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訊】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童元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指出：重慶三位最富有私營企業家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這兩年來，重慶模式甚囂塵上，辯之者說好，攻之者說壞。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重慶模式？如何看待圍繞著重慶模式的爭論呢？
全國兩極分化嚴重，中央對此束手無策，百姓不滿日益激化，是這些年來國內政經形勢的基本面貌之一。薄熙來歪打正著，他掀起的唱紅大黑，客觀上可能疏導了群眾對兩極分化的不滿，從而讓他贏得了向中央叫板的資本。但他這種政自我出的另類做法，違背了中共集權統治的傳統幫規，犯了大忌。不成王，則成亂臣巨奸，受到整肅是遲早的事。據現在披露的內幕來看，他們瞄準的是中央的神器，而且不惜發動兵變。以上是從政治遊戲規則來說。
第二個問題是，唱紅在前，打黑在後，這是個什麼關係？唱紅是拉虎皮做大旗，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至少讓你中央無話可說。唱井崗山，唱延安，唱自己的黨，唱建立新中國，中央裡誰敢出頭反對？而且，在一輪又一輪的造勢下，中央一些要員無法不來看看了，薄熙來於是說，誰誰誰來了，意思得到了大部分中央領導的首肯，政治改革的新局面捨我其誰。可以肯定地說，老百姓對這種勞民傷財的折騰是從內心厭惡的，但你既然肯出錢，我們就不妨登台站一站。況且，唱的都是所謂的紅歌，誰敢過於明顯地表示無熱情呢？這種借紅歌脅迫百姓表態的手段，上了年紀的人，經過文革的人，都記憶猶新。這大概就是溫家寶總理說的文革的影響吧。所以，薄熙來唱紅是造輿論，為自己戴上正統的紅帽子，讓天下一時難以反對他。打黑，掠奪財產，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第三個問題是，如果唱紅打黑一無是處，這次折騰也難以維持二、三年之久，說這個運動是歪打正著，就是指它客觀上疏導了民眾對兩極分化的極度不滿，對官僚的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民眾誤以為因為唱了紅歌，正氣得到弘揚，所以才有了打黑的輝煌成就。太子黨後代的歌唱團來重慶造勢，把這場折騰與偉大光榮正確掛起了勾，既然眾多革命後代支持了這個唱紅，凡中央省級等草根官員，誰個敢反對？這就是拉虎皮作大旗，薄熙來祭旗，後面更有極大的殺機。
第四，打黑的結果是把重慶的前三位民營企業家定為黑社會，又是判刑，又是抄沒財產與家產。這頗有當年嘉慶抄沒和坤，國庫盈滿了一回那個味道。據童元偉文章揭示，在打黑過程中抄沒的私營企業財產，用於充盈、壯大國有企業或補助地方財政。擊殺富得流油的私人企業，百姓拍手稱快，在極度痛恨兩極分化、為富不仁的洶洶民意浪濤中，很少有人去想這些私人企業的財產沒收後，去到了哪裡？在中共當局看來，充盈、壯大國有企業，那也是客觀上的好事，補助地方財政，那也可以默認，當局正為地方財政發愁呢。這些財產哪裡去了？老百姓似乎不必管了，既然是在唱紅大形勢下抄沒的財產，又是那些民眾極度不滿的暴發私人企業財產，革命任務似乎也完成了。
這一點上，正反映出國人民主意識的缺陷，對官僚自私本質缺乏認識。首先，要知道現今的所謂國有企業，已經變性為實質上的私人企業，這些國企掌門人都是那些權貴階層人物，所以，某種意義上說，打黑充沒的私人企業財產，實際上落到更大的富得流油的階層手中去了。對老百姓來說，他們在打黑中得到的好處也就是在唱紅中獲得的出工補助費而已。老實而可同情的中國人民！！補助地方財政，無疑補助了那些官僚的吃喝玩樂乃至嫖妓養小三小四，財政沒有監督，又是一黨集權，籍沒的私人企業財產無非這個結局，老百姓的唱紅打黑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官僚們哈哈笑了！如果把重慶這樣一種唱紅打黑捧為可資全國學習的模式，那麼可以說，中國民營企業被血洗的日子為期不遠了。還要指出的是，重慶唱紅花費的是2700個億，可以理解為民營企業的資產化為了嘹喨的紅色歌曲。
最後一個問題是，就是長期來討論的民營企業原始積累中的原罪問題。這個問題如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一樣，可以從多方面來作為理論問題探討，也可以作為實際需要解決的問題來處理。當然，要在真正民主憲法框架內探討解決這些問題。扯起消滅私有制大旗的中共，最終以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將整個國家財產迅速集中到少數權貴及其家族手中，他們最終暴露了臀部極其自私的印記。在這一財產集中的過程中，一些草根階層人士也成為了巨富，私人企業原始積累中的原罪，指的是這些人攫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考慮到我國法律的極其不完善，考慮到我國一黨集權、根本沒有監督的政治局面，應當說，出現這種迅速暴富的現象，是無可避免的。
蘇聯解體後出現短時間內少部分人暴富的現象，同中國國家財富迅速轉移到少數人及其家族手中一樣，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一黨集權無人監督與嚴重缺乏法律，我說的是真正公正、透明而又不是可以隨意解釋的法律。草根富翁當初發達的原因，各式各樣，不可否認其中很多人是正當的積累，包括第一桶金。發達之初，鑽了法律的空子，在我看來，也無可非議，要追究的，應該是執政者的失職與無知。例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子過河，等等，都是導致目前嚴重兩極分化的無知言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草根富翁當初的第一桶金，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讓他們糾正或彌補。就重慶打黑來看，肯定這些富翁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怎麼看怎麼定性了。
很多大企業，都有專門的法律部門，來處理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法律問題或很多料想不到的經濟甚至是刑事糾紛。一些界限模糊界說不清的事端，可以說大就大，說小就小，甚至可黑可白，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依據，要有法律判斷標準。舉個極端的例子，那就是文強，這個人，原先周永康給他到北京有二個位置挑選，他沒去，結果留在重慶就成為薄熙來企圖上位的祭品。捧的時候可以有一百條理由，打倒時也可以有一百條理由，這是中共歷來的處理方法。從劉少奇到文強，哪個不是這樣？遑論民營企業家了？可以捧死你，也可以打死你，前者可以用廉價的宣傳，後者可以動用似乎嚴肅無比的法律。為了造聲勢，先抓後定罪，先定罪，後收集材料，刑訊逼供，等等，這哪裡是認真治國的樣子，根本就是動機不純，企圖可疑，攪局亂政，折騰人民。今天，如果讓遼寧、重慶的民眾放膽評論，薄熙來是個什麼人，經得起評說嗎？全國的公安局局長呢？全國大大小小的官員呢？
重慶的唱紅打黑，薄熙來的所作所為，可能將作為中國局部範圍內的折騰而留存於世，它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但這個政體很奇怪，如果不是王立軍魚死網破搏擊，重慶人民現在大概還在走南闖北地唱紅吧？
文章來源：《新世紀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