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日訊】大躍進大饑荒，如果以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召開為轉折點，至今整整五十年了。所以說轉折點，不說結束，是因為1962年之後，全國災情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中國的最大的省，也是餓死人數最多的四川省，由於省委書記李井泉，深受毛澤東的寵愛，有恃無恐，繼續向農民瘋狂逼糧，死亡一直在繼續，直至餓死了近一千萬人！安徽省作為全國重災區之一，雖然在大量餓死人之後，曾希聖推廣了責任田，部分地區出現了一線生機。但是安徽廣大農村，由農業合作化以來，特別是在大躍進中，被共產風肆虐，連續徹底的搜刮，已是十室十空，全省百姓都掙紮在死亡線上，責任田帶來的生機，一時難以阻擋死亡的腳步，死亡也一直還在延續，只是死亡的人數，死亡者增加的速度，套用當今房地產業的行話，環比的速度呈下降的趨勢而已。
儘管如此，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從很多方面來說，畢竟是一個轉捻點。其中最大的成果，依我看還不是全國大批餓死人的事件被批露;而是毛澤東神話的破滅。是毛頭上的光環在逐漸消退，暴虐的猙獰的流氓的面目終於暴露。什麼英明的偉大的領袖，什麼人民的大救星，原來都是矇蔽全國老百姓天大的謊言，其本質就是十惡不赦的暴君！除了一些本質上和毛一樣，也是在利用手中的權力殘害百姓的諸多官員，還需要和毛沆瀣一氣，繼續為非作歹者外，一些良心未泯者，開始認識到毛澤東才是中國1949年之後，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中國要認真為老百姓辦點實事，儘管要辦的事很多，比如廢除一黨專政，實行言論自由等等，當務之急還是結束毛澤東的領袖專政！可以這麼說，從大躍進大饑荒開始，毛澤東不僅失掉民心，也失掉了大部分的官心。只是很多官員和毛澤東一樣，也幹了很多殘害百姓的惡事，知道毛澤東大旗一倒，他們都罪責難逃。所以還不得不與毛澤東休戚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其實心早不往一處想了。對此毛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他以後經常說，什麼各級領導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大權，已經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這句話要換個方式講，就是說，當時中國大部分領導，已經看破了什麼馬列主義毛思想的真面目，瞭解到一些什麼階級鬥爭什麼消滅私有制，什麼社會主義改造，原有都是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
當然七千人大會最直接的成果，還是共產黨的各級主要領導人，必須面對因為他們犯下的滔天大罪，用現在的話語來說，就是反人類罪，該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說各級領導都犯了罪，這話不是我說的，是黨中央主席毛澤東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說的: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毛澤東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
「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已詔。可以考慮在每個各縣委丶地委丶省委丶直至中南海門前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
劉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註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年384頁)
所不同的毛只說是缺點丶錯誤;劉是說到了是血的教訓。那麼餓死數千萬中國老百姓，究竟是一些缺點丶錯誤;只是一些血的教訓，還是反人類的滔天大罪呢？歷史會做出結論的。
民間對中央七千人大會，在現代史上的意義，也十分重視。安徽省無為縣退休中學教師楊金聲先生，是大躍進大饑荒的直接受害者，那幾年僅他一家，就餓死了六口人。他也是研究大饑荒重災區無為事件的開拓者之一。前不久他告訴我，他已經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丶全國人大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炎黃春秋編輯部寫信，建議將七千人大會開幕時間，每年的元月十一日，定為中國災難紀念日。每年到這一天，全國下半旗誌哀，停止各項娛樂一天。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大饑荒災難紀念碑，使中華民族子孫，世世代代，毋忘國恥！當然，除了炎黃春秋雜誌回了信，權力部門皆無音訊，而一個雜誌社是什麼事也幹不成的。但我衷心希望楊老師的宿願有實現的那一天。因為那不僅是他個人的心願，也代表了在那場人禍大災難中，三千多萬枉死亡靈的心願，告誡後人們，勿忘國殤！勿忘國恥！
