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小鼠黑皮書(24)- 離婚風雨和別了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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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訊】五七小右派李文書口述個人史

離婚風雨

正當人們把徐政委炒得熱熱鬧鬧吹上了天的時候,我們文工團的才女從宜賓看病回幹校給我帶來一個壞消息:徐政委給張淑君作思想工作要她與我離婚。當然是一個很壞的消息!雖說對我不算五雷轟頂,卻在徐政委來宜賓后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里引起了轟動效應。這個效應甚至超過了他的「你們過的乞討生活」和「閻錫山同盟會不算什麼反革命」,大大地超過了,人們炒得更熱、吹得更多,吹到了遠離宜賓百里的五七幹校,而且還有很多關於政委給張淑君做工作的細節。比如說:徐政委到宣傳隊看白毛女排練,當「大紅棗兒甜又香」群舞剛起,他就被台上的張淑君吸引,忙問身邊舞蹈隊隊長,指著張淑君說怎麼不讓這個演員跳白毛女,(他似乎不懂「扮演」只會說「跳」)。

隊長忙回答:她的老公是右派。政委忙指示:叫她離婚不就得了。隊長忙解釋:她就是說不聽、打不掉、批不散、斗不倒,最後還是結了婚。政委不信一個弱女子會有如此堅硬,於是他就親自出馬試試口味兒。一天政委嘴饞,到宣傳隊住地,一頭栽進女生集體宿舍,找到張淑君單獨面對面說了一大串兒,中心意思兩個字「離婚」。張淑君還是陪斗陪批那德性,一語不發、一字不吭。徐政委拿她沒法子,又東拉西扯說了些輕鬆話題。搞得窗外偷聽的年輕舞女們嘻嘻笑,認為老政委活潑、快樂、年輕,是群眾的貼心人。我聽了這些傳聞后,儘管宣傳隊把他捧上了天,甚至說成是宜賓演藝人的大救星,但我卻有另一番思考,主要是我的婚姻家庭。你徐懷旺不敢像參謀長那樣說右派還可以理解,為什麼要叫離婚呢?你徐懷旺既然敢說「閻錫山同盟會不算反革命」,那麼你為什麼要破壞一個摘帽小右派的家庭?這兩種行為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讓百姓怎麼來看你一個軍分區政委?我只能說政委是個兩面派,是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是個與劉蓮池付仁慧你的山西老鄉一樣見不得花姑娘的流氓政委,不是好東西,是個花鼻子,人生和政治舞台上的小丑,花鼻子官老爺。

正當我把軍分區這位徐政委定位為小丑之時,他來了,小丑花鼻子政委來到了符江幹校,說是來看望還沒調回去的這三十來號人兒。這天上午,我正在幹校的前樓下院壩子邊,從命恭敬地書寫毛主席語錄牌,紅底白字全用油漆,寫的黑體美術字。忽然一部美式吉普車開進院壩停下,這裡是路的盡頭不能不停。車上下來三個人,一位年長,兩位年輕。年長的走在前面,年輕的在後面跟隨。年長的來到我身旁看我寫字,我轉眼覷了一眼,此人不胖,個兒不高,面黃紅、有了不少皺紋,我沒打招呼繼續寫字,不知道此人是誰。不一會兒,學習班留下的那個軍代表曾跑來對著年長的立正敬禮:「徐政委,請!」哦……原來此人就是那個新來的軍分區政委。我仍然寫我的黑體字,不聞不問不理。在曾軍代表的帶領下,這夥人通過一條寬寬的田坎路,到了幹校後面的兩層灰磚樓。片刻傳來哨聲和曾代表的高叫聲:「全體集合!」我沒動,繼續寫,毛主席語錄高於一切,風吹不動、雷劈不到,一個軍分區政委算老幾。當時我還真的這麼想,對這個政委不感興趣。過了一會兒,我團那個保衛、中音提琴余跑來叫我,說徐政委點名叫我去,我說不去,沒動繼續寫。又過了一會兒,軍代表曾跑來叫我,還是不去。軍代表就動手拉著我說:「你非去不可!政委已經點了兩次名要見你。」就在軍代表的推拉下來到了灰磚樓。這是幹校教室,政委坐在老師的講台上,背後有面大黑板。下面的學員排排坐、不整齊、很隨意。軍代表要我從前門進挨近政委,我卻偏要坐在後門邊遠離政委,看室外田園風景,沒聽政委在談什麼,我認為都是扯把子、騙人的鬼話,不想聽。片刻之後聽到一聲:「誰是李文書……請起立,我看看。」我不答不理、外加不動不起立。嗬!不得了,了不得呀!政委要看你呀!人們騷動了,一直坐在我身邊的保衛中音提琴余要動手拉我起立,我說怎麼,二月黑風你沒過把癮要我坐你的噴氣式,今天你手癢了。余忙解釋不是,政委叫你啦。他們認為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政委點名要見你多麼榮耀,多麼大的恩賜,我卻認為這是在愚弄小民百姓。就在余保衛和幾個幫凶馬屁精的拉推中我起立的瞬間,他看看我,我也瞪眼看看他。接著政委就問:「聽說你叫小天才?大名鼎鼎的小天才!」吔……我想這個政委對我還調查得如此全面深入如此細。我面向門外,很隨便很不在意地不知對誰說了一句:「那是吹的。」緊接著政委似乎很有感觸地嘆息說:「是呀!吹得太高了,也摔得太疼了……。」我立即起身大叫:「今天還在疼咧!」便慢步離開會場,向我的工作地走去。軍代表和幾個鐵杆老保上前阻止,忽聽政委發命令:「好了,今天就給大家講這些,解散!」於是軍代表和老保又急忙轉身向政委迎去。

