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3日訊】 1
在台北，走在悠然行進的人流中，你若用色彩，便很難描述你的觀察。這股或那股人流，都不是色彩斑斕的花園，不是眼花繚亂的萬花筒。那些出行的女人，更不是來參加服裝展覽，她們的衣服乍看之下，都很樸素，彷彿是對花哨發出的逐客令。相比之下，一邁出冬季，大陸女人就像一個個競相開屏的孔雀，像一個個走動的時裝節、調色板、戲台，她們竭力炫耀舞檯布景一般的色彩幻境，不管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平庸後果。台北人的服飾，與台北街頭五光十色、挑逗眼球的招牌相比，簡直就是美妙的安謐，他們就像貝殼把奪目的珍珠藏在體內，只讓觀者見到端莊美觀的單色外殼。是的，他們喜歡單色，那是大陸人在冬季才表現出的服飾趣味，是屏棄了爍爍招展和荒誕搭配的單色，是把智慧藏於低調的單色，與台北人在路上的默然行進、在街頭的井然排隊，十分相稱。
到台北的第二天，台北小說家許榮哲問我對台北的觀感，我毫不猶豫說出「樸素」二字。大概樸素二字無法填滿他的期待，我感到他隱約有點失落。我們（還有周曉楓、胡茗茗）在台北呆到快兩個月時，許榮哲更為熱切地問我觀感是否有變？這時用「樸素」回答他的不只有我，還有周曉楓、胡茗茗。這時他才明白，「樸素」是發自我們內心的真誠祝賀，是在大陸行將消失的珍寶。許榮哲說，也有大陸來的作家說台北像巴黎，我和周曉楓都對此說嗤之以鼻。說真的，剛到台北的前一週，我簡直不能容忍台北的舊敗，滿目舊樓凌亂得像一束束火苗，沒有間距地擠作一團，映入眼簾的水泥樓板、立面，完全由一雙沒有美感的眼睛設計而成，彷彿一個個身處逆境的流浪漢，早已沒有心思打理外表。我就像辨認出了大陸一座最大的縣城，心裡隱隱湧出失望。顯然失望也悄悄侵入周曉楓、胡茗茗的心裡，她們開始談及歸期，甚至認為在台北呆不到一個月，她們就會逃回大陸。也許去時帶著對西方世界一樣的想像和期待，一連串的意想不到令我們猝不及防。記得我從南京飛抵桃園機場時已近黃昏，藉著那種最適合拍照的光線，我看見了絲毫沒有化妝的台北。說真的，夕照中最壯觀的，是許多舊樓樓頂的不鏽鋼圓柱塔，它們在貌似危房的樓群中居高臨下，像一坨坨銀錠，反射著美麗的銀光。我伸頭向來接我的女大學生詢問，嚇了一跳，那些銀光閃閃的東西居然是水塔。對我而言，水塔代表著一個已經死去的年代。二十年前，南京的所有樓頂都有水塔，是用水泥山牆圍成的四方水塔，自從十年前，水廠加壓提供直供水，所有樓房都告別了水塔。我很不情願把台北想像成不能全面提供直供水的城市，不過眼見為實，這是事實。
2、
耕莘文教會安排我們住進國際學舍。這不是一家只提供住宿的普通旅店，五十多年的歷史令它聲名遠播。每次只要搭出租車回國際學舍，我們都可以享受司機那探入它歷史的侃侃而談。它曾坐落在台北最具雄心的信義路，如今搬遷到了靜謐的新北市大香山，與半個世紀前一樣，它依舊是外國學者、留學生首選的落腳之地。記得耕莘的陳偉茵，教給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辨認哪兒是台北市，哪兒是新北市。我從未見過兩座城市，是靠穿過市區的一條小河分界，宛如一塊好端端的蛋糕，硬被刀子劃出一道縫兒。當時我想不明白，為什麼要將那些難分難解的街區，硬分為台北市和新北市。直到翌日，我外出坐地鐵（台北人稱捷運），瞥見站台內的新北市英文譯名，方才恍然大悟，原來新北市的全稱是新台北市。說真的，新北市一點不新，沒有名字暗示的改變台北舊貌的野心，它不過是把蟻群一般擁擠的舊樓群，囊括在一個充滿激情的名字裡。與名字引誘的期待相反，我首先處處感受到的，彷彿是力疲氣衰的舊。比如，國際學舍的電梯永遠不停二樓和負一層。在大陸，沒有哪家旅店會刻意省這點小錢，因為旅店不想給人吝嗇的不良印象。當時我真有些不理解：「他們是想從牙縫剔出金子，真是老作派……」
