變制。這便是立憲改良派的歷史由來和政治要求。
二 立憲改良的發展和失敗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專制俄國敗給了蕞爾之邦的日本，民間的立憲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為借口（指日本為改良成功的誤識參見上卷第六章第一節 —— 作者），聯合清政府體制內出現的立憲改良派官僚，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詔告「預備立憲」，著名改良派人士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零七年康有為被迫順時勢改「保皇會」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啟超則于日本組建「政聞社」。戊戌之後的政治改良派們至此乃步調一致，為推動政治改良，實現君主立憲，更自覺地和拚命地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他們甚至將立憲改良當作撲滅革命的良藥來勸進清政府說：「若夫政治日益暴惡，雖日取革命黨而殺之，而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傳曰：敵可盡乎？此之謂也。以其無術靖革命黨也。」【注十五】因此，唯有「改革之機真動，其革命黨何由生存？」【注十六】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撲滅革命，才一再許諾君主立憲。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議局為名，第二度將一批改良派人士從清王朝體制外接納入清王朝體制內。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遂趁機頻繁上書，要求從速立憲，雖然規模日大，卻一無所得，四次請願立憲，均遭清政府借故壓迫。改良派雖迫切期待成立責任內閣，臨了卻出現一個皇族內閣（參見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覺顏面丟盡，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絕」。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匯入革命洪流，竟從助清政府滅革命，一變而為助革命滅清政府。至此，中國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們，終於走完了他們兩興兩衰的歷史之路。嗣後除曾進身復辟政權內之冥頑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銜恩舊主者，或投降反間者，在辛亥之後乃成為臭名昭著、危害非淺的專制復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匯入了保衛民主革命成果即護國、護法的洪流，而名亡實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啟超，從他變改良而贊革命，棄專制而擁共和，甚至因此而與乃師復辟派康有為分手，直至他絕袁氏之誘嚇，導蔡鍔之護國，堅決地反對專制復辟，都說明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從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為革命 —— 這個普遍歷史進程的初級階段，而並非只能與革命形成絕對對抗的理論內涵。然而，歷史的明監是，改良非敗於革命，實敗於清庭。其悲劇的癥結，是在於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進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則改良成，清庭不改，則改良敗。因此，政治改良派們縱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藍圖，別人不識，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喚奈何。
第二 清王朝誘以立憲改良 旨在撲滅革命 直至一朝崩亡
一 西太後退守三個不能變
戊戌之後兩年，清王朝的飄搖命運，終於迫使西太后不僅重倡改革開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斬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長治，人民久安」的社會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表了她的「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鉉……」「上諭」明確表示：三綱五常不能易。這就等於是說，君為臣綱不能變，因而君主專制制度和滿清君主的統治就不能變，唯不再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已。由是，西太后雖從三個不能變退守兩個不能變，但實際上仍是從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了三個不能變，因為西太后的「垂廉聽政」還是不能變。於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頑固派，重新起用洋務派，並由自己來推行部分康梁新政，雖然為時已晚。經濟上，則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開放運動，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甚至以官獎商），大量引進外資，雖意在解救財政困難，卻再造貪污公行和腐敗益深的社會政治局面。軍事上，計劃練新軍三十六鎮，並非為強國，而是為強權，藉以維繫王朝統治，卻為袁世凱練成私家之軍，構患于辛亥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竟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藉以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對內以鞏固王朝統治，對外以絕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雖允許局部開放言論，後期則苛以限制言論。唯「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做法，為後來的知識分子們反叛滿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開放的內容和成效。這個內容和成效只能說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誘以立憲改良 旨在撲滅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敗公行，腐爛益深，危機加劇，則一心只想維護大清朝統治的清政府，面對著革命風雲四起，君主立憲的呼聲日熾和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乃決心抓兩手，即：一邊誘以立憲改良，一邊決心撲滅革命。前者，是為利用；後者，才為本心。當時的法國報紙就公開地譏笑說：「清政府之立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也。」【注十七】
就前者論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決派出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因五大臣考察歸國，帶回者乃是「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這樣一些「立憲的好處」，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國體、鞏固君權」的本意之下，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即預備立憲，要旨卻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將立憲日期定於九年之後。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卻藉機「黜漢員、擢滿臣」，造成大權、實權大部為滿族貴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於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逼迫，為進一步誘改良以滅革命，乃宣布「欽定憲法大綱」，卻以「君上大權」為大綱的核心；宣布「議院選舉法要領」，竟使作為民意機構的「議院」成為皇帝一人的諮詢機構；詔告「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所列條目竟全然與憲政無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於時因革命風潮大張，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才一邊假意敷衍改良，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咨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意在收買改良人士，以共同撲殺革命；一邊再度集權力于滿人和皇族一身，以鞏固皇權和滿權。載灃本人除以監國攝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以外，又命其弟載洵任海軍大臣，弟載濤任軍咨大臣，皇族蔭昌任陸軍大臣，更黜退袁世凱等漢員大吏，將軍政大權集於滿族皇族一身。同時，面對著體制內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議局議員日益高漲的立憲要求和四次請願行動，清政府或以國民知識不齊等借口以拒絕之，或以橫議干政為由革職查辦體制內官員以壓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請願的議員回籍以絕立憲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勢的節節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責任內閣，但十四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親國戚，乃得「皇族內閣」之稱。至此，所謂政治改良，所謂預備立憲，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話，終於逼使許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窮途而轉向革命。
就後者論之，簡單地說，清王朝所實行的便是一個「殺」字，即殺革命黨。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止，清政府對革命派起義的鎮壓是不遺餘力的，也是極端殘酷的。一九零七年黃岡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會的花名冊，乃按圖索驥，殘殺革命黨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黨人范傳甲、張勁夫、田激揚等都被捕被害，連起義中的臨陣畏縮者薛哲，在為人告發后亦遭殺害。安徽一省因牽連而被殺害者達三百餘人。徐錫麟在刺殺恩銘被捕之後，竟被挖心以祭恩銘。至於非起義狀態下的革命黨人，之被抓、被殺、被嚴刑拷打折磨和遊街示眾，實屢見而不鮮。著名民主鬥士、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曰：「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歷史的明鑒是，清王朝只推行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所有做法，不僅彰明了專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
注 釋
【注十四】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十五】 觀雲：「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政論》第一號第七八頁。
【注十六】 一民：「改革之動機安在」。《政論》第一號第三九頁。
【注十七】 李建龍：《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二零頁。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