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0日訊】中共農村工作會議2011年12月27日起在北京舉行，溫家寶在會上稱，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任何人都無權剝奪。然而，德媒報導，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減輕農民負擔」的口號震天響，但農民負擔卻與日俱增，很多法律對官員都是形同虛設，這些年地方官一直是無法無天，強徵農地和強拆民房，並鎮壓農民的抗議。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2000年，湖北監利基層官員李昌平曾上書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時說。德國之聲報導說，李昌平的總結可謂一針見血，生動概括了「三農」處境。雖然李昌平的上書引起了朱鎔基的重視，但農民的處境並未有絲毫的改變，農民們依然得面對苛政猛於虎的現實。
德國之聲12月27日發表署名文章稱，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三農」問題就逐漸凸顯，到1990年代中後期和21世紀初幾年之內，「三農」問題相當嚴重。雖然官方媒體上一片歌舞昇平，春晚甚至還曾打出「盛世大聯歡」的標語，但是，在中國的廣大農村，農民卻是度日如年。農民長年累月辛勤勞作，往往交不起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文章表示，胡溫上任後，因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呼聲日強，農業稅從2006年開始取消。農業稅的取消可以說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舉措，這一措施得到了海內外輿論的肯定。不過，雖然農民不用交稅了，但處境依然艱難，因為農用物資均價格暴漲，生活用品也在價格暴漲，而農產品則一直在低價位徘徊。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顯示，現在城鄉收入差比江朱時代更大，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點。可見，取消農業稅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文章說，在江朱時代，「減輕農民負擔」的口號曾被中國媒體喊得震天響，但農民的負擔卻與日俱增。最後，就連朱鎔基也不得不承認農民不堪重負和民怨沸騰的事實。但直到他卸任之際，農民依然是苦不堪言。
眾所周知，農民的土地和房屋被剝奪在中國已是常態，雖然大約65%的群體事件是由土地爭議引發，文章說，但農民能討回公道的卻寥寥無幾。文章認為，溫家寶一直以親民的形象而著稱，但他有關政治改革、推進社會公平公正等得民心的講話均得不到付諸行動和產生實際的效果。在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的講話顯然又具有濃厚的親民色彩，但是，已經沒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是農民的福音。文章說，很多法律對於官員而言都是形同虛設。農民的土地和房屋原本就神聖不可侵犯，但為了權力尋租，各地官員在這些年一直是無法無天，強徵農地和強拆民房的事情多如牛毛。時至今日，此類事情依然層出不窮。可見，對於地方官員的濫權，溫家寶要麼是無心阻止，要麼就是無力阻止。
最近這段時間，廣東汕尾的烏坎村事件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在村民的持續堅韌抗爭下，廣東省委省政府開始介入此事。然而，溫家寶卻一直未曾對烏坎村事件表態。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親農講話被有些媒體和評論人士解讀為對烏坎村事件的間接回應。文章還說，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每一任最高領導人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都提出一系列的治國口號。尤其是「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在這些年成為喊得最響亮，然而，中國社會並不和諧，發展也並不科學，「三農」、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等等社會問題一直困擾著當局。
