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6日訊】中國的統治者對自由的情感值得讓人玩味，他們把這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哲學概念，同時又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視為讓人避而遠之的敏感詞，要麼口誅筆伐，把它妖魔化；要麼諱莫如深，將它打入冷宮。
曾經，統治者信奉斯大林的「令人恐懼比令人愛戴更偉大」的教條，用階級鬥爭學說建立威權政治，將自由大批特批，將持自由觀的人大抓特抓，試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孕育的自由精神斬草除根，從而建立起超越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崇拜權威的政治文化，以達到獨裁統治之目的。其實，中國人早已習慣於權威，具體表現是：一是善於塑造權威。凡是具有權威的人，他們都是「由特殊材料構成的」，就拿出生來說，不是祥云飄逸，就是瑞獸飛騰，或者是火光衝天，總之與眾不同，神秘得讓人震撼。如此一來，他自然就會生出征服人的魄力。二是善於順從權威。只要權威形成，他就成了人們依附的對象，把自己的靈魂完全交付他，什麼都由他來裁決。如此一來，他自然就成為奴役別人思想的劊子手！這樣的權威即使去見馬克思了，還要繼續享受來自四面八方崇拜者的頂禮膜拜，甚至有人把他納入中國的神系範疇，「信男善女」靠他來定奪自己的前途命運，開著寶馬車橫衝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靠他來保佑平安……
當然，統治者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價值理論的時候，沒有忘記對自由的分割，顯然，其意圖在於否定自由的普世價值。毛澤東指出：「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沒有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把資產階級的自由觀批得這樣徹底，讓人相信它是虛偽的、反動的，具有很強的欺騙性，那麼，無產階級應有怎樣的自由呢？1975年全國人大將毛澤東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是就有了「四大自由」是「屬於人民真正自由」的說辭。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在《自由與權力》一書中說：「自由的涵義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1．它是對身處弱勢的少數人的權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對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3．它是對超越於人類的上帝所盡的義務。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戰勝強權。」（《自由與權力》第308頁，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1948年聯合國在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中重申了這四大自由的精神。如果把這些人所闡述的「自由」，與我們的某些人鼓吹的「自由」相比，顯然不在一個哲學範疇。毛澤東的「四大自由」是階級專政的工具，它直接服務於少數人的政治利益。在造反鬧革命時，如果你對「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使用這種工具進行揭露、批判，甚至「將他打倒，踏上一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種自由是允許的；如果你替他說句好話，就不會給你這種自由了，並且還會剝奪你享有這種「自由」的權力。張志新稍微表示了一下對文革的不理解，不是就遭到監禁、拷打、割喉管和處以極刑對待嗎？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確立了集體領導的制度，這就使對個人的神化失去根基，於是就將目光轉向那個集團，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加以再塑造。這裡，至少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通過這樣的再塑造，繼續表明時間雖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但它依然偉大、光榮、正確，依然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依然要人相信沒有它就沒有國家，如果再往下推的話，沒有國家就沒有我們。二是表明這個集團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力量都應該絕對地服從它的需要，也就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三是向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傳達一個重要信息，中國的「特色」之路不可阻擋，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愛等價值觀念在這裡沒有市場。這些歸納起來，其實反映的是「打天下，坐江山」這一根本性的利益問題。
雖然有人早已宣佈中國進入經濟社會，但政治掛帥的時代並沒有真正結束，政治利益依然是各種利益的核心，有了它，就能確保經濟利益。中國的國企從本質上講，都是官企。許多官企的老總都是很有來頭的人物，他們的年薪高達數千萬，而忙忙碌碌到頭來還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窮困人家卻比比皆是，這使我們想到杜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據說，中國的貧富懸殊已經像官員的壽命一樣，躍居世界前列，而且隨著血汗工廠的機器轟鳴聲，這種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在唯利是圖、金錢至上的當下中國，改變這種現狀已成為人們的夢想。有媒體稱，中國人的稅負世界第二，超過收入高於自己數十倍的高福利國家。但當政府得知這個讓他們難堪的消息後，匆匆忙忙發表聲明：「此說沒有依據」。可看看效能之低，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又為世界之最的中國政府（近年來政府的「三公」消費保持在國家財政的1/5到1/6之間），以及讓政府官員公開自己財產都難於上青天的現實，我們就不得不相信媒體的這一說法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已經被溫家寶總理早已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但要實現它，在現有的中國政治體制中無疑於天方夜譚。要維持這樣一個燒錢加腐敗的官僚政治，中國人五花八門的各種稅負決不可能降低，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宿命。
就在這樣一種殘酷的社會現實中，自由自然成為敏感詞，因為自由，要求憲法保障人應有的各種權利。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設立國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對於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更是理性。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壞信仰自由的原則。信仰自由需要通過表達而實現，表達的自由表現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選舉、罷免、創製、復議等。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存權的問題，包括持有武器的權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絕不確定未來的自由，包括拒絕無理搜查，拒絕有罪推定，拒絕侮辱和誹謗。免於匱乏的自由，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發展權問題，涉及勞動、教育、經濟、文化、休息等方面。此外，自由就是「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權宣言》第4條，1789年），就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基礎上，即不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從而使人民避免被專制政府奴役、監禁和控制，從而給人的自我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顯然，這與官僚政治視民如草芥，妄圖一勞永逸地壟斷國家利益的心理相矛盾。
但是，任何事情再嚴密，都不免有疏漏的地方。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民主化以及互聯網這個連上帝都鍾情的輿論平台的發展，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已經逐漸覺醒，他們認識到「自由」一詞已不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面目猙獰，形跡可疑。有些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人，把自由作為研究宣傳的對象，意在為新時代的啟蒙教育貢獻力量。就連溫總理也在許多場合暢談自由，如2010年9月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人法裡德•扎卡里亞的訪問時說道：「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擋的。」去年訪問俄羅斯，在偉大的詩人普希金曾經就讀的皇村學校，他飽含感情朗誦了《自由頌》。這都是喜人的景象，說明中國社會並沒有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已經淪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如今，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社會發展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候，原有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需要科技創新創立新的經濟增長點；文化墮落現象令人瞠目，需要吸納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予以扭轉；僵化的教育難出傑出人才，需要自由思想讓它脫胎換骨；潛規則橫行社會，需要建立民主與法治來求得公平正義……從國際看，地球上的陸地片片藍，只有我們這裡，還有朝鮮等少數幾個國家呈紅色，這自然會影響到經濟、文化交流，從而影響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給人民自由，已經到了非常迫切的時候，容不得半點遲疑，否則，儘管中國有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但必將又會被世界所拋棄，淪為人人可欺的國家。
自由，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什麼時候不再把自由視為敏感詞，並把它作為我們不可遏制的新生活，中國的未來便會清晰起來。
2012.1.14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