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9日訊】【編者的話】1957年「反右運動」中，北大共有589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先後在「文革」中被處決，他們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語系的顧文選；歷史系的沈元；哲學系的黃中奇，化學系的張錫琨。 這五位遇難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難最早（1968年4月29日於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數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運動中在北京被處決的顧文選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內外學者撰文著述研討其人其事。而黃中奇和張錫琨的情況，至今鮮見披露。此文是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有關顧文選和周鐸的研究文章。

（接上期）

「右派份子」在文革中遭到更重的迫害

顧文選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書中說的「永不能回到社會」，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後，他不能回到社會上和別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須留在勞改農場。這種情況，當時的專門說法叫作「留場就業」。也就是說，雖然已經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得離開。其他方面，也和普通人不一樣。

文革開始的時候，「反右派」運動已經過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的領導者。1966年,所有大學的中共黨委負責人都被「打倒」，就是在1957年把一大批教授和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變成了「敵人」。他們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飽受折磨後自殺身死。但是，他們被「打倒」，絲毫不意味著9年前被他們「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當時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辯護的行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當作「反革命」行為。

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運動」打擊的「牛鬼蛇神」的主要類別之一，連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則被叫做「漏網右派」，都遭到各種殘酷打擊。「地富反壞右」成為一個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漢語詞語。

在１９５７年被送到「勞改農場」去的「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受到的懲罰也往往升級。復旦大學物理系的李梧齡老師，１９５６年畢業留校任教，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安徽省南部的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１９６５年底解除了「勞動教養」，留在農場。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他又遭到「鬥爭」，並在１９６９年被作為「反革命犯」判刑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底，他才恢復了自由。他寫有《泣血年華》一書（香港博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這是現在仍然非常少見的一本「右派分子」出版的關於所受迫害的自傳。這本書真實記錄了他從１９５７年開始的２２年苦難生活，其中包括文革時期。文革前他所受到的虐待就非常嚴重，文革時期所遭受的，又超過了文革之前。

在一篇題為「勞改紀實」的文章裏（收入《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66－141頁），作者夢波，1957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生，「戴上右派帽子」後，被送到清河農場勞改。他和顧文選的情況類似。他的文章裏，描述了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到勞改農場「造反」，毒打了在那裏被「勞改」的人。緊接著，勞改農場內部也組織了對那裏的「右派份子」的大規模的殘酷毆打。那個夏天在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勞改農場中的暴行和北京城裏不但時間上同步，殘酷程度也類似。

１９５７年被劃的「右派份子」，如果幸運未被送去勞改農場而留在了城裏的單位，文革中至少都進了本單位的「勞改隊」和「牛棚」，受到長期的關押和「鬥爭」。而且，在體力虐待的殘酷方面，遠遠超過了1957年。章乃器是前糧食部長，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24日被紅衛兵抓進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側的「吉祥戲院」。那個戲院裏，當時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屍體運出。章乃器在那裏被打成重傷。他沒有被打死，因為他是名人，有民警到那裏把他要了出來。國務院行政機關把他一家從原來的大房子裏趕了出來，另外分配了小的住房。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抄家和毆打後，到北京頤和園附近青龍橋投河自殺，因水淺未死。後來他失蹤。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殺了。

顧文選逃離勞改農場，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上。如果他不偷越國境，也許不至於被槍斃;但是毫無疑問，他一定會被「鬥爭」，被折磨、毆打、關押和侮辱。他也可能像很多人一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

橫斷面　III： 顧文選被劃成「右派份子」

劃成「右派分子」是憑什麼？

顧文選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分子」。

1998年，為紀念北京大學建校100週年，北京大學編輯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書籍，其中篇幅最長也最為正式的，是兩卷本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其中有一段關於顧文選的記載，現照錄如下(見該書517頁)：

（1957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

這就是顧文選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根據。

這段文字中的「三害」是指「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之害」。1957年，毛澤東號召「整風」，要人們批評這「三害」。但是聽從這一指令提出批評者，如顧文選，很快就被說成是「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對「三害」的批評反而成為一種罪過，批評者並且因此受到嚴厲懲罰。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質問校團委關於出席共青團「三大」的代表是怎麼產生的，然後學生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別的事情，並且出現了幾個學生社團，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學社」。

這個階段非常短促。一個月之後，6月21日，《人民日報》就宣佈北京大學的「百花學社」是「反動組織」。參加貼大字報的學生遭到全校大會的「批判」，組織也解散。

顧文選的講話出現在這一短促的階段中。北京大學的學生的活動只延續了很短一段時間。除了這個講話，顧文選在那一時期沒有別的更重大的活動。但是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定為「右派份子」，並且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預定人數比例劃取「右派份子」