文章認為，口號絕不是治國最有效的方式，曆數60多年來的各種口號，很多都很動聽，然而社會並沒有因為它們而不斷變得和諧，反而問題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嚴重。所以，溫家寶的講話再狠也震不住胡作非為和貪得無厭的官員，只有憲政民主體制才是震住他們的利器。
近來，中國出現的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降半旗，出口下降，製造業下滑，罷工和群體事件此起彼伏等現象，引起了外界關注。法國媒體報導，中國各種信號變紅，表示社會危機近在咫尺。法國解放報駐北京記者格朗日羅說，中國邊境警察最近接到一個長長的黑名單，許多債台高築的企業老闆被禁止離境。這個跡象顯示，隨著經濟放緩，北京領導人的憂慮正在增加。中國貸款越來越難，出口下降，人民幣匯率一週來明顯降低，房地產價格下滑，製造業降至3年最低，罷工越來越多。中國高層說，這些現象表示社會危機近在咫尺。
法國解放報說，30年來，中共一黨執政的主要支柱是民眾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從2010年的10.4%，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9.1%。專家認為，未來幾個月中國經濟增長可能降至8%，甚至7%，因此北京當局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用他們的行話來說，就是要加強社會管理。北京的管理包括一系列強迫措施：有恫嚇，有調解，有壓制社會衝突的監控手段，還有宣傳和新聞封鎖管制等等。總之，要將社會和諧因素放到最大，將不和諧因素縮到最小。中國的社會維穩已成為當局的最高任務。
在今年春天阿拉伯世界爆發革命之後，中共中央成立了一個全面控制社會危機的社會綜合治理委員會，可以調動多個部委參加行動。解放報說，這個初期用來鎮壓政治異見人士的機構，現在需要適應經濟不景氣引發的社會風潮。在一長串北京當局嚴密監控的清單上，除了異見人士、活躍的網民、上訪人士、大學教師、非政府組織、私營企業之外，也許還要加上其它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比如農民工或房產主。最近房價下滑，有房產的人，財產大幅縮水，嚴重不滿。最近上海發生買房者怒砸開發商辦公地點的事件。原因是已購房的人不滿開發商大幅降價，使他們的房產嚴重縮水。
2000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價格漲了5倍，甚至10倍。北京當局最近戳破這個領域的泡沫，房地產價格開始下降。《人民日報》警告說，通過倒賣房屋輕易賺錢的時代已經結束，房價可能下降20%，甚至50%。解放報說，像鄂爾多斯那樣炒房的城市，一眨眼之間，房價就下降了30%。然而，房價回到正常狀態對於銀行來說十分沉重。如同美國房屋次貸一樣，許多債務纏身的企業和地方政府，都將房地產當作投資和支撐額外財源的槓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曾鄭重警告說，現在中國的銀行系統雖然沒出問題，但非常不堪一擊，原因就是房地產泡沫。國際貨幣基金還對中國2008年出台的4萬億元刺激經濟計劃的投資低效率表示憂慮。這項龐大的投資大都流入國企，私有企業則依靠借高利貸度日。在製造業集中的溫州市，已有80多名私企老闆因還不起高利貸而關門跑路。他們或逃到中國其它地區，或逃到國外。
2011年10月12日，社會學者梁文道寫道：「大家總是控訴今日中國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崩潰，但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做好事的人反而常常受到處罰、虐待、壓迫，甚至被逼向絕境。這個地方天理不存，只能為惡，不得行善。」雖然梁先生此話是針對陳光誠事件有感而發，陳光誠事件也只是極端狀態下的典型（自2005年以來，陳光誠遭到以李群、張建等為首的臨沂沂南縣雙堠鎮地方政府的持續迫害，這包括他被偽司法判決入獄以及出獄後迄今依然受到持續針對他和家人的拘禁、毆打、羞辱等無休止的折磨，而陳光誠只是一個自學法律並為附近鄉鄰因計劃生育暴力執法所受侵權提供法律服務的盲人赤腳律師），但行善艱難甚至遭迫害，作惡順利甚至吃香喝辣，確實已是中國常態。梁先生這段話是對當今中國十分敏銳、精準的現象透視與概括。