記得剛住下的第二天，就遇到不便。我不能忍受客房電話基本是擺設，它根本打不出去，只能像收音機一樣聆聽台北友人的來電，或打給學舍其它房間。說真的，當時望著窗外的台北樓群，大陸賓館的美好竟一時佔據我的心窩。你也可以說是為了攬客，反正大陸賓館的電話只需撳下「9」，就可以打市話或長途。大概為了強調台北手機費的昂貴，學舍服務員並不關心我是否有錢，直接勸我放棄使用手機。我驚訝於學舍一樓有一排銀光閃閃的插卡電話機。大約二十年前，大陸曾興起過打插卡電話的風潮，後來時過境遷，固定電話和新加入進來的手機，使插卡電話成了過眼煙云。我幾乎懷著翻找兒時舊玩具的心情，從服務台買了一張電話卡……
萬事開頭難。要真正認識台北，必須要學會抵制開頭觀察的倉促。記得有位訪台寥寥數日的大陸學者，只去台北美麗華兜了一圈，就得出結論：台北物價比大陸高。那時，我已在台北呆了一個多月，記憶中滿是超市或各種店舖的物價。我馬上回答：「怎麼可能？除了交通費、通話費、房價，台北有些物價甚至比南京還低……」是的，經過一個多月千方百計探尋台北的真相，我已經有底氣來斥責那些觀察倉促的大陸客，他們就像成群的候鳥，只在台北停下歇歇腳，就匆匆飛走，卻自認已經消化了一瞥之下的印象。說真的，來台數週，我才開始學會欣賞台北那沒完沒了的舊。記得台北詩人顏艾琳帶我們去西門紅樓聽音樂的那天夜裡，她把自己當火炬放在眾人前面領路，帶我們轉遍了溫羅汀。印象中我們來到一處已經敗落的街區，顏艾琳指著街邊遍體黴斑的老別墅，說已經人去樓空，房主們都去了國外。她強調這些房子一直荒廢著好可惜。「是啊，好可惜。」我若有所思地重複道，差不多同時，忽然理解了是什麼讓台北的舊有這麼大的力量。哪怕成片的街區荒廢在那裡，政府能做的只是維護街區的治安和衛生。私權在台北不是藏在袖筒裡或門洞深處看不見的東西，它已經連綴成了成片的舊房，連綴成了多姿多彩的夜市，連綴成了幾十年都安然無恙的爿爿小店或老街，使得最威嚴的政府也有容忍它們的胸懷。舊房的容貌哪怕再不合審美的眼睛，也不容許政府濫拆。哪怕是一處貧民窟，一旦疑心的房主不願出售，政府也無法輕率處之。私權使台北免受「唯新是好」的壓力，也讓台北意外拯救了自己的歷史。我經常在台北街頭隨性溜躂，興致勃勃找尋有歷史典故的舊街舊居。說真的，能找到的舊街，沒有一條可以和南京高淳的老街媲美。大陸的老街（凡在城建浪潮中倖存下來的），由於歷史綿長悠久，真的像一本開化紙或棉連紙古書，可以迎合我們對古老一詞的想像。如果大陸的無數古城古街古宅，沒有被「唯新是好」的城建浪潮摧毀，也許我們的舉止言行乃至靈魂，就不致給人無根遊蕩的印象。一旦像台北那樣被滿目的舊所包圍，祖輩們用勞動積攢的成果，就能神奇地開闊眼界和胸懷，愛國無需再是靠教育支撐的精神。是的，台北對私權的看重，令台北的城市文化變得很明智，稍微有點歷史的老宅、老街、名店、夜市、遺蹟等，都保留了下來。那些不足百年，擱在南京可能會被鐵錘和推土機對付的老房，擱在台北則成了呵護備至的文物，搭配的宣傳也動人心弦。當然，由於得到拯救的老街歷史一般不足百年，剛開始，在台北詩人方明、顏艾琳等介紹老街的自豪裡，我沒覺察到會有什麼不同。當我帶著在大陸培植的歷史想像力，到達大稻埕的迪化老街，我忽然覺得，就老街而言，台北與大陸之別真有如美國與歐洲之別，迪化街有點被傳說美化了。那是一些需要仔細辨認，才能看出其歷史的三四層老樓，立面點綴著鏤出希臘廊柱或羅馬拱頂的淺浮雕，個別還擁有鑄鐵雕欄的陽台，建築風格來自世紀初的西方折衷主義。這些西化別墅，當然無法與南京頤和路一帶（1949年前那裡曾是使館區）的建築相媲美。