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7日訊】繼藥家鑫、李昌奎等死刑案之後，近日吳英案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再次引起不少非議。除了審判程序、罪名界定以及「非法集資」罪名本身的正當性之外，吳英案的死刑判決比藥、李兩案更不妥當，也更顯示了廢除死刑——至少廢除某些死刑——的必要性。和上述兩案不同的是，吳英並沒有對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造成暴力傷害，因而也沒有產生巨大的民憤；即便「集資詐騙」罪名成立，也只是傷害了11個受害人的經濟利益，並導致他們的資金未能存入合法的銀行，從而對國家金融調控產生不便，但是僅此似乎遠不足以上升到「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失」的高度。對經濟犯罪的死刑判決顯示，一些地方法院對國人的生命不夠尊重。

這篇短文只想強調一點，那就是尊重生命是中國文化的固有傳統。眾所周知，儒家歷來強調少殺、慎殺，據說死刑案件都要經過皇帝親自批示。儒家立場的倫理根源是「性本善」，人的內在本質是尊貴的，因而要求所有人賦予適當尊重。孟子的「孺子入井」故事將儒家基本思路表達得很清楚。只要是人，看見一個小孩爬向水井，都會情不自禁上前把她抱起來，因為凡人都有「惻隱之心」。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自然衝動，表明每個人都有仁義之心。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一個連說聲「謝謝」都不會的孩子萌動惻隱之心，不是為了獲得某種物質上的回報，而是出於尊重其生命所包含的內在價值。因此，儒家會強烈譴責那些對小悅悅見死不救的路人，因為不論出於什麼理由，對生命的麻木不仁表明他們的仁心已近乎泯滅。既然每個人都有義務尊重和保護生命，任何人更不得主動傷害生命。

當然，儒家對人性並不盲目樂觀。他們相信人性善，但也清楚知道人性是有弱點的。藥家鑫的殺人滅口、李昌奎的兇殘滅門、吳英的集資詐騙、對小悅悅的見死不救……都顯示人性的弱點是如此致命，以至只是靠道德說教顯然無濟於事；在某些情況下，人必須被強迫尊重生命的價值。在儒家看來，人類之所以建立國家並制定律法（在中國古代主要是刑法），正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生命，防止人類生命受到人類自己的非理性傷害。

然而，既然國家的基本義務是保護生命，刑法就不能為了懲罰而懲罰，尤其是不得沒有必要地傷害罪犯的生命；否則，國家就違背了尊重與保護生命的基本義務。事實上，如果推到邏輯的極端，儒家的倫理主張應該不只是「慎殺」、「少殺」，而是完全禁止死刑，因為無論罪犯如何「罪大惡極」，他們的行為都沒有也不可能泯滅自身存在的內在價值，而相對樂觀的儒家會認為，只要經過適當的教育改造，他們總是存在認識錯誤、恢復人性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摧毀罪犯的生命是國家暴力的濫用，在本質上和罪犯對他人生命的侵犯無異。因此，控制犯罪的正當措施不是死刑，而是在罪犯失去理性期間剝奪其自由並進行教育改造，直至其恢復理性。看到藥家鑫在法庭上淚流滿面的場景，不論他此前犯過什麼不可原諒的罪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個22歲的青年還有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而死刑判決徹底斷絕了一個生命的希望。

主張死刑的立場歷來有兩類論點。一類是社會正義論，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或某些罪大惡極者影響惡劣，「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被害人家屬也常常堅持「以命抵命」、「血債要用血來還」的傳統信條，似乎殺人者只有一死才對得起被害的亡靈。其實「殺人償命」並非不證自明的「等價交換」，而是人類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為了自我保護而發展起來的原始信仰；在沒有國家或國家不能有效控制犯罪的時代，這類信條有助於迫使潛在罪犯正視自己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後果，但是現代法治國家秩序的維繫顯然不再需要依靠原始血償信條，死刑也就成了對罪犯生命的不必要剝奪。從儒家立場上看，殺人永遠是非正義的，除非是為了保護更多人的生命不得已而為之。

如果死刑判決的主要理由是為了償命或「平民憤」，那麼這類理由顯然是不充分和不正當的。即便罪犯殺了人，死人也不會因為再殺一個人而復生，死刑並不能彌補犯罪帶來的傷害。為了滿足多數人的感覺而殺人，則更是違背了尊重生命的基本原則。在這種工具主義思維面前，人的生命不是終極目的，而是滿足利益和感覺的工具；只要能讓多數人滿意，國家就有權力乃至義務剝奪個人的生命。一旦成為治國原則，對待生命的工具理性主義顯然將產生極其可怕的權力濫用。因此，社會公正論對死刑的論證恰恰將催生最可怕的不公正，只能助長國家背離保護生命的基本義務。

第二類理由是社會功利論，主張死刑有助於減少殺人犯罪，進而保護無辜者的生命與安全。譬如有人主張不僅應該維持死刑，而且應該立即執行，因為中國的監獄不夠牢固可靠；如果死刑犯逃脫，無疑會對社會產生巨大危險。但是這種論點顯然不攻自破，因為維持可靠的監獄是國家職能，國家顯然不能因為自己疏於履行義務而轉嫁責任並剝奪犯人的生命。更何況如果以後發現判決錯誤，立即執行將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聶樹斌就是前車之鑑。在國家適當履行職責、有效控制罪犯的前提下，真正意義的無期徒刑足以防止最危險的罪犯對社會產生進一步危害，因而也就沒有剝奪罪犯生命的必要。社會功利論的更一般主張是傳統法家的「重刑去刑」論，認為極刑有助於震懾危險犯罪，迫使潛在罪犯三思而行。如有確鑿證據表明死刑判決對其他潛在罪犯產生顯著的震懾效果，從而減少殺人兇案，那麼或許可以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維持死刑。維持死刑的惟一正當理由是保護人的生命，而政府有義務提出足夠證據證明目的和手段的合理相關性。

社會功利論對死刑的辯護對於吳英案是徒勞的，因為她的犯罪行為既沒有傷害任何人的生命，也沒有顯示日後可能傷害生命的任何傾向。雖然死刑判決也許有助於震懾潛在的集資詐騙犯，但這種工具理性推定顯然是對死刑的濫用。和所有人一樣，罪犯的生命也承載著不可剝奪的內在價值和尊嚴，並不因為其犯罪行為而滅失，因而國家也不得以此為理由剝奪生命，除非是為了保護其他人的生命不得已而為之；刑法的目的是打擊犯罪並改造犯人，而絕不是以不可挽回的方式摧毀罪犯的內在價值和尊嚴。打擊吳英的經濟犯罪根本不涉及生命保護，因而國家沒有任何理由動用死刑；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授權死刑的法律或司法解釋都是對生命的無情踐踏，因而是在本質上非法的。

近年來，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實際上是對尊重生命傳統的回歸。死刑覆核是慎用死刑、尊重生命的最後一道關口，因而既不應流於放任地方司法濫權的「橡皮圖章」，也不宜成為各種政治考慮因素的平衡器，而是應該為人的生命和內在價值提供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如果完全廢除死刑的時機尚不成熟，至少實質性地廢除經濟犯罪死刑可以從吳英案開始。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