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訊】蘇聯解體已經廿年了。1950年代的中國有一句流行語：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然而，國內各界人士對今日俄羅斯卻有著種種很不相同的解讀。記者們看到的是政界爭鬥、商界醜聞、街頭示威；國內不少專家專注於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到過俄羅斯的中青年旅遊者看到的是風景優美，美女如雲；老年旅遊者則尋找阿芙樂爾巡洋艦和蘇聯歌曲，感嘆著「蘇聯活在中國人心中」。這種種觀感令不瞭解俄羅斯的人們莫衷一是。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從集權體制改成了民主制度，從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但在社會層面，變化卻是緩慢而潛移默化的。恰恰是這種緩慢的社會變遷，導致俄羅斯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落後於捷克、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行進了廿年的俄羅斯，最後出現了試圖長期獨佔最高權力的普金；俄國中產階層移民潮的出現，則標誌著這些社會精英用腳對現狀投否決票。俄羅斯人這廿年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們的體驗對中國人又有什麼啟示？我曾為2000年第12期《書屋》雜誌寫過一篇「是誰導致了蘇聯解體」，介紹瞭解體前官方與民間的互動。這裡不再回顧自己11年前的分析，而是側重從社會經濟層面分析蘇聯走上轉型道路之後的足跡。

作為一個長期跟蹤研究蘇聯/俄羅斯經濟社會問題的學者，我曾數次到俄羅斯居住，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也在私有化後的企業做過抽樣調查，瞭解經理、工人對私有化的看法。我曾採訪過前蘇共的列寧格勒市某區委書記，聽她講如何白手起家建立一家以她為董事長的私營商業銀行；也深入遠離城市的鄉村，觀察農業生產情況，嘗著剛擠出來的溫熱鮮奶，聽農村老太太晚上圍著爐台「話當年」；甚至還體驗過後蘇聯時代企業招待的公費吃喝宴會。當然，比較深入的實地考察和訪談可能得出與媒體報導有所不同的判斷。

歷史的深痕

在十月革命的搖籃國度，轉型過程與捷克、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必然大不相同。捷、匈、波等東歐國家的紅色政權本來就是蘇聯「二戰」後刻意扶植起來的，那些國家的蘇聯模式也是在駐軍壓力下「植入」的。前東德共產黨幹部列昂哈德•沃爾夫崗的《革命之子》一書（1980年出版英文版），其中有一節「跟隨烏布利希回柏林」（烏布利希是前東德共產黨總書記），講的就是作者本人親身經歷的，如何在莫斯科受訓，戰後回到東德怎樣逐步控制政權的。捷、匈、波等國的老百姓被迫接受了蘇聯模式，但他們大多數並不喜歡這樣的制度，對祖國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不無懷念。一旦蘇聯解體，捷、匈、波等東歐國家的民主化與擺脫外國控制的民族情緒相結合，便自然而然地回歸到二戰前的政治經濟制度。對這些國家來說，二戰後到蘇聯解體這一時期，只是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暫時中斷，1991年後只需要重新接續，就能鞏固住轉型的成果了。

但俄羅斯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長達70餘年的斯大林模式深刻地改變了社會。蘇聯解體時80歲以下的人，除了蘇聯模式，根本無法想像其它社會制度下人們會如何思維，如何行動。許多人從情感上無法割捨本人和父祖輩在蘇聯模式下積累的社會聲望，也不願意對舊體製做深刻的反思。葉利欽當局為了避免社會摩擦加劇，對正在上學的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以迴避爭議為宗旨，結果進一步扭曲了青年人的社會認知。於是，蘇聯的歷史文化遺產既無法在成年人當中得到清理，也未能在青年人裡得到澄清。而正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裡，孕育出支持普金的政治氛圍。

「我們不能否定自己」—一個前蘇聯外交官的坦然陳述

1995年夏，我曾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長談。我在莫斯科的政治歷史博物館門前，看到一輛參加十月革命的裝甲車，和一輛蘇共保守派1991年夏發動政變時民眾用來阻攔坦克的無軌電車。我問這位大使，你怎麼看這兩件文物的意義？我以為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它其實是拷問對蘇聯歷史的根本認知，畢竟兩者是相互否定的。但此公的回答卻令我大為驚訝。他告訴我，我們兩者都肯定，十月革命沒錯，民主化也是必要的。他的解釋是，在這樣的問題面前，我們不考慮理智和道理，而是考慮情感。這位前蘇聯外交部的局級幹部出身高幹家庭，祖父是列寧時代的赤衛隊員。正是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他十分坦然地說，民主化有好處，這點毫無疑問，但我也不能否定祖父、父親的榮譽，所以我不會否定十月革命。

我發現，俄國的很多成年人保持這種想法，幹部如此，知識分子和工人也是如此。基本上，俄羅斯人的絕大多數對蘇聯模式只是各取所需地局部否定。從俄羅斯的改革年代，到轉型起步時期，直到現在，歷年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出這一特點。這種為維持個人心理平衡而採取的自我保護，會造成社會觀念上是非混淆和實用主義盛行。新舊價值觀的混雜並存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俄國的制度轉型，立新存舊，以舊充新，是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常見現象。