不過方明的介紹，卻開啟了我內心的另一份敬意。原來台北的財富起源於迪化街，它現在所在的地理位置，雖然不是台北最繁華的鬧市區，但據說台北九成大富佬都來自此地。「迪化街二代」早已不住迪化街，他們把事業拓到了台北別處，比如，亞洲最高的101大廈附近等。若在大陸，金錢可能會這樣來救贖這條老街：不想被拆的個別老宅，一定像小媳婦一樣，被嶄新氣派的大樓擠到一邊。不管那些台北的大富佬多麼有錢，不管那些憋在迪化老街的別墅，對他們早已多麼沒用，他們沒有也不敢一拆了之。如同私權抑制了政府的肆意妄為，文物保護法的嚴格執行，也讓金錢成為拆遷較力中的敗將。是的，大富佬們沒有損害迪化老街一根毫毛，沒有毀滅台北人的歷史自豪感，使台北從其並不深厚的歷史，仍頑強地散發出渴求根深的歷史氣息。而在南京，政府在拆遷較力中，基本扮演一個勝券在握的常勝將軍。記得有年開會，我與南京文物局某官員同居一室，大概對前一年南京拆掉一座明代清真寺感到憤怒，他一露面，我就毫不客氣地質問他。沒想到他臉上出現了委屈的表情，原來他也恨不得有誰能幫他一把。等他訴完苦，我安靜了下來，在一片無奈的靜默中，似乎聽見了那座明代古寺的嚶嚶哭聲。原來文物局在文物保護的部門較力中，也像百姓一樣常常是敗將……
3、
九月是台北最好的季節之一。只要有空，我會沿街逛一個個書店。我發現，要瞭解台北的真正妙處，一定得越過它短暫的建城史。重慶南路的氣息十分獨特，從一排排胭脂般的招牌中，我瞥見了無數的書局、書店，甚至專買大陸簡體書的書店。那些善待讀書人的書店，就像瘋長的青草，蔓延進了重慶南路附近的所有街道。我常在台北鬧市區逛街，已經獲得一種經驗，無論是拐進哪條街道或小巷，你都可以指望撞見很不錯的書店。台北車水馬龍的街巷對書店的珍愛，真有如南京街巷對銀行的珍愛。只需把南京街頭迤迤儷儷的大小銀行，全部置換成書店，就能復現在台北逛街的感覺。一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麼台北的書店比銀行多，而南京的銀行比書店多。大概腦中塞滿大陸經驗，等到需要兌換台幣才發現，在台北街頭找銀行並不容易。記得同去的友人，告訴我哪兒有台灣銀行時，言語中明顯有一種激動，那彷彿是窮盡了台北街巷以後的重大發現，如同南京友人告訴我某處有書店，那種高度重視的口氣居然非常相像。有關台北的一些數字，我至今銘刻在心。它只有區區五百七十萬人，卻供應著數量驚人的大小書店、收費寫作班和文學堂。比如，誠品書店在台北有難以置信的十八個分店，誠品敦南旗艦店的營業面積，是南京先鋒書店旗艦店的兩倍，同時敦南店實現了二十四小時開門的壯舉。我想，一個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尊崇，才能支撐書店晝夜開門，開門需要的不只是勇氣和願望，它一定用什麼抓住了從慾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景仰，趕走了南京街頭任由銀行馳騁的金錢氣。在大陸，知識分子往往對潮男潮女有一種貶低的看法，認為他們都是腦袋空空的花瓶，或物慾超載的皮囊。一到台北，潮男潮女在大陸的典型形象，居然變得令我難以辨認。在初秋深夜的敦南店，我看見潮男潮女們像黑白圍棋子兒一樣（穿黑白服飾的居多），填滿了書店五層樓的各個角落，不少人抱著嚴肅書籍席地而坐，就像陷進了沼澤地，一坐不起。那時，在他們默默看書的靜穆中，我忽然覺得他們與我是一丘之貉，彷彿生來就中了書的魔咒，終生與書不離不棄，同時體會到了時尚的另一種性格：書與時尚並非水與火，彼此不容。原來在台北時尚男女無以計數的美夢中，與書的邂逅並非巧合，他們每往前邁一步，依舊懂得對書籍抱著請其指點迷津的尊崇。