大躍進大饑荒大災難，是始作俑者毛澤東，傚法斯大林實行的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把偌大的中國變成他的主義試驗場，把苦難的中國拖進人間地獄。和平時期，在沒有大一點的自然災害情況下，主要因為共產風的肆虐，對農民施行徹底的掠奪，包括毛澤東親自下令的，最殘酷的所謂反瞞產私分，和苦難與罪惡的淵藪—–人民公社食堂制！百姓家中有糧成為」非法」，各級領導與專政機關，可以明目張膽地，」合法」地，到處翻箱倒櫃，挖地三尺搜刮餘糧！更有勝者，如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路憲文丶安徽省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等惡吏，公然嚴令所轄地農民，不准灶台冒煙丶不准逃荒要飯丶不准上告上訪！把善良的農民，活活餓死在家中。一雷天下響，亙古以來人世間最嚴密的政治組織，控制了窮鄉僻壤每一個角落，毛領袖的權威無遠弗屆，專政的鐵拳無往不至，強大的輿論攻勢，足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這才造成三千七百多萬百姓主要是農民被餓死，亙古未有的大災難！這個數字超過了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死亡的總數，也超過了1949年以前2129年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萬多人的總數（《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甚至是沒有炊煙的戰爭，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當時毛澤東大獲全勝了，為了他的主義，他不停地發起各種政治運動，每場運動他都擊倒了無數他治下的百姓。僅三面紅旗一役，就有三千多萬民眾，伏屍在他腳下，他作為戰無不勝的大獨裁者，他獰笑了，在全國大建行宮，盡情享受美食美女了，吟詩作賦讚賞天生一個仙人洞了。如明末大儒黃宗羲所言，是舉天下以奉一人了！他能不偷著樂嗎？
但是，毛澤東最終還是恐懼了！他應該知道他殘害了如此巨量的中國老百姓，他該受到怎樣的歷史審判？所以他必須掩蓋歷史，矇蔽事實的真相。但是，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向一個人隱瞞所有的事，也可以向所有的人隱瞞一件事，但你不可能向所有的人隱瞞所有的事。大饑荒中全國遍地是災，哀鴻遍野，處處是白骨新墳，毛澤東能捂得住嗎？摀不住也得捂，怎麼捂？毛澤東有毛澤東的招，毛澤東有哪些高招，能瞞天過海呢？我想不外乎如下幾點:
一是強化意識形態灌輸，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這是執政者的獨門絕技。如毛澤東一再說的，凡要推翻一個政權，也包括施行各項政治運動，都必須先做好輿論準備。兵馬未動，輿論先行。獲得政權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大搞一言堂。毛澤東1958年5月8月在八屆二中揚言，你們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我們一直承認。毛氏的大獨裁，就包括輿論獨裁，決不允許一點異樣聲音。否則輕者牢獄伺候，重者人頭落地。這一點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是一浪高過一浪，大躍進中更是甚囂塵上，無孔不入。時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以後反思說，大躍進大災難，人民日報要負一定的責任。我是那個時代的親身經歷者，每當看到人民日報上，大字標題報導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沒臉沒皮沒羞沒恥地鼓噪，什麼畝產三萬丶五萬丶直至廣西環江縣的畝產十三萬多斤的消息，再看看身邊農村隨時可見倒地的餓殍時，心想那一張張造謠的報紙，不就是一道道催命符嗎？！
出來混總要付出代價的，從個人到政黨都一樣。再厚的牛皮，無限量地吹，總有吹破的一天。真相總有被敗露的一天，真相敗露了怎麼辦？還能怎麼辦？繼續吹唄！1959年的報紙，還在鼓吹更大的躍進，躍進形勢越來越好！到了1960年就突然冒出來，全國連續三年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了。不再說糧食多了怎麼辦？改口說要低標準瓜菜代，忙時吃乾閒時吃稀了。58年59年的報紙白紙黑字還在，有說全國受災的事嗎？真是大權在握，話語權牢牢控制在手裡，墨索里尼總是有理。而一旦到了狡辯的理也說不出來的時候，比如七千人大會上，大量餓死人的事實已經突顯了之時，那又怎麼辦呢？也有辦法，就是竭力封鎖消息，一鎖五十年，等到知情人丶親身經歷者都死光了，看看還有誰在說幾千萬人被餓死的事，你不說我不說他也不說，不就等於餓死人的事沒有發生過，執政者不是依然光偉正嗎？
應該承認這一招效果還是很不錯的。現在五十歲以下的人，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僅僅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並不遙遠的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主要是人禍引起的人類史上的空前大劫難了。有人見到互聯網上在討論大躍進時期究竟餓死多少人時，竟然說這是類人猿在說話。比如有個叫江西李建軍二先生就說，人怎麼可能被餓死，世上可以吃的東西很多嘛，就差未像晉惠帝所說的，何不吃肉煮飯了。這位二先生還說，誰再說餓死人了，就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以後中共黨史二巻出來了，承認1960年比1959年，人口減少一千萬！這位二先生未再說要追究誰的刑事責任了，但還說這樣的黨史一出版，就標誌著中國茉莉花革命的開始。讀到這樣的帖子，我是五味雜陳，心情十分糾結，可悲的中華民族啊！
