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訊】 中國目前人們最反映強烈的問題，是官員的腐敗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落馬的副省部級高官，就超過了100名。僅2008年，中紀委就查處了15萬人以上。國際反腐敗監察組織「透明國際」2009年對180個國家「清廉度」的排位，中國大陸名列79名，比2007年下滑7位。社會發展了，人們的利益顯得多元，但是，至少，在反腐敗上，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識。現在媒體發達，通信發達，要禁止信息的傳播，在技術上也有困難，大道與小道的腐敗消息，每天都有，對一般的幾十萬元腐敗的小魚小蝦，還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所以，現在的反腐新聞，更多的，著眼於桃色與黑色上了，因為不如此，百萬元級別的貪污新聞，根本沒人理睬。

但是，系統地看一本中國的貪官錄，倒是第一次。看過這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46萬字、380多頁、內有250位中國貪官事蹟的書之後，第一感覺是：這官場，怎一個愁字了得！貪官們的所作所為，一直在挑戰人的道德底線，以致一看完此書，我趕緊去窗口張望–天上還有沒有太陽？

書中的大部分名字，讀者都熟悉。廣東政協主席陳紹基、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北京副市長劉志華、天津政協主席宋平順、國土部長田鳳山、藥監局長鄭筱萸……我們台州榜上有名的是謝再興。世界上有兩種名，一種是好名聲，一種是壞名聲。得貪官之名，沒有一個人會願意。為什麼這麼多的聰明人，都願意自污其名、成為貪官污吏呢？

讀史讓我們明白，貪婪，是人的本性，中今中外並無例外。貪污現象，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西方的文明社會，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它們同樣經歷過痛苦的反腐經歷。在反腐上，並無制度上的不同，也無人性上的差異，只是表現方式上的不同。在貪慾面前，不存在特殊材料製成的超人，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包公。

任何社會，在杜絕貪官，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們更重視反腐敗工作，我們僅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反腐敗的理論研究、紅頭文件、領導講話，就是汗牛充棟、不可勝計。但是，為什麼口號越響，效果越差？化的人力物力越多，效果卻不明顯？如我們這樣擁有如此龐大的貪官隊伍，不能說世界上是絕後，至少也是空前的。貪污的人群，上到省部級的京城高官、封疆大吏，小到不入品的村民委員，單位的出納，有高官，也有小吏，貪污的領域，有傳統的基本建設領域，也有教育衛生，甚至於有人將黑手伸向慈善事業。貪污的可以說已經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

是中國人特別貪婪？顯然不是。新加坡是華人佔多數的國家，它的廉潔度，是世界的榜樣。我們國內台灣、香港地區的清廉度排名，照樣是世界的第37和第12位，名列前茅。

是東方文化的貪婪基因作怪嗎？日本、韓國都屬於東方文化圈，它們並沒有如中國般「集體淪陷」，他們排名在18和39位。

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嗎？這也是無稽之談。因為西方許多國家，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了，當然也有腐敗，但如我們這樣的規模和普遍，倒還是少見。如美國和法國這樣的老牌市場經濟大國，清廉度排名是18和23位。

我們習慣以運動的方式反腐敗，當然這也是一種手段，但是，這不是長效機制，也容易給一些別有用心者當成排斥異己、打擊政敵的核武器–只要以腐敗的原因被清除，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官場腐敗，本質上說，都是因為官員掌控著太多的利益資源，而權力缺少或者說沒有實質的監督所致。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人類社會治理的實踐和理論發展到今天，證明對權力制衡最有效的方式是三種，一是多黨制下反對黨制衡，在野黨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會盯住執政者的任何違法活動。二是自由競選制度下的選民製衡，選民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會用選票選擇公正廉明的人作公僕。三是言論自由條件下的輿論監督，就是通過媒體的公開，暴露社會的不法與不公，引起人們的關注，以達到糾正的目的。這三種方式，既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也非其所專屬。在目前的中國現狀下，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反腐手段。從實踐看，我們的許多案子，就是輿論制衡的成果。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之後，這種作用更加明顯，一個網名叫「花果山總書記」的人，就通過官員的手錶，揭出了不少貪官。因為在現代法治國家，輿論被稱作獨立於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它的真正威力在於陽光–讓真相呈現在全社會的目光之下。

任何暗箱操作，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都有腐敗的嫌疑。讓陽光普照大地，讓權力暴露在民眾的目光之下，才是限制權力、遏制腐敗的治本之道。當然，這都是常識，並無高深莫測的理論，事實上也沒有多少操作上的疑難問題，關鍵在於它的實施。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