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11月10日

我獲得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1930年12月5日中央前敵委員會給後援委員會的信。

第二個是1930年12月15日省執行委員會的第九號緊急通告。

第三個是1931年1月11日第二十軍第172團政委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

我譯出這些文件，仔細加以分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顯然，中共”主席”的職稱，就是從這裡”借來的”。同年秋天，在贛西黨委會上，毛澤東由於在軍事和農村建設的問題上走極端而受到尖銳的批判。就在這次會上，劉士奇被開除出黨。

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贛西黨委會決議之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並派向忠發同志接替。

毛對前敵委員會隱瞞了中共中央決議，通過指控贛西黨委會與地富勾結來欺騙前委會成員，並由他自己策動，建立了旨在消滅贛西黨員幹部的後援委員會。1930年12月5日，他開始行動了。

(一)

中央前敵委員會給後援委員會的信

劉士奇同志並轉省後援委員會：

鑽進黨內的地富的極為嚴重的暴動，業已蔓延甚廣。你務必堅決予以鎮壓。

你必須用另一種方式去找地址，不要像上次那樣去找，上次特委會遭到破壞。不這樣做，我們的領導人很快就會被殺光。

據龍超清(譯音)說，省共青團委員會主席段良弼、宣傳鼓動部部長袁超歡(譯音)和組織部部長蔣可煌(譯音)，現都在東固。應立即把他們抓起來，徹底審訊。

李伯芳是一個甚至更危險的罪犯！

但願你們已經把他們抓起來了！

另外，要利用這些人來找出更重要的罪犯！

今晚，特派兩名紅軍戰士送信告知審訊要犯丁秀奇(譯音)的情況。這個犯人還沒有坦白招供。

你們不必僅限於執行此信指示。明天要提審更多的犯人。

兩個送信的紅軍戰士暫留你處，以便在兩三天內派他們把信件一起帶回。如果你們有緊急報告需要送來，請派通訊員送。叫他把文件裝在裡邊口袋裡，上面放一封普通信件，以防AB團【富農、地主的反動組織】發現你們的報告。

中央前敵委員會

1930年12月5日於黃陂

(二)

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 (注1)

在汹湧澎湃的革命高潮的氣氛中，統治階級急於拯救自己，暫時彌合了他們的內部矛盾。這是統治階級對革命高潮的必然反映。這也充份證明，假如我們在一省或數省勝利了，中國革命就會特別迅速地獲得全面勝利。儘管如此，要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就需要全國所有共產黨員配合行動，首先在一個或幾個最重要的省內開展活動。

因此，有必要以堅定的階級鬥爭來回敬敵人的進攻，有必要在全國對敵人展開攻勢；一旦統治階級被壓倒，就消滅敵人，首先奪取江西政權，並隨之建立蘇維埃的中國。

這種鬥爭的爆發，結果將毫無疑義地導致革命的早日成功和統治階級的失敗。因此，敵人從四面大舉向革命勢力進攻。堅決進行鬥爭和消滅敵人的時刻來到了。我們只有通過積極進攻和以革命的自我犧牲精神進行戰鬥，來取得勝利。

黨內的右翼份子在激烈的階級搏鬥爆發前夕，自然會動搖不定。他們正在退縮，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叛徒和階級敵人。例如，毛澤東在階級鬥爭日益高漲的時刻，一方面右傾動搖，一方面又陰謀陷害黨內同志。毛澤東提出什麼誘敵深入、消滅敵人的戰術，實際上他躲避、取消鬥爭，並準備逃跑。就這樣，敵人已在進入蘇區的心臟地帶，而毛還主張撤退，不跟敵人作戰。

三軍團前委省行委提出竟見，但他不召集會議討論，個人……【此處原件字跡不清】。毛澤東這樣右傾動搖，成了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成了這次鬥爭中的罪人。毛澤東妄圖以此達到他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的目的，並幹出其他的卑鄙無恥的勾當來。

因此，毛澤東早已策劃反對江西布爾什維克黨，並正設法陰謀陷害江西黨的一切負責同志，按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革命鬥爭，以實現其美夢，成為黨的皇帝。這就是富田事件發生的原因。

1.毛澤東其人。

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具有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棄義的人，他的頭腦裡充滿了虛榮的念頭。他通過命令、威脅和一切壓服的辦法，來影響別的同志。他對黨內問題一拿定主義，就很少拿出來在會上進行討論，往往只關心怎麼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過。

毛澤東在需要採取行動時，表現得特別軟弱無能。他奉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和”尾巴主義”。他對每個行動步驟都拿不定主意，極其反復無常，在進行艱苦的階級鬥爭的現階段，更是如此。他想避免和逃脫這場階級鬥爭，不遺餘力地去撲滅它。

毛澤東反對中央委員會，由來已久。他用無足輕重的實際困難作藉口，多次任意拒不執行上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對下級黨組織只是宣讀和分發了很少幾份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不把中央派下來的工作人員放在眼裡，而是對他們百般刁難。例如，中央委員會曾經派蔡申熙到第四軍去糾正荒謬的游擊戰術的錯誤。蔡申熙本應在後來擔任第三軍軍長一職的。

毛澤東不僅對中央委員會的提議置之不理，反而用手段打擊蔡申熙同志，居然敢不准他擔任軍長的職務。

中央委員會幾次去信，要調動毛澤東的工作。但是他置之不理。

毛澤東經常不惜採取任何政治陰謀來打擊同志。

他對幹部的培養，一貫利用派別觀念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攏一伙人，做他的馴服的政治工具。

毛澤東過去的種種活動都表明，他不夠資格做革命領導人，甚至不夠資格做個普通的無產階級布爾什維克戰士。

毛澤東是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虛榮思想的傳播者和黨組織的敵人。在他身上表現出逃避戰鬥、取消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思想。他是共產黨的十足的叛徒。布爾什維克黨務必毫不遲疑地把他從隊伍中驅逐出去。(待續)

注1：通告中劉士奇、李韶九，英文原文一律為Liu Shao-chi。譯文根據有關材料，作了訂正—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