其二，毛澤東綁架全黨，發動群官，一起投入到封閉歷史真相的行動中去。這一招也算管用。歷史的真相至今還在云山霧沼之中，不能不承認是執政者上下合圍，全面封鎖的結果。君不見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怎麼說的？上至中央最高層，下到公社黨委，在這場人禍大災難中，人人有責，誰也脫不了干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要政權還在，諸位仍可稱覇一方。別問是誰通了漏子，也別問漏子通了多大，只要上下一心，輿論一律，步伐統一，上面都有人幫你兜著。即使像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那樣，餓死了四川近千萬人，還可以榮升真正的西南王和國家領導人;吳芝圃在河南餓死了幾百萬人，信陽事件臭名遠颺，還不是毫髮未損，改革開放之後吳芝圃死了，悼詞裡還說要去掉強加他頭上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啊！原來河南省特別是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都是污衊不實之詞？！相反的你要主持正義，為蒼生百姓說話，那不問你是身居要職的彭黃張周，或是地方官員，如安徽的張愷帆河北的胡開明，後果又如何呢？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全黨和各級官員，該怎麼想和怎麼做嗎？
毛澤東這一招真的很高，黨和政府的官員們，沒有人不知道，毛澤東是一切災難的總禍首。如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丶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一次討論會上所言，毛澤東一生幹了那麼多壞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暴君！從暴力土改到農業合作化，特別是大躍進共產風，毛澤東都是始作俑者。儘管開始有鄧子灰周恩來陳云等人的反冒進，廬山會議上彭黃張周的仗義執言，後又有劉少奇的幡然回悟，都改變不了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和一言九鼎。等到屁漏鬧大了，民怨沸騰，官怨也沸騰了。毛澤東輕輕巧巧幾句話，聽起來像在做檢查，實際上就把罪責全推出去了。下面的官員們能怎麼辦，緊跟中央部署唄，還能怎麼樣。有幾位地方官員，能像山東省昌樂縣委書記王永成那樣，大躍進中全縣未餓死一個人！既然你們身後都跟著無數餓殍的冤魂，你還能正義起來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跟著毛澤東一起掩蓋歷史真相了。
其三，發動更強勢的政治運動，以遮掩原先的罪惡。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所說的：「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這不，另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什麼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說燒不就燒起來了。對此，說的人已經很多，不再贅述了。
其四，企圖通過所謂欽定接班人，實行家天下，以長久矇蔽真相。單少傑先生曾當面問過李銳老，毛澤東害不害怕歷史？李銳說，他怎麼不怕，他怕得很！你看毛澤東晚年那個忙的喲，真叫人「感動」，還剩下也就幾個月時間了，還一會指定江青當主席，張玉鳳進常委，是什麼後黨;一會又指定毛遠新當主席，是什麼太子黨。忙來忙去忙什麼？不就是想自家人接班，不會揭他的老底嗎？他犯下的反人類滔天大罪，能永遠隱瞞下去嗎？結果如何呢？屍骨未寒，什麼後黨太子黨，剎那間灰飛煙滅。
毛澤東做過了頭，接班人之舉，是他人生最大敗筆！他得罪了所有的上層官員，他太不把他們當人看了，他真的把他們當成毛式家奴了！活著的時候，想整誰就整誰，要嚥氣了，還想把他們交給老婆侄子繼續整！想過他們的感受嗎？能怪他們拍案而起嗎？設想一下，如果毛不干這個事，或是這種赤裸裸的醜事，不是張玉鳳女士那麼早就捅出來，可能歷史的進程會慢一些。而歷史常常只按自己的步伐行走，有時像太極圖那樣，首尾相咬。
下面說說大饑荒時的重災區，我的家鄉安徽省的一些情況，以及我個人作為反右和大躍進劫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一些經歷和調查研究的所見所聞所思。
安徽省是大饑荒的重災區，是有史可查的。根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第369頁記載，安徽省總人口，1958年年末為3394萬人，(農村人口2997萬)，1961年末為2987.7萬(農村人口2548萬)。與1958年比較，1961年末共減少406.3萬(農村減少449萬)。而據安徽省統計局編的《安徽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省共出生人口為141.7萬人。那麼與1958年相比，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應該是406.3萬十141.7萬=548萬人。除去正常死亡數丶逃亡丶失蹤人數等，張愷帆所說」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是接近事實的。這應該稱得上是正史了。
為了論證這一時期的歷史，還可以舉出下述較為可靠的資料，相互印證。