顧文選在會上「控訴」，發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

但是，實際上，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當時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間傳閱，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層幹部卻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裏，已經明確提出了要抓「右派」，比例可以達百分之十。

顯然，這個比例將造成數字巨大的受害者。

這篇文章在２０年後，１９７７年才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公開發表。公佈的時候，不但是「右派分子」，連那些在1957年積極參與迫害「右派分子」的一部分共產黨幹部，也已經在文革中間被整得死去活來，成了按比例整人模式的新一輪受害者。

北京大學學生貼大字報鳴放開始於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顧文選發言「控訴」更在６天之後。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北京大學學生響應號召起來「幫助黨整風」的時候，陷阱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右派分子」的 「帽子」和要劃取的比例及人數，就已經制定好了。

如果顧文選不出來「控訴」，那麼別的人，即使說的話沒有顧文選激烈，也會被戴上同樣的「右派分子帽子」，以湊夠人數。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記載，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初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劃成了「右派份子」。在同書的1982年部分（那時「右派分子」回到學校辦理「改正」即恢復名譽）說，北京大學反右派時劃了716個右派份子（890頁）。716個和699個是兩個不同的數位。這顯然是因為前一次統計數少了。

應該注意到，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位大，而且比例高。

關於制定比例抓「右派分子」，除了上引毛澤東５月１５日的文章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毛澤東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右派只有極少數，像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作為印證，還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反右派鬥爭情況的報告》說，「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經發現高校教授右派份子192人，佔教授總數1390人的13。8％。」（轉引自《大逆轉》一書，365頁）

這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作７月９日講話一個月後，８月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劃取的學生和教授中右派分子人數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這可能是毛增加了比例，也可能是下面的幹部積極奉迎上級意圖的結果。

文革後，官方公佈在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的人數是50萬，而1957年時毛澤東講話中說的「知識份子」人數是500萬。有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認為實際上「右派份子」人數超過50萬，但是僅僅這個數字，就說明毛澤東把百分之十的「知識份子」劃成了「右派分子」。（這樣計算，是因為工人中間有「右派言論」的人被劃成「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不同的名稱。）

毛澤東後來很得意地將此稱為「陽謀」，也就是說，一種公然玩弄的詭計。在強權壓迫之下，甚至直到文革後，也仍然沒有人能夠發表文章公開質疑這種把上百萬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並且加以嚴厲懲罰的作法，沒有質疑這種 「陽謀」策略，沒有質疑根據比例制定打擊迫害的做法。

這種制定比例和數位來殺人以及進行迫害的做法，並不是毛澤東從１９５７年才開始的。這種做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經執行。

害人者也成為被害者

這段記載中說到的那天譴責和警告了學生的江隆基，是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副校長。北京大學716人成為「右派份子」，應該是江隆基主持決定的。當時各個單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單位的中共黨委或者總支決定，然後報上一級黨委批准。這在1957年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裏寫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這種「一元化」就已經如此嚴重，不是通過司法系統（那個司法系統也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審理，而是共產黨的各級基層組織有權直接懲罰普通人民，也無須以法律為量刑準則。

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陸平比江隆基更為嚴厲地抓「右派分子」。相比之下，江隆基倒顯得溫和了。1958年2月1日，新的第一書記陸平向全校師生員工作關於「處理右派份子」的報告。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

1966年6月1日晚，由毛澤東命令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攻擊陸平是「黑幫份子」。這張大字報的廣播開始了全國攻擊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陸平也因此在全國變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陸平遭到了長時期的殘酷的「鬥爭」。除了在「鬥爭會」被「鬥爭」之外，他被長期關押，還曾經被用繩子捆住雙手吊起來進行審訊、逼供。

