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訊】每年3月5日，都是「學雷鋒」的日子。2009年，全國政協委員劉江龍選擇在3月4日這一天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申報「雷鋒精神」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他講，美國著名的西點軍校大廳中懸掛著5幅人物肖像，雷鋒肖像也在其中，西點軍校的學生守則上，印有雷鋒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有人批評劉江龍說美國人學雷鋒是在「忽悠」國人。我倒覺得這個提案有點意思，因為它可能無意間令許多人好奇：美國人到底會怎麼看待雷鋒？怎麼看待「好人好事」？
其實，「好人好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行為描述，而是一個由社會，甚至政治環境引導和規範的道德概念。在大多數的社會文化中，「好人好事」的道德意義往往是用某些平易的人物故事來傳遞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雷鋒做好事」跟「孔融讓梨」、「韓信報恩」、「武訓辦學」應該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今天要申報雷鋒事蹟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有人把雷鋒做的事情拔升到了「精神」的高度。
今天呼喚「雷鋒精神」，不是因為中國歷史缺乏好人或好事的事例，而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許多事例象徵都已經被破壞殆盡了。從最好的用意來看，雷鋒故事是用來填補中國道德故事空白的一種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對雷鋒故事的形成和流傳，政治權威的直接干預和操作要比在中外古今的任何其他好人身上來得更加明顯。雷鋒也因此不再是一個一般文化意義上的「好人」象徵，而成為一個具有某一特定時代中國特色的「政治好人」。
雷鋒是一個「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戰士，他的政治覺悟比一般人高，比一般人「先進」，因為他受了共產黨的教育，聽了毛主席的話。雷鋒做的「好人好事」有一個特定的說法，叫作「為人民服務」。這個說法也是有特定政治含義的，因為「人民」並不包括所有的人，至少是不包括「階級敵人」的。
美國並不缺乏做好事的人，也不缺乏「好人」的象徵。但是，美國不可能出現像雷鋒這樣的政治好人，也沒有弘揚「雷鋒精神」的政治、社會環境，更不用說以這一精神來作道德象徵了。雷鋒故事特定的政治頌揚遠遠超過了一般的道德勸善，因此不具有普世道德意義。雷鋒無條件地讚美他的政治培育者，他的政治培育者則以同樣的方式讚揚雷鋒，因此便有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在美國找不到一個類似的，可以向全民作道德號召的至高政治權威。
以神喻故事來勸善，而不是政治權威來號召，比較符合美國的國情。在美國，「好人」的象徵不是一個愛黨、愛領袖的軍人，而是基督教《聖經》中的一個人物，人們並不知道他姓什名誰。只知道他是一個撒瑪利人。他所做的好事只有一件，記錄在《聖經》的《路德福音》中。這件「好事」也有一個特定的說法，不叫作「為人民服務」，而叫作「幫助你的鄰人」。
一好心的撒瑪利人
《路德福音》中的「好心的撒瑪利人」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師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律法師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在這個故事裡，有三個有能力幫助傷者的人物：祭司、利未人和撒瑪利人，其中祭司和利未人都有很高的身份。祭司傳達神的旨意，是猶太人的精神領袖(相當於今天社會中的「領導」)。利未人是神在以色列人當中特別選招的一批人，從血統上他們都是以色列十二個兒子中一位名叫利未的子孫。從身份而言，神要利未人替代以色列人每個家庭中的長子。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從利未人當中出來的，他們的工作包括了教導神的話語、贖罪、感恩、敬拜、獻祭、並且要做神子民的好榜樣。