會後幾天人們都在議論這件事:有的說小右派真是長了一匹反骨,對徐政委如此無理。有的說誰他媽破壞我的家庭,我會日媽倒娘地同他拚命,小右算是很克制的,不失風度和有傲氣。好朋友們私下對我說:徐懷旺很混蛋,簡直是個共產黨解放軍中的混混,黃土高原上的一條蟲,破壞小民百姓溫暖家庭的蛀蟲,你怎麼辦?這時,我對徐懷旺還沒像朋友們想得這麼壞,同時也相信張淑君不會動搖。我想,從我們戀愛一開始就挨批挨斗直到結婚生子她都沒動搖叛變,表現得很堅定。而且張淑君還沒來信談這件事,我得先聽聽她的,再下結論。離婚風聲四起,我仍穩坐釣魚台,平靜等待她的來信。每天繼續寫毛主席語錄牌,繼續用幹校玉米逗我的黑公雞和小仨的黃母雞。這時,學習班留下的三十來號人分幾批調回了宜賓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投入《白毛女》的演出,又排練《紅色娘子軍》。學習班宣告結束,最後留在幹校的只有五人:雜技團的豬嫂和水鬼,原市文工團的老藝人群英和李小仨,最後一名就是本人。說是這五人問題嚴重等待處分,什麼問題什麼結論沒有當眾宣布,除了我其他四人批鬥會都沒開一次,不明不白就留下了。我的同案犯老右謝鬼――又遭批又挨斗還挨了打的翻案老右也調回去了,為什麼要留下我,軍代表曾也沒對我說個一二三,捲起背包就跑了,跑回了他的野戰部隊。文工團沒曾和江暴的戲唱了,已經交給了軍分區。我還真弄不明白,這又是吹的哪股風、漲的哪河水,把三百來號集體趕到幹校辦學習班的人又分批分期都吹走了,只留下我們五人,咋回事兒,搞不懂。留下的五人交幹校代管,工資糧票肉票原單位每月寄來,幹校只管勞動。倒還輕鬆自由,不學習不挨斗,幹校農工對我們都是一張張笑臉。我的腦子裡只有兩個問題:家庭是否離散,今後我用什麼技能找飯吃。

又是一年一度的寒冬來臨,終於等來了張淑君提出離婚的來信。信不長只有兩頁,給我印像最深至今沒忘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過去地區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以及許支書那樣又批又斗她沒動搖,是因為這些幹部都沒有徐政委如此有人情味兒。那些幹部沒有一個說我們文藝界過的是乞討生活,沒有一個直言「閻錫山同盟會」不是反革命,沒有一個多次親臨排練場指導提意見,沒有一個同演員們打成一片噓寒問暖,沒有一個像他老人家那麼慈祥可敬可愛……總之在她心目中的徐政委是個好政委,從沒見過共產黨的官兒有這麼好,這麼善良,這麼有人性。像這麼好的官都反對我們的婚姻戀愛,她不能不想想我們的戀愛結婚到底是對還是錯,是分離還是繼續。經過深思熟慮最終選擇離婚。也是呀!張淑君的想法沒錯兒,我很同意。只不過她是個天真幼稚的女孩兒,對人看事只能是表皮看不透心。是人是鬼是真是假,尤其對當官兒的政客們,她是沒有眼光和能力去看透的。就是我比她多吃幾年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也很難看透共產黨人的好與壞。所以我很能理解,基本同意她提出的離婚要求。戀愛婚姻家庭不是兒戲,我不能輕意的回封信表示同意就完事兒,還是面對面談細談透再作決定。畢竟我李文書不是共產黨、不是當官兒的、更不是徐政委那種為了跳個白毛女就輕輕鬆鬆地說一聲叫別人離婚的人兒。我是摘帽右派,家庭來之不易,女兒來之不易,我要負責任,不能輕意放棄。我決定等到春節放假,我回宜賓去作最後處理。

一九七一年春節不很冷但雨多,細雨綿綿。節前幹校頭頭兒就對我們五個人講,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還是回家去過了年再來,我放你們十天假。我們五人中只有水鬼無家,他不回宜賓就在符江過一個特殊的年。我雖有家,但面臨著破散,就是不放假我也要回去,同樣過一個特殊的年。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過了臘月八就算進入了年,符江鎮就有了年味兒。我和小仨在鎮上交了幾個朋友,一個是醫師、一個是中學教師和幾個知青,他們都請我們去吃一頓年飯再回宜賓,我們很不客氣、兩手空空地去了。醫師姓王名湘凡,川醫臨床科畢業,醫術高明全面,心腸特別善良,他叫我們每月去開瓶國公藥酒,舒筋活血免除勞改留下後遺症,還可以過把酒癮。當時我們的醫療費全報銷只要不開藥酒處方,不喝白不喝。中學老師沈華岱,西師中文系高材生,差點成右派,所以分出校外下鄉村。他思想激進、文筆犀利、主張民主、追求自由,並且結合符江歷史與現實。常給同學們講,符江出了個老一代革命家李碩勛,追求民主自由被殘殺在香港的故事。又講現實的不民主、獨斷專橫,所以他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滿以為主民自由會在中國實現,結果靠邊站,醒來才知又上當受騙。我在符江一年多,常與他喝酒上茶館,吹聊國家大事鄉村現實,很投機很好玩。年三十兒迫近,我和小仨告別了符江朋友,坐上汽車,他提著那隻黃母雞,我提著正處青春年少的黑公雞,傍晚時分到了宜賓,進了家門,這時離除夕還有整整三日。