而在南京的深夜，我只看見潮男潮女們快活地進出夜宵店、酒吧、舞廳。我甚至不敢預言，倘若南京也有晝夜開門的書店，那些潮男潮女會克服夜間其它娛樂的誘惑，紛紛湧進書店。選擇晝夜開門的台北書店不只一處，正是深夜在街頭潮水般湧動的時尚男女，使台北除了誠品敦南店，還擁有另外兩家晝夜開門的書店：誠品京華店、台北車站的墊腳石書店。台北的閱讀風氣真令我想起大陸的八十年代。那時，也許剛經歷過無書可讀的歲月，人們一時讀書讀得很瘋狂，但不到十年，商業市場就像第三者插足進來，令剛剛被書籍武裝起來的精神孤魂們，紛紛丟盔棄甲，曾熱氣騰騰的讀書風氣，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目前大陸只剩下考試書，還會在孩子和家長的心裡閃閃發光……
記得有一天，我特意去台北的溫羅汀，想見識傳說中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書店。我滿意地從台師大附近的舊香居，逛到羅斯福路上的唐山書店、華政書局、雅舍二手書店、賣中醫書的啟業書局，再穿過羅斯福路，準備去誠品台大店時，一眼望見政大考試書店的招牌。當時，我相當牴觸地停下腳步，想避開它。我難免把大陸考試書店的文化沙漠印象，強加給了它。大陸考試書店上架的大量應試書，基本否定了文化探索的可能。在大陸，我絕不會走進這樣的考試書店。不過那天，想看看它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念頭，讓我沒有看見招牌就逃走。乍看，它像個自閉者，縮在一間地下室，從曲折狹窄的入口通道下去，竟是佔據著上千平方米的排排書架。大概是急於找到那些實用的考試書，我頑固地踱來踱去，最後發現事實非常簡單：它只在店堂後面有一點考試書。原來台北的考試書店無意只扮演一個個模擬考場，只給學子們提供一些殭屍般的答案。書店作出了與大陸考試書店完全不同的選擇，它竭力提供各類考試涉及的所有原著、參考書。說真的，這樣的書店我也願意在其中徜徉，瀏覽森林一般陳列的文學經典、哲學經典、科學經典……總之，它不像大陸考試書店，只向學子提供一塊文化墓地，讓學子歷練抄寫碑文的無用之功。
4、
我認為是樸素幫台北把好了文化方向。這裡並沒有政府提出的文化重任要盡，這樣文化之事就恢復了它的本色，無需讓盛氣凌人的政治等級進來攪局。不是說台北政府不給文化撥款，但他們撥得低聲下氣，甚至無聲無息，他們就像獻血的好心路人，獻完就不再用自己的意願支配那袋血。舉例來說，近年《創世紀》雜誌每年都接受文建會和台北文化局的資助，但《創世紀》沒有任何要盡的義務，它給政府的唯一交代，是在雜誌扉頁印上「本刊榮獲文建會、台北文化局補助出版」字樣。政府願意低下頭來，當一只不喧賓奪主的低調甲蟲，可以說是台北文化的福氣。相反，大陸文化則被政府的文化撥款和義務壓得透不過氣，那些永無休止的公關應酬，令他們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像樣的文化創造。文化原本是讓孤獨中的人享受創造，內心充滿歸屬和安全感，那些從神奇想像產生的創造，使人們變得謙虛、敬畏、富有耐心。文化只是改變人生進程中的細節，並未改變人生盡頭始終在望的死亡，但它能使人們有愉快走到盡頭的信心。有了這樣的信心，人們就不會虛張聲勢或惶恐不安，言行舉止也會充滿寧靜和純淨之感。如果說，我在大陸碰到的謙虛之人寥若晨星，那麼在台北，我幾乎碰到了一支謙虛的軍隊。不論碰到文化官員、報刊主編、文壇名家、商業大佬、學界巨擘、宗教聖賢等，他們都沒有地位可能給他們戴上的虛假面具，沒有把自己與普通人分裂開來，沒有讓平常心成為他們需要學習的一門功課。
