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14）

北京時間：2012-02-23 08:08

【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就形式而論

顯然，在我們一談及革命的形式問題時，我們立即就會聯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結束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帶有迅速推進、甚至強行推進變革進程的意義，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來推動之和進行之。更何況歷史也從未給革命規定某種必須的形式。但是在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發展中，民主革命確實是過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說道：「迄今為止，各民族的編年史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應當作出犧牲的人，總是不肯犧牲，要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總要強迫人家犧牲。好事和壞事一樣，也要通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還未曾有過其他有效的手段。」【注六】

　　

米涅把革命概括為「應當作出犧牲的人和強迫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的衝突」，並由此將革命之所以採取暴力的責任，平分秋色地套在這兩種人身上。再次，他顯然是無意地抹殺了是與非的界限，而且視革命為一個碟子並不響的把戲，恰恰忘記了由他自己所敘述的法國革命史，已實實在在地把法國民主革命之所以採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採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質，敘述得那樣準確。

　　

他說：「在錢的問題上，王朝政府並不排斥按人數表決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決。而在政治上，則贊成按等級表決，因為這樣做，十分有利於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達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稅，而不是讓人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璽大臣巴朗）把三級會議之任務局限在下列範圍內：討論稅收問題，並進行表決；討論一項新聞出版的法律，以便給以種種限制；討論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則一概排除。」【注七】

　　

於是，米涅又說道：「這完全是對國民願望的無知，或者可以說是公開的對抗。」【注八】然而，正是這一無知與公開對抗（公開對抗更準確），才激起了第三等級的強烈不滿，並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流產，同時醞釀了革命的發生：第三等級被迫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便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遂冒雨到達網球場宣誓：「在制定法蘭西憲法前，絕不解散國民大會」，並且吸引了第二等級自由貴族代表的積极參加；六月三十日，國王派兵鎮壓群眾遊行，無奈士兵竟以高呼國王萬歲為手段，拒絕接受命令，國王遂向凡爾塞和巴黎調集軍隊，決心鎮壓；七月十一日，國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七月十二日晚，國王調集的軍隊與巴黎的群眾發生衝突，暴力鎮壓終於開始；七月十三日，群眾被迫拿起武器準備起義；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殘酷鎮壓而狂怒的群眾終於攻佔巴士底獄 —— 於是，偉大的法國革命，不僅無可奈何，也無從避免地被迫採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過來，如果我們再將歷史的事實進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級會議上，國王同意以人數而不是按等級表決政治問題，那麼，第三等級便不會自行召開國民會議；如果第三等級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不曾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便不會在群情激憤之下冒雨去網球場宣誓；如果國王同意國民會議制定法蘭西憲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爾塞調集軍隊試圖鎮壓，並且不在此時此刻解除內克爾的職務，其後，更未造成國王與軍隊的衝突和群眾與軍隊的衝突，則群眾絕不會在七月十四日攻佔巴士底獄。如是，法國革命便既不會採取暴力形式，更不會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個法國革命的歷程與暴力形式再也脫不開干係。同樣，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憲和君主立憲的憲法制定以後，能夠安於他們已得的權力，而不是陽奉陰違，密謀與歐洲專制勢力聯合，以拚命摧毀法國革命，並決心反攻倒算，國王和王后也不會被送上斷頭台。

　　

應該說，近現代各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無一不是專制統治者「逼上梁山」的結果。並且，更應該說，近現代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無一不是被專制統治者們有預謀、有計劃，和寸步不讓、步步緊逼的暴力鎮壓陰謀及暴力鎮壓行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發，除掉極少數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響下，並在被迫革命的形勢形成之後終於發生以外，常常都是群眾在毫無準備和毫無動機的狀態下，因為遭受暴力鎮壓而群情激憤所致。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菜市口的刀光劍影和人頭落地，孫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棄」；如果沒有那個「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沒有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發動的借口；【注九】同樣，如果沒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殺，則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以及其後的大陸民眾，便絕不會「暴動和暴亂」，而只可能繼續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力。這，便是近現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這個真理，才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動輒指責革命、尤其是指責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場，建立一個分辯的事實基礎。只有明燎了這個真理，我們才能夠為堅持理性而追求和平與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並敢於在專制統治者的殘酷暴力鎮壓面前，同樣能夠為堅持理性而維護人民正當的暴力反抗權力。因為在不應該採用暴力革命手段時而採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應該、並且在不得不採用暴力革命形式時卻不敢採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則同樣是不理性的。

　　

這樣說，自然不是志在號召要用暴力革命來推倒現存的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權。因為自古「變革天命」便有過種種非暴力的形式。在當代，波蘭團結工會堅持長期合法鬥爭以結束波共一黨專制的歷史，東歐共產國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權更替的經驗，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交接棒式地和平解決蘇俄共產制度向民主制度轉換、即過渡的初步成功，這一切無不說明，在我們的時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從專制向民主的最後過渡，和解決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最後較量，藉以將變革時期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具前景的了。它不僅是當代人民民主意識、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養得以提高的一個重大成果，而且是當代專制政治與專制制度已經日益不得人心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也正是這樣兩個原因，才造成了專制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局面，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某些權力人物民主意識的覺醒，或民主素養的提高。戈爾巴喬夫作為當代和歷史上一個偉大人物的全部意義，即在於他寧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權力，卻願意將民主與自由從共產專制極權制度下解救出來，並還給了自己優秀的人民。因此，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制度必將取代專制制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同樣不採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採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如果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而犧牲奮鬥，並且在所不惜。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便是最透徹的證明。因為專制必敗，民主必勝。因為人民必定是革命與復辟之反覆較量的最後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