走進大南街文工團住地一看,我那與食堂連接的蝸居住了別人,景片搭的旯旮廚房也拆了,這是咋回事兒,還沒離婚窩就沒了,心裏很不是味兒。這時天已黑盡,過去人來人往進進出出的大門,怎麼今夜如此寂靜。哦,明白了肯定今晚有演出。我把背包和捆綁了翅膀雙腳的黑公雞放在洗衣台上,儘管天氣很冷,我還是打開自來水籠頭用雙手捧著冷水將滿臉灰塵洗凈。氣溫低,感覺自來水還溫溫熱,正好撫慰了一下蝸居被別人佔領的寒意。要知道,我對這蝸居是很有感情的,新婚在這裏,撫養小女兒也在這裏,屋子雖破爛醜陋,但回憶確是美好的。難道說這就意味著婚是一定要離的嗎?過了好一陣,食堂做飯的歐嫂來到我身邊給我一把鑰匙,說我的家已經搬了,搬到原來的女生院里哪一間房。女生院我當然很熟悉,那間房最潮最暗,幾乎是成天不見光明,加上地面不是木板、是濕潤的土,一年四季都能感覺到有水從地下滲出,哪能比得上蝸居?簡直是死囚犯的牢獄。不僅是女生院最糟糕的一間,可以說是文工團人人都不願意去住的一間,很明顯這是欺負人。為何要換房!夫是翻案右派、妻兒老小都得跟著受罪,這是毛澤東思想早已定論,你能怎樣,只能住!當我把屋子收拾好,把帶回的鄉村年貨包括那隻黑公雞安頓完畢,傳來人們嘻哈打笑的歡快聲。演出歸來演員們習慣了的談笑喊叫,我雖熟卻已陌生,畢竟一年了,一年來的五七幹校黑暗夜使我愛上了安靜,感覺還是安靜比浮噪舒服。張淑君回來了,接著有感情的幾個同事也來了,我拿出符江特產沒炒的花生招待大家。大家邊吃邊談有說有笑,卻隻字不提離婚事兒。我清楚這幾個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如若一提離婚,肯定會罵徐懷旺政委不是個東西。還是不提好,好讓我快快活活地過個回家的第一夜。然而,這一夜並不快活,從來不落淚的張淑君卻抱住我哭了一夜,這一夜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幹,就是哭,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失去了離別一年夫妻床上的熱情。被窩裡的溫度雖然超過了攝氏三十七,但兩顆心卻凍得如霜,都是那徐政委離婚思想工作搞的鬼,我怎能不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老政委沒有良心、不是他奶奶的人兒。

接下來的兩天,我們除了吃飯睡覺拉屎拉尿談的都是離婚事。她堅持要離,說了許多要離的理由。我堅持不離,說了不少不離的好處。她說離了兩個女兒才有前途,我說女兒還小,眼下還談不上什麼前途,我不相信中國的時局不變就這麼越走越壞。我說離婚對男人影響不大,對女人影響就大了,中國的封建文化總認為二婚女人不幹凈。她說離了就不結婚,中國的封建不會不變。她又說,我們從戀愛到結婚生子,一直都在挨批挨斗關監中度過,沒有一天安靜舒心的日子,吃穿好壞無所謂,精神枷鎖壓得喘不過氣,要把人逼瘋的。我說這樣的日子也許到了盡頭,也許不會再發生……我話還未完,她就搶著追問:你能保證嗎!問得我無言以對。我是誰呀,一個被毛澤東共產黨提著玩兒吊著打的猴兒!!我接著慢慢對她說:我當然不能保證,樂觀一點想,我現在的工資三十元,到我死能拿到五十元恐怕沒問題吧。至於右派,我不翻案、認個錯還能把我怎樣,我相信不會再給我戴上別的什麼帽子了。從政治方面講,現在是已經整到底了,不會再整再壞。從經濟方面講,到咱們都退休時兩人的工資加在一塊總會有一百元吧,只要把兩個女兒培養成有知識的人,我相信晚年還是會幸福的。最起碼是一個完完整整的家……你想得太美!你能保證從今後不會再開你的批鬥大會?不會再把我弄去陪斗?只要再來一次我就會發瘋的,你知道嗎?!我會成瘋子的,瘋子!瘋子!她哭了,一邊大叫瘋子一邊抽泣,非常傷心我從未見過她如此傷心。我趕緊說同意同意,要不她哭成了瘋子我該怎麼辦,不好辦。我立即想到參謀長那句話:「這事兒是誰搞的?只有他不在了才翻得過來。」想對她說出這句有希望的話,又一想不妥!這句話對誰都不能說,決不能說,除非她真的會哭成瘋子?張淑君最後這句「要成瘋子」的話真把我問住了,震動了,如同八級地震。「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誰能預測不會再開我的批鬥會。再說當年毛澤東還沒死,如果是到了毛澤東接見尼克鬆閉不隴嘴流口水那年,我就敢用參謀長的話來堵住她的嘴、止住她的淚。遺憾啦!那是一年後才有的事兒。最後,我只能勉強對張淑君說「離吧!明天就去派出所辦離婚手續。」她平靜下來后說:「明天是年三十,過了初一初二去。」「行!」我就立即將帶回的黑公雞宰了燉成一鍋雪白的湯,在除夕夜用來給即將離婚的兩夫妻團最後的一個年。四年前的除夕夜結婚,四年後的除夕夜離婚,這是老天爺的安排,你不能不認!命!命!命!誰能不認。