和祭司一樣，利未人的身份也很尊貴。神不准利未人做任何工作，他們唯一的事業就是幫助以色列人和神建立美好的關係（相當於做群眾工作的「幹部」）。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經濟上要供養利未人，使得他們能夠專心於以色列人和神的關係上。為了樹立好榜樣，神在給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特別有一章是給利未人的律例（叫「利未人律法」），希望他們遵守（相當於給先進組織成員提出高標準的要求）。神要以色列人能夠從利未人身上看到屬於神的人何等聖潔美好，也因此看清了世俗中的罪惡，和它給人帶來的不良影響。為了達到大眾教導的目的，神要利未人分散住在以色列各地，這樣一來每一個以色列人的社區都有利未人，讓大家看到合神心意的生活（相當於先進組織成員滲透到每個基層）。
與猶太人中的佼佼者祭司和利未人相比，撒瑪利亞人的身份極為賤卑。撒瑪利亞人接受的宗教約束較少，崇拜偶像，又與異族通婚，為猶太人所鄙視，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早已成為仇敵（相當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階級敵人」）。耶穌用賤卑的撒瑪利亞人來舉做好事的例子，要說明的是，鑑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
好心的撒瑪利人是一個身份卑賤的人，但他做了比他身份高貴得多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不願意做的事情。他的故事因此有了這樣一個道德教訓，有責任、有地位教化普通民眾的高貴人士未必有實際的道德行為。撒瑪利人做好事不是宗教或政治領導人教育他、培養他的結果。他是獨立的行為者，他的善行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撒瑪利人的另一個道德教訓是，做好事不需要特別高的覺悟，做好事不過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而已。
二「愛你的鄰人」和「為人民服務」
在美國，做好事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善良天性，與政治培養或覺悟絕無關聯，與愛什麼政黨，服從什麼領袖也毫不相干。做好事的人往往被直接稱作為「當善良的撒瑪利亞人」。在基督教的道德語言中，「當善良的撒瑪利亞人」就是「愛你的鄰人」。那麼誰是鄰人呢？鄰人指的不是住在你隔壁或鄰里間的熟人，鄰人指的是因為你去幫助而與你結成親近關係的人，那個原本可能是與你完全陌生的人，你把他當鄰人看待，對他做好事，他於是就成了你的鄰人。
「當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或「愛你的鄰人」凝聚著基督教傳統的道德哲理，同樣道理，「當雷鋒」和「為人民服務」凝聚黨國體制的政治原理。
耶穌用撒瑪利人的例子來解說「愛你的鄰人」，其深刻的道理在於，受撒瑪利人幫助的那個傷者，原本是一個與他陌生的人。你先幫助一個人，後與他因此成為鄰人，與你先確定一個人是你的鄰人，再去幫助他，是有根本區別的。幫助熟人、親近者，仍然是一種以幫助者的自我為中心的行為，發生在行為者的「我族」人群範圍之內。在一個人與你毫無關係，全然陌生的情況下，你去幫助他，那才是真正超越自我中心的利他行為。
撒瑪利人並不認識那個傷者，甚至不知道那個傷者是不是也對撒瑪利人有過歧視和排斥的敵意或行為。撒瑪利人是在全然不顧一切外部因素的情況下，出心幫助那個傷者的的。這與雷鋒的「為人民服務」精神是相違背的。雷鋒要幫助的是他心目中的「人民」，除了「人民」，他是不幫助的，不僅不幫助，還要加害打擊。他的座右銘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
用「好心的撒瑪利人」故事去理解雷鋒「為人民服務」的意義，雷鋒本人肯定是不會同意的。「好心的撒瑪利人」待人的方式是人性論的，而雷鋒待人的方式則是階級論的。如果簡單地把雷鋒看成是中國的好心的撒瑪利人，就不免得出這樣荒唐的推論，那就是，雷鋒去幫助一個人，無論那個人是「工農群眾」也好，「階級敵人」也罷，他只要受到雷鋒的幫助，就會與雷鋒結成一種親近的「人民」的關係。這樣的「階級調和論」顯然是違背「革命戰士」和「共產黨員」雷鋒本人的意願的。從雷鋒的立場來看，一個階級敵人就是一個階級敵人，不可能因為受到他的幫助而改變他的「階級本性」和敵人本質。
再說，雷鋒是根本不會願意去幫助一個敵人的。這就給雷鋒做好事增添了實際的困難。這使得雷鋒在做好人好事之前，先得摸清對方的身份，或者至少確定對方不是一個階級敵人。每次做好事之前，不能不先有所猶豫，不能毫不猶豫地想做就做。要是碰到「好心的撒瑪利人」故事中的那種情形，遇到一個身份不明的傷者怎麼辦呢？是查他的階級出身，敵我身份？還是硬著頭皮，先救了再說，出了差錯，再按「好心辦壞事」做自我檢查？翻遍《雷鋒日記》和雷鋒光榮事蹟紀錄，他似乎從來也沒有碰到過這類為難的情形，這是很令人奇怪的。雷鋒經常地在做好事，幫助過這麼多的人，而他又生活在一個階級鬥爭非常激烈、隱藏的階級敵人為數眾多的國家裡。他居然一次也沒有碰到那種令他尷尬、進退兩難的情形，一次也沒有不小心幫到了不該幫的人，真是太神奇了。