一是發表在《炎黃春秋》2011年5月號的文章:《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一文，上面有一張表：「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災前全國人口為63474.9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萬人，死亡率為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災前人口為3446萬，非正常死亡633萬，死亡率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2萬，絕對值全國第一，死亡率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於《張愷帆回憶錄》書中記述的數字，此乃因為一是三年一是五年之別也。事實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確是從1958年開始，綿延至1962年的。
數字是冰冷的，但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鮮活的生命。我們不能像沒有人性的惡魔斯大林那樣，說什麼死亡幾百人幾千人，那是人命;而幾十萬丶幾百萬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數字了。
當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有幾億人口，死幾千萬有什麼要緊，讓婦女敞開肚子生，幾年不就回來了。這種拿中國人不當人，一付無恥的嘴臉，真該下十八層地獄！
下面再說說另一個可以參照的數據，是公安部三局王維志研究員的研究成果。他說那幾年安徽省有11個縣，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依序前六位的是無為縣18.23%丶太和縣17.479%丶宣城縣16.31%丶亳縣16.238%丶宿縣14.432%丶鳳陽縣13.604%——這個數字未查到起訖年月，雖然較上述兩家數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在四百萬左右，是有根據的。
我為什麼又要引用這一數據呢，因為它和我個人的經歷密切相關。從這張小表上看，安徽餓死人數排在第一位的無為縣，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縣，正是大饑荒年代，我生活過和最熟悉的地區。
先說說無為縣。如果說安徽省是大躍進大饑荒的重災區，那無為縣就是重中之重！僅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之後未統計)，就餓死了320422人。佔全縣1957年底人口總數982979人的34.8%！
無為縣位於長江北岸，境內水網縱橫，是江北的大糧倉，也是對岸全國四大米市之首蕪湖市稻米主要供應地之一。大躍進中三年，為何在沒有大一點的自然災害情況下，一個魚米之鄉，竟會有數十萬農民被餓死？這是誰之罪？對此已故的無為縣農委幹部丁人卜先生和楊金聲先生，作為研究無為事件的開拓者，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那就是人禍！
這裡要說一說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為縣委農村政策研究的負責人，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冒著風險開始調查無為縣大批餓死人的驚天大案。經過多年的走村串戶，和查閱縣公安局丶統計局等政府職能部門的檔案資料，終於編成《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蹟》一書。隨即送各主管部門審閱，也呈送給無為事件當事人張愷帆副省長過目，均無異議。以後丁人卜先生又個人出資打字印刷裝訂成冊，廣泛徵求意見，均未聽到質疑的聲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本資料是一部當代人寫當代事的信史，是真正來自大躍進大饑荒重災區的第一手可信資料，彌足珍貴！
2008年我在無為縣採訪時，蒙楊金聲老師將此打印稿相贈。以後丁人卜之子丁華林夫婦與楊金聲老師，五七難友方後高先生，一齊到我家。丁華林先生親口授權我可以發表及引用其中資料。
我在認真讀過丁人卜先生遺著之後，首先是受到極大的震撼，繼之也感到有責任，將它推向媒體，讓更多的後來人，知道半個世紀前的中國，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人間地獄式的悲慘事件，有多少我們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躍進共產風的狂潮中。為此我一面將它們一字一句錄入電腦，一面開始寫一些解讀性的文章。諸如《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丶《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丶《一場肢解中國農民家庭的前哨戰——人民公社食堂苦難與罪惡的淵藪》等等，散發於《炎黃春秋》及共識網丶五柳村丶觀察等中外網絡。
拙文發表後，曾引起過較廣泛的關注。有在世界各地無為人，特別是大饑荒中死難者的家屬，來函來電表示無限哀傷的;有來函希望幫助尋找大躍進災難中失散親人的;有函索拙文並希望轉載和出版的;有對一些史實疑點希望能進一步說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報社一社89歲的老先生來函詢問，丁人卜先生為何不對1961年之後的無為農村做調查統計？我都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一一回覆了。