從除夕夜到大年初二,一直下著小雨,我用符江帶回的挂面下了兩大碗雞湯麵,這既是四川人過年的習慣初一吃湯元初二吃面,也是離婚的象徵不是「圓」是「散」。這是本人的性格,別人認為是苦難,我卻當成一杯甘露喝下肚,總要來點浪漫。吃完雞湯麵已經過十點,老天還在落淚,細雨綿綿。我們打著一把油紙大紅傘走出女生院,通過食堂又貼著洗衣台出了大門。在大門口遇上幾位好同事,他們問上哪兒去,我說離婚。啊!他們意外驚訝不相信,我說真的現在就去派出所辦理離婚證。「鬼扯、鬼扯!我們不相信!」「行啊,李文書,你們打著大紅傘去離婚,又在影射什麼呢?」呵,這聲音我很熟悉,又是那位許支書手下的紅人兒上綱上線的能手,我也滿足一下他的用心大聲回答:「影射什麼,影射紅色天地中照樣有苦難,有黑暗,有悲劇在上演!」好!在場人居然鼓起掌來。在同事們的掌聲中和凝惑的目光下,我們手挽手、身貼身、打著大紅傘,走上大南街不到一百米向右拐個彎,再走不到一百米就到了派出所。也許是春節放假,派出所只有一位三十齣頭的大姐在值班,她問「幹啥?」我說「離婚!」她兩眼盯住我們細細打量后說:「你們像離婚的樣子嗎?這麼親熱,還在一把大紅傘下面,開玩笑吧!」我說:「同志,我們不是開玩笑,是真的!」同時我遞上離婚協議書。這位大姐接過協議書細細看,然後又抬頭細細打量著我們,彷彿自言自語說:「李文書……文工團……哦!想起來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右派李文書嗦,你演的林育生我看過,演得真好,我都哭了。唉呀!你們兩個好好的離啥子婚嘛。你們的女兒我都看過,在小文那裡就在隔壁那條街上,長得啷個乖一個女兒,你們捨得嘛,就是為了乖女兒嗎也不要離啥……」。這位大姐真可愛,是個好心腸的宜賓人,真資格的人民警察貼心人,哪像那個徐政委。一個共產黨也有兩種人,好人和壞人。民警大姐還想說還想做我們的工作不要離。我打斷大姐的話說:「大姐,我們是真要離,我們不能不離,是徐……」我一下子打住,怎麼能說徐呢。大姐睜大眼睛追問:「徐什麼?」我不能說徐什麼,只能說我們不是開玩笑,不是拿離婚結婚當兒戲,請大姐給我們辦個證,辦個離婚證。民警大姐指著我們的離婚協議書說:「你們的協議書上沒有所在單位簽字蓋章,我們不能辦。」我說:「我們結婚時都沒單位簽字蓋章,不也辦了嗎?也是在這個派出所辦的。」她問是哪一年,我答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大姐笑著說:「那時正是全國大造反大串連,機關單位都癱瘓了,特殊時期特殊辦理,單位癱瘓、小夥子姑娘們沒癱瘓,該結婚的就結婚,該生兒的就生兒。還有你寫的離婚理由也不充分,什麼右派不右派,再說你都摘了帽兒上台演戲了,婚姻法沒有規定右派不能結婚,如果按這條理由我給你們辦了離婚證,那就是我違反了國家大法。」我急忙問:「那要什麼理由離婚才不違法?」她隨便說出四個字:「感情破裂。」她又緊接說:「看你們這個樣子那像感情破裂,完全像是來扯結婚證的。」我就笑著說:「未必硬要大吵大鬧、打得鼻青臉腫的,那我們就假打一架給你看,你就給我們辦了吧。」好說歹說,磨磳了半個多小時,這位大姐還是不辦。我又在協議書上加上「感情破裂」四個字,她仍然不辦。最後她非常肯定地說:「我知道你們文工團變成了軍分區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必須要有這個宣傳隊的簽字蓋章我們才能辦,你們兩個才離得脫。」

宣傳隊還在放假,沒人上班,只有等到初五上班才能簽字蓋章。那就等吧,我們的夫妻生活又在等待中延續了兩天。這兩天難熬又過得快,轉眼就到。宣傳隊辦公室設大觀樓劇場前廳樓上,坐陣辦公室的不是前兩個文工團的團長主任,而是軍分區特派的軍代表,此人姓陳,個子瘦高瘦高一米七五左右,四十多歲,在軍分區的職務是個什麼科長,大家就叫他陳科長。宣傳隊是前市地兩個文工團合併而成,加上新招收了一些有文藝特長的知青,總共兩百多號人。春節後上班的第一天,就慣例召開全隊大會,就在大觀樓劇場。這天九點過,我懷揣重新寫的離婚協議書,為什麼要重新寫,因為我認為初二在派出所加上的「感情破裂」四個字不真實,同時我要探一探宣傳隊領導人的口氣。當我來到大觀樓劇場,看見已經來了許多人,有認識的老同事和不認識既年輕又活躍的新人,大會還沒開始。老同事們紛紛上前詢問:「李文書,你回來了?他們問的你回來了,是調回來工作了。我答「沒有。」他們又問「你來幹什麼」,我說「上樓去找辦公室……」「離婚,他是回來離婚的」又是那位許支書的紅人兒把大家點醒。人們驚詫不已地向我圍上來,我趕緊離開往樓上去,一進辦公室,我問「哪位是軍代表陳科長」,軍代表主動抬頭看著我答「我就是」,並接著問我「你是誰幹什麼的?」我掏出離婚協議書擺在他面前的辦公桌上,什麼也沒說,只說:「請簽字蓋章,是派出所說的。」軍代表很認真地看完了協議書,又抬頭看看我問「你就是李文書?」我隨便答了一聲「沒錯!」他也很隨便地說「這事不好辦」,還說協議書上寫的離婚原因是右派問題,他們不能簽這個字,還是如同派出所那位大姐說的這個理由不能成立。這時我就多了一個心眼,反問軍代表什麼理由才能成立。軍代表沒有立即回答,只是一會兒點頭一會兒搖頭,彷彿心中也在說國家大法沒說右派不能結婚生子,我怎敢簽這個字。最後軍代表把協議書扔給我說:「這字我們不能簽。」這時跑進來一個勤務兵報告說:「報告陳科長,徐政委馬上就到。」他們顧不上我了,一陣風似地跑下樓去迎接大駕光臨。我也跟著跑下去,只見吵吵嚷嚷的人群,趕緊跑進劇場觀眾席各就各位。我猛地想到:這事兒是誰種的瓜就該誰來收,我就站在門外等這個種瓜人。一會兒這個人來了,沒坐車是步行,軍分區後門離大觀樓劇場很近。我立即迎上前去,舉著協議書邊走邊說:「徐政委,這是我同張淑君的離婚協議書,派出所說必須宣傳隊簽字蓋章,否則就不能離,剛才請陳科長簽字蓋章,他不願意,我只有請你下命令……」徐懷旺沒停步,更沒看我和協議書,聲音大大地說:「我怎麼能管你們的家務事兒。」我一下急了,也大叫:「這是你要張淑君同我離婚的,她聽了你的話,不離不行,都要急瘋了,急瘋了……」聲音傳進了劇場,觀眾席上的人們紛紛回頭觀望,還有人起身跑出來看的。徐政委不語,快步進入觀眾廳,他身後的警衛兵立即關上大門,把我堵在門外。這時前廳無人很安靜,我只能轉身仰望破敗的古老大觀樓,心中很不是味兒。可能有人會說,這是李文書在臊徐政委的皮,膽兒太大了。實話說,我當時沒想這麼多,也不想臊誰的皮,只想把這事儘快辦成,這兩天張淑君十分的煩燥不安,真瘋了我怎麼交待,顧不了政委的臉皮還有自己的行動後果。這時,劇場守門人、竹琴老藝人曲靜安老師端著他最愛的酒要我喝一杯,還用竹琴調門兒哼:「喝一杯,放寬心,你還年輕……你們都年輕啦………」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六,有人跑來通知我快去宣傳隊辦公室,我想是離婚的事就把協議書帶上。果然如此,陳科長二話沒說就把字簽了章蓋了,只說了一句「趕緊回符江幹校去。」我想初六是個好日子,當天下午我們就到派出所去。今天的派出所就有幾個人了,只是不見那位大姐民警,全都是男人。這幾個男人把我遞上的協議書傳來傳去地看,也不看我們一眼,也不問個究竟為何離婚,一會兒扯下了離婚證一人一份。我真有點納悶,今天的協議書還是昨天寫的那張沒有「感情破裂」四個字兒,為何在宣傳隊、派出所都辦得如此順利,難道是軍分區政委的指示?不會吧!徐政委一心要做好人,怎會留下壞名聲,我想他沒有這麼蠢,沒有哪個當官兒的做了壞事想留下罵名聲,都是兩面派偽君子、說的比唱的好聽。恐怕讓徐懷旺沒想到的是,我們的離婚一下子在宣傳隊內外傳開,人們紛紛議論:指責徐政委的,看我笑話的,拍手稱快的,等等,其說不一,人們最後的結論是「假離婚」。假離婚三個字讓我感動,讓我欣慰,至少大多數人認為這個離婚是錯誤的、被迫的,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該發生的。話又說回來,在毛澤東時代不該發生的事都發生了,一個小小右派的離婚算個屁事兒。