江隆基在蘭州大學，也被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確定為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開始，江隆基遭到學生大字報的攻擊，他被說成有「詆毀毛澤東思想」等等「罪行」。1966年6月17日，江隆基被一些學生從家中揪出，拖到操場。學生用桌子板凳層層相疊，強迫江隆基跪在上面，頭上套了一個十多斤重的鐵籠子。這一天「揪鬥」了70多人，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第二天又繼續「揪鬥」了100多人。6月23日，中共甘肅省委作出決定說江隆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同日，在蘭州大學開大會「鬥爭」江隆基，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6月25日上午，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蘭州大學，從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還有６個人被「批鬥」自殺身亡，１４人自殺未死，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1905年生，陝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代初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沒有材料顯示他反對共產黨中央或者反對毛澤東。事實上，他代表共產黨統治大學十多年。因為毛澤東要進一步改變大學，就「打倒」當時所有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學共產黨黨委負責人的共同命運。他在死前遭到那麼殘暴的對待，則部分是當年他也參與過的反對「溫情主義」的結果。他的死，是共產黨人被共產黨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說：「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這顯然是當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的說法。這本《北京大學紀事》沒有記載顧文選講話的具體內容。但是，儘管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說顧文選「捏造」事實，他們自己顯然都沒有調查過顧文選所說是否真實，因為顧文選和周鐸下午在會上說話，當晚江隆基就提出譴責和警告。當江隆基這樣說的時候，當然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對顧文選所說的事情作過任何調查。也就是說，江隆基知道，顧文選所說的是不是事實，根本不是他需要考慮的。

文革中江隆基遭到攻擊並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時候，他很快就自殺了。這不但是因為他遭受的「鬥爭」太野蠻太殘酷，也因為他不抱希望，不會指望上級最後會調查清楚他的「問題」――他確實並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他早就清楚地知道「運動」是不講道理不講邏輯不講事實的，他自己在北京大學就對７００多個「右派分子」這樣做過了。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這樣的年輕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當時只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意識到也不能預測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他人的無情攻擊作為他的人生戰鬥理想和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為作了這場殘酷「革命」中的失敗者和失意者才絕望，還否定了他自己也曾經參與的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

文革後，在非正式的談話中，有人把江隆基這類人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看作他們在早年以同樣方式對待別人的行為的「報應」。這只能當作被害者無處表達冤屈也不能指責害人者時採用的一種說法，而不能當作事實，因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負責幹部，並沒有遭到類似懲罰。

江隆基在文革開始後遭到粗暴攻擊，也根本不意味著他曾經害過的人得到了伸冤的機會，更不意味著他對別人的迫害被否定，而是在被稱之為「繼續革命」的文革中，被迫害的圈子大大擴大了，於是原來的害人者，很可能轉化為被害者。

江隆基的悲劇，是與顧文選的悲劇相關聯的另一類悲劇。革命的車輪用人血來潤滑。一度在車上領導革命的人，也會被拋下車去碾死。江隆基在這方面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文革中，這樣的人為數甚多。

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顧文選的死之間，仍然有邏輯上的強烈聯繫。是從1957年的迫害出發，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1957年把「一絲絲」的「溫情」都痛加批判之後，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的。也是在那些迫害人的人在1957年後得到提升，才有更多的人充當迫害人的先鋒。在1957年的大學，就為文革準備好了迫害人的思想以及進行迫害的一類人。正因為如此，1966年6月，文革的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那樣開始了。儘管文革如此反文明反傳統，但是文革啟動的時候並沒有遇到阻力和反抗。

周鐸的悲慘遭遇

周鐸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和顧文選一起在「控訴會」上講話的人。筆者雖然沒有能找到認識顧文選的人，但是採訪到多位知道周鐸的人。周鐸的故事也十分悲慘。

周鐸出身於南方鄉村，１９４９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英語。１９５１年，周鐸還沒有畢業，就被調到公安部門當翻譯。因為當時公安部門抓了一批外僑，指控他們是「外國特務」，審訊這些人需要英文翻譯。從清華大學外文系調去了兩個學生，周鐸是其中之一。在公安部門工作的時候，他看到了審訊中打罵和用刑等黑暗現象。

周鐸不喜歡在公安部門作這樣的工作，要求復學以學完大學的課程。但是，清華大學的文理法專業已經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的時候被取消了。他當然不可能回到清華大學外文系，於是在１９５４或１９５５年，到了北京大學西語系繼續讀書。

周鐸曾經私下告訴他的同學和老師，他看不慣公安部門打罵僑民和對他們用刑的做法，所以離開了公安部門。上面提到的西語系的黃繼忠老師聽說了以後，認為國家機關這樣無法無天，是嚴重的問題，請當時的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先生往上反映。馮至先生是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當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據說馮至先生讓周寫成書面材料。他寫了，後來又在會上講了這些。

５月２５日的會是在北大辦公樓的禮堂開的。聽的人很多。顧文選和周鐸的講話內容在聽眾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沒有去參加會的人，也聽說了這個會議。