當然，也會有反對者的聲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實，觸到了一些人包括官二代們的痛處，我曾連續兩年收到過恐嚇短信和電郵，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內的也有境外的，有說我要遭到報應，也有乾脆發來連續14個4的。4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歷來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實名實姓。你們罵也好恐嚇也好，為何不敢報上名來？我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尚無畏懼，你們怕什麼呢？記得是名報人林白水先生，面對恐嚇信說過一句話，他說生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後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慼慼也。
話說遠了。無為大饑荒事件披露之後，受到更多關注的還是學界，和大躍進大饑荒的研究者們。我曾接到過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遺著，其中有境內外的專家學者，也有像陽光衛視這樣的媒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庫這樣的學術機構。我都一一即時贈送了。只在回函中表述，我們只有一個共同責任，那就是在為大躍進大饑荒中枉死的中國數千萬亡靈的哀悼中，不能忘了要為他們討回公道，要對那些犯下反人類罪的罪酋，尤其是首惡毛澤東進行歷史的審判！
丁人卜先生這本遺著，究竟寫了些什麼，這裡不能一一介紹了。只能說它是從共產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一份極好的標本。它通過翔實的數據調查，可貴的細部描述，真人真事的真實記載，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一個百萬人口的大縣，一個瀕臨長江的魚米之鄉，一個大糧倉，怎樣的經過大躍進共產風肆虐之後，如何的粒米如珠，後來連黃豆桿子丶花生藤殼丶高梁桿子丶玉米葉皮芯都充口糧，最後草根樹皮也吃光。接下來是哀鴻遍野，餓殍遍地，家家有新墳，處處有屍臭的人間地獄！它告訴人們所謂大躍進期間，無為的糧食總產量，遠不是什麼高產再高產，翻番再翻番。而是鐵的事實告訴你是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58年到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57年為6.7億斤;58年為6.2億斤；59年為4.4億斤；60年為4億斤，與57年比減少36.5%。而1958年糧食外調任務，竟然是2.3億斤！
它還告訴人們，什麼叫反瞞產私分，那就是逼糧，也就是逼命！當地民謠：「見偷吃的打嘴巴，下圩遲的開口罵，叫不來的繩子拿，若強調就樑上掛。」
「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壇生產隊長支部書記丁家法，打罵群眾，剋扣伙食無所不為。1959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全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塊肉，當場流血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半月後死去。」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內，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約5斤稻，傅將倪華拖來吊打，用燒紅的大底針在她的鼻樑上烙了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組長將該女社員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明文因病不能參加生產，遭他一頓毒打，因傷重而死。」
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應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兩、三兩；有的地方斷炊。以致外流、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普遍發生，還要搞反瞞產私分。59年12月18日無為縣委第一書記惡吏姚奎甲，到紅廟公社召開黨委會，批判該公社為什麼只報單產360斤，說紅廟公社有特務，有瞞產私分行為。立即將黨委書記吳定誠撤掉。指出當前工作要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隨於12月10日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13天會議，用嚴刑威逼報糧。在會議期間及會後，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佔該大隊總人口的49%，該大隊的西林、大季兩個生產隊，在13天會議期間就死去395人；新屋生產隊原有112人，死去78人，佔66%，全家死光的7戶，共33人。