記得有天晚上，台北詩人白靈發起的台灣詩學論壇請客，與會的大陸學者照著在大陸養成的尊卑次序，一齊擁到台北名家、主編跟前敬酒、搭話，獨獨沒人搭理我身邊坐著的一位老者。老者在喧囂的敬酒聲中，看起來是那麼不顯眼，真的像張愛玲所說，是「一直低到塵埃裡去」，完全成了酒宴上那些激動話語的省略號。大概是為一些大陸學者的功利感到害臊，我耐心和老者聊著天。我感到他心腸柔軟，只是把話題耗在詩歌上，甚至沒用一個字談到他是誰，在做什麼？直到酒宴快結束，宴請方才宣佈這位老者想捐款，他捐給創世紀詩社和爾雅出版社的兩筆現金紅包，當場交到張默和隱地手上。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他是年掙數億元的商業大富。若在大陸，這樣的人早就橫著走路、仰面坐著，竭力耍盡高人一等的派頭。這個我不知其名的人，完全可以作為台北人的代表，作為我千番百次交遊經驗的總結。我認為，是寬鬆多元的文化環境，讓台北人找到了自己，不用再像一個個孱弱的寄生蟹，非得給自己找個防衛用的大硬殼。記得有人告訴我，台北某著名詩人找大陸詩人簽名時，竟虔敬地蹲在一旁，我當時有說不出的感動。我知道大陸人通常會如何看待此行為，他們會認為這是對大陸詩人能力的臣服，從而顯出大陸人常有的得意和輕視。或者說，台北詩人恰恰犯了大陸人的忌諱，大陸人幾乎把樸素、謙虛、低調等同於不自信，把尊貴、倨傲、叫囂等同於自信。如果說奢華、倨傲、無禮是歷史魔鬼留給大陸人的遺產，那麼樸素、謙虛、有禮則是歷史天使送給台北人的珍寶。習慣把自信建築在權力、金錢、名氣上的大陸人，一時半會還難以學會欣賞這些珍寶，畢竟，他們已經習慣一元文化無時無刻不在設立的各種等級，哪怕只匆匆爬上一座小山丘，也會得意忘形。而樸素令台北人大不一樣，那不是偏居一隅山民的樸素，是遍歷繁盛之後懂得心靈應該停泊何處的樸素，它使人與人不用再靠冒充過活，使人與社會、與自然不用再靠辛酸的相互征服。記得有次在台北參加詩歌活動，結束時有十來人同時擠進了電梯，電梯啟動之際，一位台北作家忍不住冒出一句話：這麼多人乘電梯就比較划算。她的話當時令我一震，令我挑剔的思緒豁然開朗，須臾間，我重新發現了台北，發現了老派節儉裡的生態意味。我至今銘記著這句話，認為它像詩一樣耐人尋味，它讓人意識到，節儉不僅不丟人還相當榮耀。
我搭飛機回南京的前幾天，需要一些舊紙箱來裝書，令我驚訝的是，台北所有超市都免費提供舊紙箱。記得有天晚上，我走進國際學舍附近的一家小超市，看見超市唯一的營業員（一個男孩）正幹著重活，他要把一堆貨物搬進庫房。一開始，我沒有打擾他，想等他把活幹完。不過一感到我顯然有事，他就停下手中的活。當弄清我需要一些舊紙箱，他彷彿忘了正在做的要事，馬上進庫去尋找。過了幾分鐘，他拎著幾種不同形狀的紙箱出來，但我嫌它們過於狹小，覺得每隻紙箱裝不了幾本書。他二話不說，轉身再次進庫去尋找。這一次，我十分驚訝，十幾分鐘過去仍不見他出來。最後，他好不容易出來時，已經滿頭大汗，雙手捧著幾隻更大的紙箱。顯然，他沒有因為是免費提供，就敷衍我。我緩緩走回學舍的路上，內心久久不能平靜。若在大陸，大家會把他的行為視為高尚，高尚也意味讚美敬仰之餘，普通人不認為自己能做到。我想單用高尚，難以解釋男孩對待節儉的認真態度，難以解釋國際學舍的電梯為什麼不停二樓和負一層，難以解釋作為公司老總的台北詩人方明，為什麼更願放棄開車或坐出租車，設法去擠地鐵或公交車，難以解釋為什麼台北人用餐不允許自己剩下食物……我想，是樸素導致他們沒有肆意放大物慾，幫他們找到了物慾的底線在哪裡，使他們有了一種珍惜資源的情感，把節儉變成了每個人的日常意識，成為鬆弛人與資源緊張關係的最佳途徑。
文章來源：《新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