為什麼會導致這種匪夷所思的結果？人們甚至很難理解為什麼會存在著這樣一批人：他們以折磨弱勢人群為生，以毆打、羞辱等方式折磨、迫害他們為樂。人們可以用喪盡天良來對這些人進行道德譴責，但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則需要另外的視角。
經濟學是一門以研究人的行為為目標的學問，所以經濟學大師米塞斯有一部很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就叫《人的行動》。從一種科學的視角，行善是一種行為，作惡也是一種行為，對作惡進行經濟學研究必然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分，而在中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度，普遍而暢行無阻的作惡尤其應該成為經濟學最關注的問題。
一種制度是善制還是惡制，最簡單的判別方式，有三個基本指標：1.它是否保護人們無害於他人的自由選擇的權利，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是否能獲得救濟；2.它是否鼓勵、支持和保護人們行善的自由；3.它是否反對、阻止和懲罰人們作惡。如果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都是「是」，那麼這種制度就是善制，如果回答是「否」，那麼這種制度就是惡制。但是人們可能會對何為善何為惡產生分歧，因此，善制還是惡制，還需要從善惡觀念上進行正本清源。
從一種歷史延續性的角度看待，善惡觀念其實在人類歷史中具有某些基本共識，例如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有一項關於人類底線倫理的決議，這份決議中提到有四項倫理共識，即誠實、不盜竊、不殺人、不姦淫，並且提出「我們想要別人怎樣對待我們，就該怎樣對待別人。」即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金規則。由於上述共識是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全球共識，因此假定那些迫害他人的人也承認這些規則——如果他們不承認，也就意味著他人可以用最不人道的邪惡手段對付他們，正如他們用邪惡的手段對付別人，因此，在邏輯上難以自足。
前述倫理規則是否得到制度的支持，是判定一個制度善惡的基礎，而以當前中國社會的各種現實狀況對照，存在著一種複雜的現象，即這個制度不能說僅僅是支持作惡的，也不能說這個制度只支持行善的，而是兩者交織，前者巨強，後者極弱。或者用法律術語表達，就是現行中國的制度不支持程序正義，因此制度執行者的惡行通常無法得到遏制與糾正，而制度針對平民之間相互侵害時的處理是否公正則缺乏可預期性和穩定性。因此這套制度在對上述三個問題，從概率意義上而非完備意義上的回答是「否」，換句話說，這套制度是惡制度。
參照前述三項指標，這套惡制度的運行狀態是：1.不保護人們無害於他人的生活自由選擇，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未必能獲得救濟；2.不鼓勵、支持和保護人們行善，政府隨時可以任何名義控制並干涉甚至取締人們的善行，並且迫害行善者；3.未必但也會反對、阻止和懲罰完全無權無勢或與權力完全無關係的普通平民之間相互作惡，基本不干涉甚至鼓勵公權力或者依附於公權力者的作惡。為此，這套惡制度運行的基本效應是鼓勵人們掌握或接近公權力，以尋求保護，鼓勵人們不從自由人權公平正義看待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而從權力與暴力、控制與統治、侵害與強佔等非道德的弱肉強食角度看待。雖然它在紙面意義上不鼓勵作惡，但在涉及公權力本身及其官僚集團統治利益時，它鼓勵並且保護作一切惡，可以完全不顧及手段與道德，如果對作惡者有懲罰，通常也是出於保護更大利益的需要所進行的無奈選擇，或為安撫民心，或為彌補其本身的利益保障機制，或為鞏固惡制度本身，並非為公平與正義的目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人是出於某種利益進行日常行動的，如馬克斯.韋伯所論證過的，利益包含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在經典的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中，利益最大化是人的行為動機，由於利益最大化是一種主觀的判斷，因人而異，因此，人的行為才千差萬別。但是，即使如此，人並不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不同的制度會對人的行為選擇產生不同的影響。