正崗大隊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佔52.5%；徐崗大隊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佔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該公社有6個大隊斷炊，其中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16個人，公社拿出4000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後，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4000斤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子。』並在第二天召開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喜皮笑臉的說：『我今天來給大家帶來三個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雙空手；要糧食一粒沒有。』」這樣的惡吏，還有一點人性嗎？
大量餓死人還與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緊密的關係。據我的一位本家，當年在無為縣高溝公社草埂生產隊當過小隊會計的堂兄對我說，他們的小隊食堂管147人伙食。有時一歺飯竟然只有2斤米下鍋！人均不到10克。農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對我說，有些基層幹部和炊事員，居然在熬大鍋糊糊湯時，用紗布把米包起來，這樣他們就能吃到半乾的飯，而農民們只能喝大鍋清水湯了。所以當時當地有民謠:」一兩二兩餓不死生產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
毛澤東—曾希聖—姚奎甲，這一夥暴徒，如此殘害中國的善良百姓，心腸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後果之嚴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雖萬死也難贖其罪！
說過排名第一的無為縣，再說說排名第三的宣城縣。如果說長江之北的無為是江北大糧倉，則宣城縣則是江南的錦繡之地，更是自古以來就是物產豐富五業興旺的膏腴之地。誰能想到就是這塊毗鄰人間天堂蘇杭的沃土上，在大躍進共產風肆虐期間，竟是也是白骨遍於野，百里無雞啼，死難者枕藉的悲慘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習廣先生去宣城調查，原宣州市政協委員，某醫院放射科主任胡醫生告訴我，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宣城縣餓死人的比較可靠的數字，應該是18萬人，而不是過去流傳的17萬人。當時宣城全縣人口約為60萬，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鄰近的蕪湖當涂，都是安徽省長江以南的精華所在，它的美麗富饒，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賜，一部分卻是得益於我們祖先的辛勞開掘。我們不妨對它們的歷史，做一點簡略的回顧。
蕪丶當丶宣一帶，漢以前很多地方是濕地，蕪湖者荒蕪的湖灘也。鳩鳥翔集，蕪湖又名鳩茲。宣城也近似，僅宣城北鄉的江南五湖(金錢丶青草丶南漪丶丹陽丶固城)之一的金錢湖，四周即是有二十餘萬畝的大湖灘。三國期間孫權大帝赤烏元年至四年(公元238–241年)，孫權為了對抗北方發達強盛的曹操，派冠軍將軍丁奉，以五路總兵衘鎮守宣城，蕪湖一帶。同時開發五湖區，使它成為東吳的大糧倉。丁奉不辱使命，率軍數萬，一邊操練，一邊圍湖造田。經過四年的苦心經營，終於使荒蕪的五湖區湖灘，變成了肥沃的良田。遇旱則積，遇澇則洩。圩內高處廣種桑麻丶麥菽，低平處種稻，水面養殖。有一首曾作為高考作文命題的，清人阮元的吳興雜詩：「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萬戶家。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也正是五湖圩區的寫照。
其中僅以圍宣城金錢湖為例，丁奉經四年經營，築堤104里又49步，堤寬丈餘，堤高2丈餘，堤底寬五丈，圍成一碩大的金寶圩。圩內有良田十萬零二千畝，水面六萬八千七百畝，一千多個村莊，七萬八千八百餘人。圩內阡陌成繡，溝渠縱橫，土壤肥沃，旱澇保收。可產糧六千萬斤到八千五百萬斤，棉花二萬擔到三萬五千擔，大蒜一百多萬斤，鮮魚二百萬到四百二十萬斤，是貨真價實的魚米之鄉。2011年7月我與余習廣先生一起，租車去屬於金寶圩的宣城養賢鄉，登上始建於1700多年前的金寶圩大堤，緬懷先賢，再想到共產風期間，執政者的惡劣行徑，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釋懷。