回到符江幹校,我的心一橫,把自己的一切都改變了。首先是不參加勞動,一心練畫,符江的山好水好風光好,是個練習寫生風景畫的好地方。儘管一年多來傳聞的八三四一部隊經驗對我們這號人不能一棍子打死,還是要給出路,然而落在我頭上的仍然是災難,我不得不做被開除公職的最壞打算。恢復繪畫技能就是這個打算之一。我不參加勞動,幹校管我們的頭兒當然不允許,就當眾質問:「李文書,你為什麼不參加勞動?」我也直言:「我得利用這段等待處分的時間,練就一身自謀生路的手藝。再說每月三十元的工資和二十多斤口糧是文工團發給我的,為什麼要給你幹校勞動,你若要收管理費向文工團要去,與我無關。」這個幹校頭兒心腸並不壞,從此對我不聞不問,有時見我從外面寫生歸來,還要舉起畫板欣賞欣賞,伸出大拇指連聲說好,好看。唯一我不能變的是,每月必須給張淑君母親寄去十元錢,補貼一點點兩個女兒的撫養費。雖說協議書上沒寫明女兒的歸屬權,張淑君及她父母都說反正女兒都姓李,不改性不改名,血緣誰都無法改變,最終還是我的骨肉,我的女兒。離婚協議書那只是個形式,法律是一塊冷冰冰的鐵,取代不了骨肉親情,我不加任何條件,必須給兩個女兒盡我最大的可能,按時按量寄去微薄的撫養費,一直到幾年後徐懷旺逼迫張淑君與他結了婚才停止。