從概率而非完備意義上，善制度保護每個人的人權，因此，人們的行為通常會有邊界，並且傾向於行善。而惡制度僅僅保護特權者侵害非特權者的利益，不保護公平的平等的利益，因此人們的行為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特權者傾向於作惡，因為有制度保護，即使出現因作惡過甚民憤太大，制度也可以幫助其將可能不得不承擔的懲罰降到最低點；非特權者傾向於自保，既不行善，也不作惡，儘可能不惹是生非，如果與特權者發生糾紛，只能聽天由命，沒有制度救濟途徑，如果與非特權者發生糾紛，則各自比拚與權力的接近程度、受庇護程度，若完全不作接近權力的努力，則只能等待不公正的結果。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天價維穩經費的存在，據《2009年預算執行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在去年增加16%的基礎上，今年將再增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亦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清華課題組2010年發表的報告《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中說：「據統計，我國今年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億元。」今年5月8日出版發行的《財經》雜誌上《公共安全賬單》一文有如下報導：「據財政預算，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為6244.21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13.8％，佔全年預算支出6.23％，略高於國防支出預算的6011.56億元。」
這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以13億人計算，今年的維穩經費是每人支出480元！問題並不僅僅在於這筆費用的巨大，而在於這筆經費進入現實之後，它將產生怎樣的效應。
國內諸多反人權政策導致了對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長期持續侵害，這些侵害導致了被侵害者的各種維權行動，包括訴訟、信訪，甚至在忍無可忍情況下與公權力的直接對峙，而這些維權行動一概被各級政府視為有礙穩定的行為，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以維護穩定為名糜費巨億以強壓維權行動，從法院不予受理到截訪、非法拘禁關黑牢、偽司法判決、強送精神病院、暴力圍毆、拿錢堵漏、密捕迫害異議人士……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這一切如所有能夠給人增益的行為一樣，是需要經費的，而維穩經費就是為上述服務於官方維穩政策所支出的「工資」等人工、人力以及設備費用，也就是官方在一次作惡（例如血拆搶地）之後為掩護暴行、堵截強壓受害者維權的二次、三次、N次作惡、繼續踐踏人權的經濟支出。
在一個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崩潰的維穩體系中，那些為維穩付出自己的「勞動」（作惡）的維穩執行者，是一個龐大的人群，這群人除了享有官職和實權的決策者之外，其他的小嘍囉並不是為了某種信念去作惡，而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而作惡，他們也許沒有社會所需要的正常工作能力，是一群懶漢、流氓和惡棍。他們沒有信仰，沒有靈魂，沒有良心，也許在最初作惡時，他們會有良心的自我譴責與羞愧，但是當作惡能夠為他們帶來現實吃穿住行等經濟需要時，他們的良心開始沉睡，他們甘願為這些助紂為虐的邪惡行徑付出良心成本——或者說，有過了投名狀之後，良心成本已經無需再考慮，在他們那裡已經不存在這種精神利益。