人性論的「撒瑪利人故事」是一個關於好人好事的道德寓言，而原初的階級論的雷鋒故事則不是。「雷鋒故事」是一個政治神話。政治領袖們早就規定了「學習雷鋒」的政治含義，至於後來媒體宣傳的「做好事」，不過是故意隱諱了這一層政治內容而已。要是沒有當年和今天政治機器的全力開動，哪裡會有雷鋒這個「國家級」的好人像征？
對於雷鋒這個人物，「製造」要比「自造」來得更重要。雷鋒行為的意義不是自我完足的，而是依附於他的製造者的英明、偉大。英明、偉大的英雄製造者即使自己一件好事不做，只要雷鋒做好事，就理應收取頭份的功勞和榮譽。這可以從每年的「學雷鋒」日定在3月5日看出來。3月5日既非雷鋒生日也非雷鋒忌日（雷鋒於1962年8月15日去世），而是1963年各大報紙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日子。在雷鋒之前，就有了不少先進的英雄。經毛澤東題詞，雷鋒從許多先進英雄中脫穎而出，成為「最最」先進的英雄。是領袖的題詞使得每年3月5日成了例行的雷鋒紀念日。記住雷鋒，首先要記住的是那個把雷鋒製造成為英雄的偉大領袖。
三學雷鋒是學做好人好事嗎？
毛主席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要學習什麼呢？偉大領袖自己從來沒有明說，至少沒有明說學習雷鋒是學習做「好人好事」。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們在題詞中對學雷鋒要學什麼有過種種較為具體地說說明，也同樣沒有一個是說學雷鋒是學習做「好人好事」的。
劉少奇的題詞是：「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
周恩來的題詞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
朱德的題詞是：「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鄧小平的題詞是：「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
在所有的題詞中，又以林彪的題詞最重要，最得要領：「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所有的題詞突出的都是黨國政治，沒有一個是太把「好人好事」當一回事的。這當然不是說，學雷鋒必然與做好人好事無關，而是說，就算做好人好事，先決條件也必須是忠於領袖、有共產主義精神、有革命覺悟、無產階級鬥志等等。
這樣就產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不具備這些先決條件的人就不能做好人好事了嗎？做了能算是真正的好人好事了嗎？或是反過來也是一樣，具備這些先決條件的人就一定會做好人好事了嗎？
作為一個寓言，「好心的撒瑪利人」故事提醒人們，具備了優越的社會、政治、道德條件，未必就等於最樂意做好人好事，更不用說真的會去做了。「好心的撒瑪利人」因此成為一個反諷的故事。反諷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批評。撒瑪利人故事直接批評的對象是祭司和利未人，他們位高權重、精通禮法，自以為是普通人的精神導師，但在最基本的仁愛之心和行為上，卻不如一個卑賤的撒瑪利人。用外在於人行為本身的「政治」或「覺悟條件，將人按「政治」或「覺悟」進行等級區分，無法衡量行為的意義。以此來作為鑑別人心和善行的標準，結果往往是荒謬的。
「政治」或「覺悟」使人很容易陷入對立和仇恨的關係之中，也使雷鋒落入了抽象敵我劃分的陷阱，讓他覺得自己對「敵人」有一種天然的道德優越感。在這個陷阱中，普愛意義上的助人為樂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敵我劃分正是普愛的耶穌道德教誨所特別反對的。耶穌自己奉行就是一種與仇恨完全不同的行事之道。愛自己人算不得真愛，愛敵人才是真愛：「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路加福音，6：32-35）
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首先需要不仇視任何人。愛的第一條件是不仇恨，能否愛別人，真正的考驗是能否不仇視你眼中的「罪人」和「仇人」。耶穌為此做出了榜樣，他首先把自己放在與「罪人」平等的位置上。對那些「罪人」，耶穌並沒有一種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利未在自己家裡，為耶穌大擺筵席。有許多稅吏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法利賽人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說，你們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29-32）