別了舞台

一九七一年,由春到冬,除了練畫就是與符江的幾位朋友玩兒,尤其江邊的吊腳樓茶館是我最愛去的地方,那裡可以充分享受中國農村古樸風情,還可聽到許多下鄉知青新聞。比如說,他們是怎樣在趕集天去混摸農民的雞蛋;在村裡是怎樣把農民雞鴨殺了,用稀泥包著燒熟了偷吃,還說比燉的雞鴨吃起來都香都好吃,問我想不想來一塊,下次趕集給我帶來。又比如說,某某鄉黨委書記或是村長看上了他們的某某女同學,硬要她嫁給他,如若不同意就想方設法整、逼、甚至抱到荒山野嶺拔光了整,強姦得血古淋當的。有位男同學媽老漢都是右派,他看見他們同班的女生幾乎都被那個書記調戲,他就不顧後果拿起棍棒打書記,結果沒傷到書記一根汗毛,他反而被書記手下的一陣亂棍打死,然後他們全體知青唱著國際歌把他埋在荒山野嶺。這一年來,我在吊腳樓茶館聽到知青們的悲慘故事還很多,很多,當時我很想畫一幅巨大的人物主題畫表現知青的苦難,標題就是當時知青們流行的一首歌名:《知青之歌》。遺憾我的繪畫技巧達不到。之後,每當我同知青們在吊腳樓茶館相遇,就畫他們的速寫,聽他們講悲慘又好笑的故事,為創作《知青之歌》作準備。這年夏秋最難忘,從幹校沿符江而上到高縣縣城,又沿高縣縣城至筠連和至珙縣的兩條方向不同的小河風光我都畫盡。然後又從幹校沿符江而下一直畫到來複鎮。每天從幹校食堂拿兩個饅頭中午充饑,如果哪月還剩餘幾角錢幾斤糧票,就下飯館買碗菜湯下冷饅頭,讓肚子暖和一點、吃得飽一點。晚上歸來,吃過飯就同小仨在河邊坐坐或跳入河中游上兩把。幹校灰磚樓那麼大的教室,放有三十多張上下床,這時只住著我和小仨兩個人,也許大家會說多麼寂寞難熬,我卻是另一番體味兒:靜!難得的安靜。尤其盛夏夜晚,拿一條長凳子放在室外草地上,梧桐樹下躲著乘涼,仰望繁星點點的夜空,那種滋味比新婚夜還美。也許大家還要問,你是否在想張淑君。沒有,一點都沒有,本人的性格就這樣,離了就離了,何必再去想,沒意思。倒是有點想女兒,大女兒和小女兒。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底,宣傳隊傳來命令將我們五人調回,我們並不驚喜也不高興,畢竟兩年來把我們都搞廢了、磨平了,回不回無所謂,我對符江還有點難捨難分。回到宜賓宣傳隊,將我安排在宜賓日報社一間大的辦公室與新招收的年輕人同住一起。那時的報社全被文化大革命砸粹打爛停辦,空空的屋子就由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佔領。這些年輕人很活潑可愛,沒把我當成右派敵人,還口口聲聲叫我李老師,也許他們聽到了有關我的傳聞,對我很尊敬。他們為了我練畫的需要,主動讓出一塊較寬一點的地方,還主動要給我當模特兒,有男有女。能招進文工團作演員的男女個個都像模像樣,是美院都難找的模特兒,算我有福氣,一個接著一個地畫,他們還要排輪子。畫的是油畫,用的上海顏料紗布油畫紙。經過符江一年的自修,色彩大有長進。不是按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畫毛老頭和林彪這對親密戰友的紅光亮,而是美院正規油畫技法,講塊面冷暖,把他們一個個畫得鮮活真實,他們很高興。畫好了送給他們,他們更是笑得合不上嘴,一群非常可愛的小鬼。

春節到了放假三天,小鬼們都回家過年,伙食團都停火了,我只能到街上小飯店買飯吃。年三十那天,過了中午全宜賓市所有飯店都關門沒飯買,人人都在家裡吃年飯。不像現在上飯店團年成時尚,那時卻沒有一家上飯店,沒這個風氣。飯店都關門,我這個孤家寡人怎麼辦,加上練畫入了迷,我正著手構思那幅《知青之歌》,不知除夕夜飯店全關門,晚飯沒準備。我幾乎走遍了全宜賓大街小巷的大小飯店,都是大門緊閉,小巷大街冷冷清清,只聽見各家各戶吃年飯傳出的划拳醉酒聲。我掃興而歸,回到報社住地,院子空空的,進了睡覺練畫的景片搭的屋冷冷的,倒在床上肚子餓餓的,仰面天花板兩眼睜得大大的。想睡難入眠,想吃沒有食,想起身畫畫打發時間卻沒了力氣和想像力。也許大家要問,難道此情此景就沒勾起你想想去年除夕夜,正在用你自己餵養的黑公雞祝福你的離婚。確實沒想,不是忘了,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不知在床上躺了多長時間,也不知是醒是睡,忽聞院子里有叫喊聲:「李哥、李哥!住在哪裡?李哥……」這肯定是叫我的,我起身開門,眼前三個喝得醺叮大醉,提著酒和菜的年輕人,我雖然不認識,還是請他們進了門,有酒有菜何樂而不為。其中一個介紹說:「我叫猴子,他小楊,他小蘭,我們都是宜賓體委編外乒乓球教練,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大賽的前三名,冠軍、亞軍、季軍,宜賓人稱我們是三劍客,三劍客你知道嗎?」我雖不知道,還是把他們仨安頓在同屋裡年輕人的床鋪上,三劍客都醉得站不住、坐不穩,只能躺下身子。個子最高的小楊說:「我們看過你演的戲,年青一代林育生……」個子中高的小蘭接著:「演得好,那陣我們讀高中,同學們都被你感動流眼淚……」個子偏矮的猴子坐著說:「李哥,我們早就知道你的命運,遭迫害打擊,家庭的不幸……我們不怕!知道你無家可回,沒地兒過年,我們就是來陪你過年的……」。這時他們仨一齊起身,偏偏倒倒地搬來桌子、放上酒菜,有豬耳朵豬肝雞腿鴨脖子,全是鹵得香香的,還有油酥花生米和點心。還有兩瓶五糧液,酒杯筷子他們都帶上了。四個酒杯滲得滿滿的,一杯至少有一兩酒。小楊舉杯:「李哥,新春快樂!喝!」四人舉杯一口喝光,又斟滿。小蘭舉杯:「李哥,我們就是你的小朋友,永遠的小朋友,乾杯!」又是滿滿一杯下肚。猴子一邊斟酒一邊叫我吃點菜吃點點心再喝。接著猴子舉杯:「李哥,你的戲演得好,今晚來看了你的畫更讓我驚訝,我就喜歡畫畫,正式工作是在廠里工會,體育美術一身兼,李哥今後你要教我畫畫啰,我給你提供油畫材料。」我也緊接說:「你要教我打乒乓啰。」猴子繼續說:「好!一言為定,干!」三杯下肚,有點暈了。小楊早就來不起了,已經倒在床上打呼嚕,喝了一陣小蘭也閉上了眼睛。我給他們一一蓋好被,屋裡沒生火,冷。猴子繼續陪我喝,五糧液已經開了第二瓶。當第二瓶喝到快見底,聽到雞叫聲。我說咱們還是睡會兒覺,猴子說不能,除夕夜就是守財夜,一直要守到天明。當雞叫五更,外面傳來稀稀落落的鞭炮聲,送走年三十兒、迎來老大初一。這時猴子將小楊小蘭叫醒,大家舉起最後一杯酒說:「祝福李哥苦盡干來,我們盼你重登舞台,還想看你演戲,干!」