比這種情況更糟糕的是，雖然人們並不清楚維穩經費的實際分配機制，但是與任何經濟行為一樣，它會存在某種激勵機制——至少在其經費的可控額度範圍內，否則無法解釋那些維穩政策執行者失去任何良心彈性並對作惡表現出某種病態的痴迷。在這種痴迷中，人們還會極度震驚地發現，痴迷於折磨無辜者、受害者的行為中，有大量行為未必能從維穩經費中獲得更多的金錢，也未必能從作惡中獲得更多陞遷機會。但其行為並不令人費解，因為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動》中列專節提到的，人類的天才們並不是為了現實的物質利益、經濟利益、改善生活而創造，他們的創造僅僅是因為從創造中可以享受到某種精神的愉悅。作惡者在獲得其所需要的經濟利益之後，並且難以在作惡中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和陞遷機會時依然再接再厲地作惡，通常是基於兩種因素，一種是來自上級的預期利益許諾，一種是來自作惡者自身對作惡行為的精神性愉悅——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即使無物質性利益可圖，也願意折磨、迫害那些弱者、受迫害者，而且花樣翻新地作惡，在作惡中實現其創造的愉悅。
除了上述官方的經濟支持以及預期利益許諾等激勵機制以及作惡者自身的作惡愉悅之外，還存在著一種通常不被人留意的環境性支持，這種環境性支持就是官方龐大的物質暴力與受迫害者的極度弱勢之間的力量懸殊比例關係。這樣的比例關係，使得作惡者處於極度優勢而無需擔心惡行受懲罰——官方不但不會懲罰，還為他們的作惡按勞分配、支付報酬，而民間不但無從反抗，即使是上訪等維權行動，也是奉旨下跪、尋找包青天而已。
維穩本是政治腐敗的一個部分，但維穩體系本身比其外部經濟關係更隱秘，權力的缺乏監督也更為極端，因此，維穩經費中必然存在著比外部經濟關係更為嚴重的貪腐問題。這種黑洞式的死循環系統，如一切權力不受限制的地方，遵循罪錯遞增規則，對於主持維穩全局的責任官僚而言，其唯一的利益就是「穩定」本身，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也無需多加考慮。維穩財政的不受監督與隱秘性，使得維穩貪腐本身具有某種人們在通常的經濟行為中無法理解的特性：即除了維穩本身就是侵犯人權的公權力犯罪之外，維穩具有偽造維穩理由無端侵犯人權的特性。這種偽造本身中也包含著維穩貪腐的經濟利益。
人們常常無法理解一些普通的人權案件怎麼會被官方一再強調有所謂「境外反華勢力」的參與。例如，烏坎事件中，就有這樣的搆陷。對於地方當局而言，將此事與所謂「國際反華勢力」掛鉤，至少存在多重利益：1.可以增加財政撥款，甚至可能是來自中央而不僅僅是地方的財政支持；2.可以在中央產生疑惑時有理直氣壯的強硬藉口——畢竟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在維穩體系中，越是將事態描述得聳人聽聞，對於維穩執行者越有利，這種利益既是權力上的利益，也是經濟上的利益。古代中國有所謂「養寇自重」的謀略，即剿匪的將領並不在第一時間以集中優勢兵力的方式消滅或擊潰「匪眾」，而是以佯打放生、虛抬匪情的「拖」字訣向上級要求更多的財政支持與權力授予，維穩體系存在著類似特性。地方當局的上級維穩者雖然知道這一切都是維穩體系以及具體執行者的惡果，但他們被綁在同一條利益戰車上。因此，維穩經費的貪腐問題，除了常規的一般性貪腐之外（例如開支黑洞中的貪污、無發票的巨額報賬、政府採購中的賄賂等），還有借助偽造維穩形勢導致的貪腐，甚至許多原本看似小事最後演變成大事，都與這些貪腐存在著緊密的關聯。……
維穩體系不可能在外部的打擊下崩潰。這套靈敏、精巧、高度技術化、組織化、專業化，甚至可能形成產業鏈的作惡體系。在一個普遍奉行庸俗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人群中，在沒有彼岸信仰，沒有靈魂，鄙視良心的社會氛圍中，那些為維穩體系效牛馬之力的人們，服從於作惡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他們不可能良心發現，只會以爭先恐後的姿態戮力作惡，以獲青睞、賞識、經濟利益和安全作惡、創造性作惡的精神愉悅，他們與維穩體系存在榮損與俱的關係。
連續三年來，二位數的維穩財政增長本身已經足夠說明這個問題，而這樣的維穩經費增長態勢，正是維穩本身的必然結果，而且它極有可能在自身不斷複製與膨脹的邪惡中加速這種增長態勢，直至成為整個財政體系無法割棄的重中之重，而當經濟危機來臨後，社會動盪會進一步增加其支出，在巨額儲備金花完之後，也就是它難以維繫、瞬間崩潰的契機——如果沒有錢，地痞惡棍流氓們無法繼續作惡以謀生，這頭怪獸也就會因失血而亡。
維穩體系已成為現政權癌症中最嚴重的一部分，癌細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和繁殖力擴散。若無強力制約，就不可能停下來，它只會沿著作惡的單軌，一路狂奔，在通往死路的骯髒大道上，它兩腳都是油門，直到墜崖。
所以，還是「境外敵對勢力」說得好，溫家寶講話並不能震住地方官，只有憲政民主體制才是震住他們的利器。現今中國各種信號變紅，社會危機近在咫尺，也唯有憲政民主體制才能使這個國度懸崖剎車。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