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6日訊】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要革商品經濟的命，是把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各種表現及其根源作為革命對象並與之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爭。這一本質被文化大革命紛繁的社會政治現象遮掩著，但又透過這些紛繁的社會政治現象顯露出來。這是我們從總體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邏輯。文化大革命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務」，打倒巨大的敵人，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社會力量。正是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各種社會利益及社會潮流都匯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或者一時的動力。

歷史早就翻過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頁。歷史隨即也很快翻過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一頁（「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當近三十年的改革已使我們較遠地離開了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之後，回顧的目光尤其顯得比較清醒。

歷史的任何一個片斷，只有將它放在較長的歷史背景中觀察，才可能看得比較清楚。今天，經過這樣的回顧，我們對文化大革命這段極端的歷史片斷，應該是洞若觀火了。作為對那段歷史的總結，也作為對未來的一點思索，我們還有一些話要講，這或許是那一段歷史的餘音。

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要革商品經濟的命，是把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各種表現及其根源作為革命對象並與之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爭。這一本質被文化大革命紛繁的社會政治現象遮掩著，但又透過這些紛繁的社會政治現象顯露出來。這是我們從總體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邏輯。

文化大革命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務」，打倒巨大的敵人，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社會力量。正是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各種社會利益及社會潮流都匯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或者一時的動力。

如果對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較全面的總結，那麼，有以下方面：

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包括似乎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

正像毛澤東在1976年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來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那樣，這是他發動和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憑藉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奪取了政權的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繼續在所有制領域內實行全面佔領的集中化傾向。

這是在蘇聯模式影響下很容易形成的一個強烈傾向。毛澤東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含著這個主要的內容。

三，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動員經濟、大搞群眾運動的慣性。

這個慣性浩浩蕩蕩地進入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就曾有過極端的表現。在文化大革命中，則有了更為極端的表現。

四，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

這既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潮，也是黨內相當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產黨內的思潮，又是社會性的思潮。在中國這個小農經濟有著長久深厚影響的國度，廣大民眾、包括其知識分子都特別容易形成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

這種思潮在某種程度上還具有潛宗教的意義。

五，作為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表現，或者還作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相關聯力量，中國社會存在著深厚的平均主義思潮。

這種平均主義也是小農經濟的產物，它與商品經濟中出現的各種不平均現象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這是一種強大的反經濟力量及社會保守力量。這種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顯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為平均主義的一種特殊表現，則是對知識、文化「特權」的恐懼、抵制與仇視。

它不僅在社會上廣泛存在，也在共產黨內廣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還是「破四舊」，還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還是教育、科技、文藝界的「革命」，還是「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充分表現出對知識、文化「特權」的矛頭指向。

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還是小農經濟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

七，對經濟管理「特權」的敵視與反對。

這既是對富有管理權力與管理經驗的幹部階層的反對，也是對他們所依據的一整套規章制度的反對，總起來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管理系統的反對。在這裡，林彪、江青這樣一批「職業政治家」的「革命性」與民眾中存在的反對管理系統權威的自發傾向集合在一起，成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存在著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腐敗、反對政治特權的民主傾向。

這種合理傾向與絕對的反對任何管理權威的不合理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們之間原本有一條並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衝破了這條界限。合理的民主傾向與不合理的反經濟管理的傾向，混淆成一個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與反管理權威的傾向相聯繫的，還有一般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這也是小農經濟歷史長久、小生產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國家裡一種普遍的思想潮流。當文化大革命將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氾濫成為了一個四面奔突、衝決各種社會結構堤壩的龐大力量。

十，與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相關聯的，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理想主義」。

這是一種倫理化的社會思潮，是從倫理的、道德的、審美的角度來判斷社會和設計社會的思潮。這種思潮在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中普遍存在著。它同樣是小農經濟的產物。

這種倫理化的政治、社會思潮所表現出來的理想主義，常常直接地匯入了空想社會主義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帶有狂熱性質的革命理想的來源。

十一，是對領袖的極端個人崇拜。

這種絕對的領袖崇拜，既來源於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來源於幾千年的對父權、君權的無限尊崇，也來源於共產黨革命戰爭年代所必須的高度集中的指揮權力結構的慣性，特別來源於在所有制領域內實行全面佔領的集中化傾向。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領袖崇拜的巨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領袖崇拜。

十二，與領袖崇拜直接相關聯的，還有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治。

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空想社會主義很自然地和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封建主義政治結合在一起。在商品經濟沒有充分發展的國度，任何對商品經濟進行全面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更多地求助於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治。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了十分充分的表現。

十三，林彪集團、江青「四人幫」這些專事意識形態鬥爭、政治鬥爭的官僚階層，與代表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國家管理階層的對立與鬥爭。

林彪集團及江青「四人幫」集團始終將把握著國家、社會主要管理權的幹部階層當做自己權力擴張的障礙與對象。林彪集團與江青「四人幫」集團的權力要求，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基礎之一。沒有這個基礎，毛澤東無從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正是直接利用了這些力量，才得以造成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林彪集團、江青「四人幫」集團直接註釋著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十四，在群眾及青年中，也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政治野心，像聶元梓、蒯大富、張鐵生這些革命造反派，就是這種「一步登天」的政治野心的代表人物。

這種政治野心是在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倫理政治理想主義等社會思潮中哺育出來的，也是毛澤東、江青等人誘發、培育出來的。它是上述多種潮流的產物，同時它自身也成為一個潮流。

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來自民眾的政治野心，成為林彪、江青勢力的社會基礎，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礎。

十五，青年中的反秩序、反教育傾向，是近代歷史中任何體制的國家都可能存在的普遍傾向；與此相關聯的還有青年的青春期衝動，這更是一個普遍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及整個發展過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年中存在的這種傾向和衝動。

十六，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時期還借用過其他一些力量。

曾經借用過「血統論」的力量，後來又借用過「反血統論」的力量。這種借用雖然更多地表現為權宜之計（文化大革命對很多力量的借用，都有著某種權宜之計的性質），然而，它是整個社會進入充分發動的「大革命」狀態之後，必然出現的現象。

十七，文化大革命還借用了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心理變態，無論是「迫害狂」傾向，還是「自虐狂」傾向，或者是其他的心理變態。

在正常社會狀態下壓抑的這些心理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得以釋放與發洩。

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商品經濟的勢力太強大了，所以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極端性質的放手發動群眾。這個極端性質的放手發動，造成了上述「革命力量」突破了原有的社會限制，充分地發展開來。這些力量的極端解放，也便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種極端的性質。

這是一個極端的反秩序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反文化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反經濟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反管理權威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殘酷整人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地表演政治暴發戲劇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地表現迫害狂等人性惡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領袖崇拜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地平均特權又製造特權的運動。

這是一個極端的理想主義又極端貪婪邪惡的運動。

這個極端的文化大革命，表現了各種極端，塑造了各種極端，也暴露了各種極端。當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有了極端的暴露之後，整個社會便無比清楚地暴露在我們面前。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