嗨!說來也巧,就在這年夏秋之交,三劍客的祝福實現了。宣傳隊決定排演一出當時火爆全國的話劇《金色草原》,從主題結構到人物,都是所謂「三突出」的宣傳階級鬥爭永不忘的戲。公式化概念化與樣板戲一個樣兒,只不過環境不一樣,發生在草原上藏胞兄弟的故事。對這種戲我是看不起的,從情感深處不願意演的,認為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可是又一想,演一演對我自己到是有好處。好處一:文工團宣傳隊文革以來進了不少新人,尤其四川音樂學院來了那麼多,與王錚錚關係好的幾個都知道我李文書。新來的宣傳隊這批年輕人只聽說我演戲怎麼好卻沒見過,有幾個還找上門來要教他們表演與普通話。好處二:社會上還有一批如三劍客這樣的粉絲,不知他們從哪裡知道領導要我出演我不願意,見我都說我傻,應該出來亮亮相給他們看看,小右精神還沒死。好處三:藏在我心中的秘密,你徐懷旺不是早打聽到我的外號小天才嘛,好!我就在舞台上讓你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小天才。就這三個原因我決定演,就得讓他們看看幾年來批來斗去的小右派沒死還在。戲中的角色還是中間人物第一號,角色大名我都忘記了,總之還是有如同林育生讀血書那麼一段戲,不忘階級苦接受階級教育血淚史要落淚。經過這幾年的拆騰,政治運動的,家庭孩子的,我自認為這段戲演不好,絕對不會落淚了。誰知戲到那裡不知不覺還是掉了淚,真是個沒出息的台上的瘋子。台下的傻子們還是那樣傻呀,流眼抹淚看完那段戲。你不能不說毛澤東真偉大,階級教育要你哭你就哭,要你笑你就笑,要你打打殺殺你就高叫著毛主席萬歲去為他賣命。

不出所料,這個戲演出后真如預想中的三種反映:錚錚川音的音樂老師劉振漢教授的女婿陳維新就是樂隊首席,見我就伸出大拇指說太好,尤其語言聲音站在最後一排都聽得清清楚楚,這就叫基本功過硬,從此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年青演員們的感嘆不擺了,甚至傳到了縣文工團都有人找上門來要我上課。那時不興收學費,要是像今天社會上這麼亂七八糟的辦學風氣,我就成大款啰;第二是社會上的粉絲更多了,可以說是繼一九六三年《年青一代》的社會影響之後的第二個春天。比如說,這時我沒了家庭,是個完完全全的單身漢,過年自然孤苦零叮,就有新交的粉絲朋友把我和老右謝大請到他們家去吃頓團年飯。老右也上台演戲了,而且在《金》劇中擔任的還是正面角色。老右小右都沒家,之後的三四年的除夕夜我們都是在段培根、龔明德、周代熙等等朋友家吃的團年飯,很溫暖。又比如說,前面提到的喬九給我買手錶的事,就是在這個年月發生的。不僅如此,他見我一個人吃的過余簡單缺乏營養,就把他的好友、國營餐廳的大廚陳大山介紹給我,並給大山說在生活上多關照。這個多關照就是,我拿一個大盅盅到餐廳去買一份三角錢的回鍋肉,大山大廚師就給我裝滿滿一盅,至少多出五六份,幾天都吃不完。可惜那時沒有冰箱,一到夏天就沒法享受這個口福啦。當我離開宜賓后,特別是近十年來每次回到宜賓,這些朋友們的盛情有增無減。雖然我們都是年過花甲和古稀之年的人了,但我堅信這份情意不會斷,還會保持一百年,友情萬歲!明年再相會。第三個反映說怪也不怪,軍分區駐宣傳隊的特派代表陳科長一天給我說,徐政委要見我和老右謝鬼,請我們在當天晚上去軍分區內政委家裡見。我們想了想去還是不去,最後都說去,看看這個政委家是個什麼味兒。一進政委家門,只見他一個孤老頭兒,怎麼沒有老伴兒和兒女,我們當然不好問,也不能問,就是查戶口怎麼也查不到政委頭上嘛。政委給我們吹了一陣他看了我們演出的觀后感,當然都是緊貼政治而非藝術的言語。我呢只是聽,看看這個政委如何表演,一言不語。最後政委談到他的幺女兒想我們教她普通話。未必就是找我們上他家來的主題,怎麼不談談咱們右派翻案的問題。政委叫女兒出來給我們見了一面,似乎這就是拜師學藝,然而就這一面之後從沒見過幺女的一面,當然就沒學啰。不知是政委幺女沒興趣,還是政委裝點門面附庸風雅。坐在他家確實感覺不到一點藝術味兒。就是活躍一點的家風似乎都沒有,就是他幺女兒出來在他跟前,我的感覺如同列兵見到將軍。我有點奇怪,怎麼宣傳隊的年輕演員們、特別是女演員都說政委活潑可愛能同大家打成一片,難道家裡家外兩張面。不可思議。不知為什麼,臨到告別,政委才說他的老伴住醫院,沒說什麼病,只說遺憾不能同我們見面。使我一下子聯想到社會上的傳言,說徐政委剛來宜賓上任時,造反派有意在他家背面圍牆外按上高音大喇叭,二十四小時呱呱地大叫大喊,使他老伴神經錯亂,病倒了一直在住醫院。也是啊!怪可憐。造反派的這一招確實狠毒,又一想你徐懷旺也不善,為什麼一到文工團你要破壞一個年輕幸福的家庭。只能說造反派的高音喇叭是以毒攻毒。活該!