耶穌助人比撒瑪利人助人又有了更深一層的意思。耶穌不只是在關心別人身體的飢寒之苦，而且也關心別人的精神之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今天的社會中，許多開啟人性、提升道德心靈、批評社會非正義現象、促進政治進步的行為，不僅也都可以算是好人好事，而且是更重要、在幫助更多人的好人好事。
四道德寓言和保護弱者
同「雷鋒精神」一樣，「為人民服務」也是一個政治神話。「人民」是在與「非人民」(階級敵人)的虛構區分中得以確立的，卻被當作了一種真理事實。雷鋒對此深信不疑，學雷鋒也必須也對此深信不疑才行。但是，誰是「人民」呢？是「人民」的，就都一定是需要幫助的嗎？那些大權在握，可以為所欲為的權貴和那些為基本生存不得不仰人鼻息、看人臉色的下層民眾，那些已經大富和豪富起來的「人上人」和那些生活在貧困之中、隨時可以被欺侮的「人下人」，他們都是一樣的「人民」嗎？難道他們同樣程度地需要雷鋒式的「為人民服務」嗎？
撒瑪利人故事強調的是幫助弱者，而雷鋒故事則沒有這一層意思。撒瑪利人故事告訴人們，誰才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他們是處於困難狀況中的弱者和易受傷害者，不是空洞的「人民」。
耶穌在給利末人訂立的律法中要求他們「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末記：19：33-34.）留下麥穗和果子的人，不需要知道他幫助的是誰，因為「做好事」不是做秀，幫助弱者和易受傷害者，那才是要緊的。
每一個社會都需要它自己的道德寓言故事，道德寓言故事能幫助一個社會的道德自我維護和自我建設。政府號召做這做那，說明社會的助人機制已經出了問題。政府並不能代替社會形成自覺、自發的道德習慣。國家政治權力介入社會道德，是國家干涉和宰制社會，看上去是在幫助社會提高道德水平，其實是在損害社會自身的道德機能，往往反倒會起揠苗助長的作用。更何況，一般民眾都明白，國家以道德干預社會生活，其實是出於政治需要，所以這種號召並沒有充分的道德說服力。一次次運動式地號召學雷鋒，早已變成老一套的行政說教，沒有效果是可以預料的。明明這是一個可以預料結果，但卻還是一次次照樣號召，反而顯得號召者沒有誠意、能力低下、缺乏領導創意和道德眼光。
與國家政治色采濃厚的雷鋒故事相比，撒瑪利人故事是一個社會性的道德寓言故事。但是，即便是道德寓言人物的撒瑪利人，他也不是什麼人人必須學習的「榜樣」。不管撒瑪利人故事有什麼樣的道德意義，今天的人們畢竟已經不再生活在《聖經》時代了。在現代公共社會中，這個道德寓言帶給我們的只是關於保護弱者和易受傷害者的啟示，而不是行動榜樣。今天，個人做好事無論如何值得提倡，都已經不再是保護弱者和易受傷害者的最有效方式。社會制度性的福利和公正對待才是保護弱者和易受傷害者的根本保障。個人做好事固然有幫助他人的作用，但是，僅僅以此理解好人好事，那就太狹隘了。偶爾地幫人洗一個澡、提一下包、給一點錢，未必真的會付出持久的愛心。在倡導愛心助人的社會中，這種個人性的好人好事大多是納入了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慈善事業和各種義工服務。在這樣慈善和義工服務中，好人好事雖然由個人參與，但並不以個人的名義進行。面對社會中總是會有人需要幫助的現實情況，好人好事靠的是有組織機制的日常運作，而不是憑個人一時的情緒衝動，更不是搞每年只是熱乎幾天的運動。
好人好事的另一個根本的意義在於，在有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不做旁觀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不僅包括基本的溫飽需要，而且還包括對社會公正和平等機會的需要——他們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壓制、恐懼的威脅，需要有受教育、獲得信息、並以此增強自我保護能力的機會，需要在爭取應得利益時有自己選舉出來的政治代表。具有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滿足的人都可能是社會弱者。因此，能夠在社會的平等、自由、尊嚴價值出現問題和危機時站出來說話，也是非常需要有人來做的好人好事。其實，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社會弱者」並不只是一個用所謂「客觀」經濟或社會指數就可以限定的觀念。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在一定條件下都可能成為弱者，因為每一個人在一定人際關係中都可能成為易受傷害者。正因為如此，避免傷害弱者和保護弱者，應當成為與每一個人有關的公共生活道德規範，也應該成為好人好事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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