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1日訊】這次烏坎事件，起因又是徵地。20年來，烏坎村的幾千畝耕地，在未經村民同意的情況下，被官員以集體的名義出賣和出租，村官和開發商都賺了好幾個億，而村民只得到550元的補償。
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於建嶸估計，在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中，60%以上是由徵地引起的。引發糾紛的原因主要有4條：「一是不經農民同意強迫徵地，二是補償過低，三是即使補償低還發不到農民手中，四是補償款被貪汙挪用」。
單說補償過低這一條。據國土資源部資訊中心資料，2003～2005年共徵地1275萬畝，徵地補償費4500萬元，平均每畝3.5萬元；同期土地出讓811萬畝，成交總價17717萬元，平均每畝21.8萬元。這就是說，政府徵地，每畝補償3萬5，政府將土地出讓，每畝收錢21萬8，出讓價是補償費的6倍多。北京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說：「據我們的一項研究，地方政府對被徵地農民的補償，一般只佔土地市場價格的2%-10%。」
政府低價徵地，高價賣地，大發土地財。近些年來，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每年都在一萬億以上，2009年更高達1.6萬億。根據《財經雜誌》的統計，71.8%的地方各級財政的收入主要是土地轉讓金。無怪乎地方政府都那麼熱衷於徵地，無怪乎地方政府都那麼富得流油。古今中外，靠賣地發大財的政府，如今的中國政府堪稱獨一無二。
那麼，為什麼唯獨如今的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徵地賣地發大財呢？這要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變遷談起。
1949年以前的中國，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一樣，農民的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農民有權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出讓或出賣。在那時，關於土地的交易僅僅是買家和農民的事，政府並不介入，因此政府不可能從中發財。在那時，政府也可以為公益目的徵地，但征來的地既是為了公益而不是為了經商，政府不能又倒手轉賣給商家，所以也不可能從中漁利。
1949年後，中共實行暴力土改，將地主的土地無償沒收，然後把土地分給所有的農民。可是緊接著就是集體化公社化，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統統交出來，變成了所謂集體所有。起先是公社所有，後來改成生產隊（相當於村）所有。再以後，人民公社解體，農村實行分田到戶。但所謂分田到戶，農民只是得到了使用權（其實連使用權都談不上－－見秦暉《地權六論》），土地的所有權依然掛在集體名下。理論上講，如今農村的土地的所有權在村民小組。可是村民小組並非股份公司，村民沒有退出權；另外，組長也不是法人。這且不說，更要命的是，按照中共的《土地管理法》，「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換言之，被稱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其實並不歸集體所有，因為該集體本身不可以開發，不可以使之自由流通；要將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必須首先由政府來徵收。地產商開發商想買農民的土地，不能直接從農民手中買，而必須從政府那裡買。根據憲法，政府徵地本來只限於公益目的，現在卻擴展到商業性用地。於是，政府就可以運用其不受約束的權力大肆徵地，只給農民很低的補償，然後再以高價出賣，從中牟取暴利，或者是官員猛吃回扣，趁機貪汙，而農民自己卻幾乎無法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
以上講的是農村的土地，城鎮裡的土地也有類似的問題。早先，城鎮裡的住房基本上是私有的，房東的產權既包括房屋也包括和房屋相關的土地。然而文革一來，房租被扣上「剝削」的罪名，於是，房東們不得不都「自願地」把自己的房子交出來給政府。文革後，政府把私房退還了房東，但是只退還了房產卻沒退還土地。1982年《憲法》添加了一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就把全國城鎮私房業主的土地權一舉剝奪乾淨。既然城鎮的土地都屬於國家，上面的房屋不過是「附著物」，政府就可以「依法拆遷」，然後把地倒手賣給開發商。由於政府的強勢，它可以只給私房業主很低的補償，而把土地增值的收益大部分歸給政府自己。
於是，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在中國，所有土地都被政府所控制，一切有關土地的交易都必須經過政府之手。由於城市化的突飛猛進，由於土地價格的飛速飆升，各級政府發現，搞徵地搞拆遷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大生意，所以個個樂此不疲。他們動用各種手段，包括直接動用軍警和黑社會，逼死人命也在所不惜。面對政府的強徵強拆，弱勢的民眾無力抵擋。這次烏坎村民的抗爭，因天時地利人和而取得階段性勝利，實屬難得。但後續情況將如何發展，仍令人憂慮。
有當政高官說：今日中國的社會矛盾－－例如因徵地拆遷引出的矛盾－－主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幣可以解決的矛盾。有學者說，維權事件，不是要權只是要錢。這些話看上去似乎不錯；今日政府手裡也很有錢，要解決這些矛盾好像也不太難。但問題是，徵地拆遷搞了這麼多年，各級官員從中撈足了好處，他們肯把已經吞下去的東西再吐出來嗎？另外，中共欠債已經太多太多，按下葫蘆浮起瓢，它還得起嗎？如此說來，補償問題就並不只是金錢的問題，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如果政府願意糾正過去這麼多年對民眾財產權益的侵奪並給予賠償，那首先意味著政府承認自己做錯了；既然政府犯下了這麼大的錯，它怎麼還能以「偉光正」的旗號繼續一黨專政呢？
顯然是受到烏坎事件的影響，溫家寶總理在日前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專門講到農村的徵地問題。溫家寶說：要推進集體土地徵收制度改革，關鍵在於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應該看到，我國經濟發展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設計徵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開展相關工作，明年一定要出臺相應法規。
請注意，在上述講話裡，溫家寶提到「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這等於是承認，此前的工業化城鎮化就是靠犧牲農民財產權利而取得的；但是對於此前犯下的侵奪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事情，政府無意糾正，只是許諾今後略做調整而已。這就是說，在現階段，烏坎事件的最好結果，頂多是對這一次非法土地交易有所糾正。而烏坎村民的抗爭則是向世人揭示出整個徵地問題的罪惡；推而廣之，也是揭示出30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背後的罪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烏坎事件顛覆了「中國模式」。
文章來源：《新世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