《金色草原》沒演多久就收場了,這個收場也是我終身告別話劇舞台,從此後我成了一個專職的舞台美術師。為什麼說專職不說專業,因為我沒學過舞美專業,只能說會畫畫混口飯吃。事實的確如此,那幾年每月只有二十元不夠我穿衣吃飯,全靠朋友們幫助找點繪畫活干,雖然沒有工資但有飯吃,還是頓頓都有肉吃的飯。比如說青川演樣板戲就請我去繪景;市服務公司美工周代熙四處給我攬活干繪廣告,不僅有飯吃還能給點錢。那三四年我還真成了解放前戲班子的藝人叫花子,四處討飯吃,如同徐政委所講過的乞討生活!報社要恢復,趕我們走,我就自己找到大觀樓劇場那間旯旮拐角的票房,不到四平米只能放張單人床和一把涼椅,又在門外前廳用景片隔出一間用來畫畫,用電爐子燒開水熱冷飯,因為沒有食堂,主要在大山那裡買飯菜。這也算個一室一廳的畸形蝸居。劇場前廳的那一面有間樓梯下的房間,比我這間大一點,四四方方,住著守劇場的老藝人曲敬安,他成天醉酒、成天唱他的竹琴「哧乓乓」,老調門很好聽。尤其盛夏夜乘涼在外,聽著「哧乓乓」既凄涼又溫馨,這一老一少的乞討藝人也算是結伴而行吧,生活異樣心中仍是美滋味兒。

一九七三年春,張淑君對我說,她的爸媽要我們復婚,我問她是否也有這個心,她回答很肯定。既然這樣,我也不必多問,但是只有一點,必須回重慶去當著父母把這事說明白說肯定后才能復婚。我是這樣想的,這次復婚後,哪怕天塌地陷也不能再離,我還是那句話:婚姻不是兒戲!這樣,我們一同請了假,決定某月某日一起坐火車回重慶。就在動身的前一天傳來消息,四川省有個什麼重要的舞蹈專場演出在成都,文工團宣傳隊只有兩張觀摩券,但舞蹈隊要演出,只有張淑君和焦貴華兩人沒參加演出,這兩張觀摩券自然就落在她們兩人身上。張淑君問我,到底是去成都觀摩還是回重慶見父母女兒談復婚。由於兩件事在同一天,我就說你同小焦去成都、我回重慶,等你看完演出直接由成都回重慶。我們就在同一天由宜賓火車站出發各奔東西。讓我萬萬沒想到,還真的各奔了東西,這也是命中注定,要是我稍微自私一點,稍微把藝術看輕一點,她也表示了放棄觀摩與我一同回重慶,是我堅持要她先觀摩之後回重慶。大家說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緣份已盡!

我回到重慶,告訴了媽老漢淑君為什麼沒一同回來的原因,我們就等。等到她應該回來的第三天,卻不見蹤影。我們又等又等,等了一個禮拜還不見回,不知什麼原因,我們都很納悶。那時國家貧窮落後,通信極困難,不像現在打個手機一切情況都知道了。我也沒有多想,經過外公外婆的同意后,就把兩個女兒帶回鄰水老家去給大哥和妹妹看看,為了不給兄妹增加不愉快,我一直沒告訴他們我的離婚事兒,而且這次帶著孩子回去,還對他們講淑君在成都看演出,看完后回重慶、然後回鄰水看望兄妹。整整等了半個月還沒有音信,探親假期到了,我不能不回。當我回到宜賓后,還是不見這個張淑君,難道失蹤了,人們還問我張淑君怎麼沒同我一塊回來,問得我不知該怎麼答,只能實話實說不知道。因為我同張淑君從戀愛到結婚生子、直到離婚又到這次的復婚,不僅是文工團的焦點,也是宜賓的傳聞。關心我們的人太多太多,不管是好心善意還是惡意歹心,我都要感謝他們,畢竟他們都費了心。我才不像毛澤東思想教育的那樣善惡要分明咧。最後還是小焦說了真正原因:在成都看演出,遇上了她們在省歌舞蹈學校的同學,就那麼巧是同排挨號。由於他們都是初中畢業考入舞校,青春年少的故事總是很多很多,回憶當年總是甜蜜蜜。這一甜一蜜就忘記了現實的自己,或者說也應當說他們是在用當年天真愉快來驅趕現實的沉重苦難,在家庭生活上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自然不謀而合走在了一起。我很理解,不管外界怎麼怎麼說她的這位同學不好,有許多壞毛病,但最關鍵的一點他不是地富反壞右分子,在政治上有安全感。畢竟那年毛老頭子還沒死,我雖又上了台演了戲,說不準那天老頭子屁眼瘋一發又來個狠抓階級鬥爭,黑牌一掛遊街批鬥進監獄,她還能經受得起嗎!肯定不能,不是成瘋子就是變成鬼,白丟一條命。我又一想這是他們的緣份,宜賓至成都十二個小時的火車路程,遠離幾百公里,那個發放觀摩券的人不前不後不左不右偏偏將他們倆的觀摩券發在同排挨號,大家說這是不是緣份。那麼大一個劇場那麼多的觀眾,老天爺偏偏就把他們放在一塊,命中注定。最關心我家事的浩弟,跑來對我很生氣地大罵張淑君水性陽花,我就笑咪咪地說:這叫豌豆兒滾屁眼兒――遇了圓。這是四川言子兒,也叫諧謔語,我所說的「圓」其實是這個「緣」,緣份的「緣」。我看浩弟的生氣很認真,想逗他樂呵樂呵,不要這麼認真,所以就展了這個好笑不傷人的言子兒:豌豆兒滾屁眼兒遇了緣!唉呀……我們的緣份已盡,他們的緣份剛剛開始,卻又遇上了驚天動地的凄風苦雨,又一幕人間悲劇,創編者還是那位徐老頭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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