因為和顧文選一起講話，周鐸被劃成「右派分子」中的「極右分子」。對他的處罰是「監督勞動」。他被「監督勞動」四年後，在１９６１年恢復學籍，回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和１９５７年入學的學生一起繼續學完功課。１９６２年畢業後沒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學的工廠勞動。

文革開始後，北京大學在北京最先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他一直在那裏「勞改」。他被強迫縫了一個黑袖套戴在衣服袖子上，上面寫有白字「右派周鐸」。

1968年，周鐸被關進了北京大學的「監改大院」，也叫「黑幫大院」。那是北京大學文革當局建立的校園監獄，位於現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館的位置上。這個監獄關押過２００多人，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所謂「牛棚」之一。在那裏發生了大量殘酷而醜惡的事情。

曾經被關在那裏的一位教授告訴筆者，在「監改大院」裏，周鐸挨打最多。他的褲子上總是沾滿鮮血，非常可憐。看守的紅衛兵經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最疼的。

在「黑幫大院」裏，看守的紅衛兵學生還常常把周鐸當作尋開心的對象。空閒的時候，就大叫「周鐸，過來。」周鐸走過來後，站著，他們用棍子打他的兩只腳。他們打一棍，周鐸的腳縮一下，他們又打一下，周又縮一下。他們從中取樂。有一次，騾車拉東西。飲騾子的時候，看守的紅衛兵叫周鐸和一個法律系的教授，像騾子一樣套上車拉著車在院子裏來回跑，他們則把這當熱鬧看。

另一位一起被關的教授說，周鐸可能裝瘋賣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時候通常只給「牛鬼蛇神」吃窩頭，不給吃饅頭，但是有一次有饅頭的時候，周鐸也只吃窩頭。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有罪，只吃窩頭。早上很冷的時候，他起床後拿著一本毛語錄，站在門外一個鐘頭，一頁都不翻，發呆。他從地上揀柿子皮吃，揀土塊吃。這個人的故事可以寫一本叫《狂人》的書。他也可能有一點裝。被迫害得沒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這樣。

在「監改大院」裏有「監規」：不准互相談話，走路不准抬頭。所以這兩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鐸談話。他們不能確定周鐸是裝傻，還是長期的折磨已經造成了他嚴重的精神問題。但是周的健康問題是十分明顯的，他失去了幾乎全部牙齒和頭髮，瘦弱不堪，面無血色。

在全校性的「監改大院」被關了１１個月以後，周鐸和西語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從那裏轉押到西語系的「牛棚」中。當時西語系在４１樓關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教授，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還有兩個很年輕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他們睡上下床。周鐸睡在進門後右手邊的上鋪。睡在他下邊的，是老教授朱光潛。

當時有一個監管這些「牛鬼蛇神」的西語系學生，非常兇暴。這個人進門，從來不用手推門，而是一腳踢開。他進門後，全部被關的人都要站起來。這個人開門用腳踢，每次進門以後就轉向門的右邊，甩開膀子狠打周鐸幾個耳光。

「牛棚」裏的人看到周鐸天天被打，毫無辦法，只是後來按照這個打人者的姓名的諧音，起了個外號叫「暴徒」。很多年後說起這件事情，北大西語系的兩位老師氣憤難平，說，周鐸被折磨死了，「暴徒」現在卻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時候不覺得有愧嗎？

北京大學物理系的李淑嫻老師在１９５７年也被劃成右派，她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區門頭溝區的農村勞動。她說，她在西語系「右派分子」勞動的馬蘭村看到過周鐸。周鐸臉虛腫，走路腿瘸，一拐一拐的，頭髮也快掉完了。那時候正是「大躍進」，農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兩三鐵鍁深，不但把生土翻上來蓋住了熟土，對莊稼只有壞處沒有好處，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現好」，既要勞動表現好，又要政治表現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沒有人理睬周鐸，因為覺得他「問題大」，「控訴」了共產黨，對共產黨「沒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樣」。

文革給被「鬥爭」的人「定性處理」的時候，周鐸從關押中被釋放，居然還被稱為「寬大處理」。掌管北京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召開全校的「寬嚴大會」，以體現他們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沒有被戴上手銬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許回家，就算是「從寬處理」的。周鐸也列在其中。自從被劃成「右派分子」，他受盡了各種各樣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榨取了，最後還不得不扮演一個甘心認罪、感謝被「寬大處理」的可憐角色。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徹底的殘忍。

周鐸當時身體已經非常壞，他在被「從寬處理」後離開了北大，不久後就死去了。他沒有結婚，沒有家庭。現在無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時何地。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