歷史博物館裡的奧妙

我曾經關注過葉利欽當局處理蘇聯歷史遺產的方法，特別是中學生如何在民主化的俄羅斯接受歷史教育。為此，我翻閱了當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發現葉利欽當局的做法是把歷史碎片化，剔除任何可能引起社會對立的歷史記錄，於是，當時中學生的教科書裡介紹的是一個沒有列寧、斯大林的蘇聯。

最形象的例子可以從聖彼得堡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品看出來。這裡曾是十月革命前列寧的辦公地點，電影《列寧在十月》的不少鏡頭就是在二樓保留的列寧辦公室裡拍的。我尋遍此屋，居然找不到列寧的名字，於是去問看館的老太太。她反問我，你是中國人吧，沒看過《列寧在十月》嗎？我答道，就是因為太熟悉這間屋子，才奇怪為什麼沒有列寧的名字。她的回答是，上面要求把列寧的名字去掉了。在樓下關於蘇聯歷史的展廳裡，我看到了對十月革命的介紹，但沒有列寧，不過比蘇聯時代增加了一點內容，那就是介紹了十月革命後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波羅的海艦隊水兵不滿蘇維埃政權，發動反對紅色政權的起義，結果大批支持過十月革命的水兵被屠殺；關於二戰的介紹裡沒有斯大林；此後的歷史介紹當中有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但卻沒有勃列日涅夫。

葉利欽當局的這種任意剪裁歷史的做法顯然不妥，但卻實在地反映了轉型期俄羅斯社會大部分人的心態–與其真誠地面對歷史當中的是與非，還不如迴避它。或者更準確地講，人們心中的是非本來就混沌一團，自然也不希望在社會上公開全面地重新評價歷史。而普金上台後，俄國的歷史教育更是掉轉方向，開始了對蘇聯模式和列寧、斯大林的讚揚。經過歷史碎片化和舊史回歸這兩類歷史教育，今天的俄羅斯青年一代其實既不全面瞭解本國歷史，也不能充分認識轉型的必要性，他們往往只關注日常生活，同時在精神層面則不自覺地接受了學校教育和父祖輩那些是非不分的歷史認知。許多這樣的青年人後來就成了普金的崇拜者。

精英變身和漫長的轉型

舊制度在新體制裡的延續也同樣體現在精英的身份上。在俄羅斯，新體制的精英絕大多數是在舊體制裡如魚得水的活躍人士，往往一夜之間便從蘇共黨員變身成為民主陣營成員，或是從黨政幹部改任商業精英。其行事模式、關係網絡依然如舊。自然，新體制的運行也就充滿了舊制度的氣味，不可避免地帶有深深的舊痕記。

我在聖彼得堡市採訪過一位原蘇共區委書記。這位優雅的老太太怡然自得地給我講了她如何變成銀行家的故事。蘇聯解體後，她的書記職位隨著蘇共解散一夜之間消失了。於是，她把以往歸她管的國有企業頭頭們找來開了個會，商量怎樣保住各人的地位，結論是用這些企業的資金創辦一家商業銀行，她任董事長，那些企業頭頭們按投入資金的多少成為大股東。於是她通過關係輕而易舉地註冊了一傢俬營銀行，廠長們則把各自企業的資金轉帳到這家銀行，再以貸款的名義回流企業。雖然當時國企私有化還未開始，這些廠長們已經搖身一變，以私營銀行股東的身份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了。

我驚訝地問，這樣做合法嗎？她笑著告訴我，我們的銀行法規允許這樣做，所以當然是合法的。進一步追問，她解釋道，各地的黨政幹部和企業經理們都有類似的需要，大家紛紛關照各選區的國家議會成員，於是銀行法規的立法過程體現了我們的要求。

新制度往往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由舊精英們創立的，而舊精英也趁機變身成為新精英了。從外表上看，俄羅斯既有市場經濟，也有民主政體的外殼，但是無論怎麼看，那裡的制度轉型都是個半吊子。按照多數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想法，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框架建立後，制度轉型就走上了正軌。其實，轉型受制於社會變遷，新體制只能在蘇聯的文化積澱上生長。俄羅斯過去廿年的現實說明，蘇聯模式是無法復活了，然而，轉型是個漫長的過程，廿年可能遠遠不夠。

從普金上台時得到的熱烈支持，到蘇聯解體20週年之際出現的反對普金獨裁的示威活動，看起來俄羅斯的民主化遠未完成。從支持普金到抵制普金，俄羅斯民眾正在民主的雛形當中學習、進步。有趣的是，今天俄羅斯最大的反對黨居然是俄國共產黨，它始終擁有百分之十幾的老年人選票；但是，要求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社會力量仍十分弱小，它的政黨代表甚至沒法在議會取得最低席位數。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恐怕注定比不了捷、匈、波等國了，雖然驕傲的俄羅斯人並不願意承認這一落後。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