三國以後，長江以南一直物產豐富經濟富裕，不僅自身衣食無憂，而且也是中國穩定的一股強大的物質基礎。明顯的例子就是西晉永嘉年間的八王之亂時，生靈塗炭，唯獨江南尙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以後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文化大交流。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塊風水寶地，一千多年來都是水旱無憂，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文人輩出之地，到了所謂大躍進期間，竟然也餓死了那麼多人，我們對得起祖先嗎？丁奉將軍在開發宣城期間，吳王孫權下詔：「蓋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其年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想起我們多年唱的所謂紅歌，什麼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里江山披錦繡。舊世界真的就那麼萬惡嗎？新世界真的就萬里江山披錦繡了嗎！一千七百年前吳王孫權，尙能造福百姓，使中華兒女能安居樂業，休養生息，衣食無憂。而可惡的毛時代，只會對億萬生靈作徹底的掠奪。為了去爭奪什麼國際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國老百姓成千萬的被餓死！他還有什麼臉面去面對中華民族的百姓與先人！
可惜，宣城縣在大躍進大饑荒中，發生過如此慘烈的大批餓死人事件，至今能讀到的材料極少，遠不能和安徽省的無為縣太和縣鳳陽縣巢縣全椒縣等縣相比。我們只知道當時的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一位名曰徐應欽的，為了反映宣城大批餓死人的實情，為了衝破當局對郵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鄰省江蘇高淳縣郵局去投遞。就這樣還是被宣城縣委截獲了。聽說徐後來被關進大牢不知所終。
當時縣委主任負責人，是田、楊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垮台了。作為曾的紅人，這對夫妻一度失勢，田在地區商業局賦閒時，我還見過他。不久他就晉陞到一個地級市當副書記，陞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萬人，死了也就死了了。
最後說一點我個人在大饑荒中的經歷。
我1958年21歲時被劃右派，發配到廣德縣一個叫門口塘的農場，接受監督改造。接下來就趕上了大躍進大饑荒，我年幼體弱，又鐵帽壓頂。備受飢餓丶勞役丶批鬥等多重磨難，能活下來也是九死一生。我還親眼見到一些右派難友，受盡欺凌，活生生的就死在我的面前。至今難以釋懷的是一位叫周志銀的無為藉的小學教師，只因為在工地上撿到半截小山芋，私自吃下去了。被作業區虎狼一般的主任趙德隆，在檢查廁所時，發現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順藤摸瓜，查到了周志銀頭上，馬上開全作業區的批鬥大會！趙德隆人高馬大，破口大罵多時仍不解恨，對著已經彎腰認罪的周志銀的胸口，連踢帶踹兩大腳，周飢餓多日，已衰弱不堪，那裡能經得起這重重的兩腳，只聽到周慘叫一聲，在地上掙紮了一會兒，就氣絕身亡了。人都已經死了，趙還大發淫威，先說他裝死，後又說「死個把右派還不就像死了條狗一樣，誰叫他偷山芋吃！」
這裡說一下驗大便是怎麼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為困難時期，主食品就是我們自己種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種吃法，整個煮著吃的機會很少，經常是切成片摻和一些山芋藤山芋葉，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這樣大便也成粘糊狀。有時吃的是山芋洗過殿粉之後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狀。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則是一種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狀。我們右派只能在食堂就歺，因此廁所裡決不准出現吃過生山芋的大便。趙德隆扛過長工，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為人師表的教師，怎麼會因為半截生山芋，就丟掉了性命。
我見到過更多的死亡還是農民，特別是在離我們農場不遠，一個叫新杭公社的水庫工地上。因為挑水庫的人多，人多糞便就多，我們是去拾野糞的。挑水庫是個硬活，不像下地幹活還能磨磨洋工。挑擔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經年挨餓已是氣息奄奄的農民，趕上水庫工地去幹這個硬活，無疑是迫使農民早死！亊實也正是大饑荒時期，餓死農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庫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過一些農民，歪歪倒倒地挑著半筐泥，走著走著往地上一倒就永遠起不來了。也許是見多不怪了，有人死了卻很少見到有人在呼天喊地的痛哭，人們是麻木了？還是想到說不定下一個倒下的就是自己，或是人們都餓昏了，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我是見過一次死人，就在心靈上刻上一刀，死人見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心也就硬了，也忘記了什麼叫悲傷和怨恨了，就這麼懵懵懂懂地活過了古稀之年，近年來才有一些醒悟。
2011年12月初稿，2012年2月二稿
文章來源：《北京之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