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訊】五七小右派李文書口述個人史

故鄉打鳥

回到同興，我把歌舞劇團的態度向陳錫元彙報后，就要求回故鄉鄰水去所謂的恢復業務等待調動，陳錫元答應了。就這樣，每月的二十一斤口糧票由長壽湖寄給我，二十五元的生活費由歌舞劇團寄給我，在鄰水等待重慶市委掌控著的那道戶口大門何時打開，我就何時回歌舞劇團報到工作。

一九六二年四月，回到鄰水大哥家住下，這時所謂街道的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垮桿了，大哥又搬回了被公共食堂侵佔去的那間租用房，只多了一小間可讓我每天搭鋪睡。一塊自留地一根田坎不僅救了農民也救了城裡人，有自由市場了。市場上可以買到農民賣的蔬菜，還有糧食，城裡人雖然口糧定量沒有變，仍然很低，吃不飽，但只要有錢可以買農民的，價格稍微高一點。大哥由於三面紅旗所致的下肢癱瘓病休在家，學校不能發放全額工資，就沒多餘的錢向農民買糧食，全家五口仍在挨餓。我就拿出補發逃跑的幾月的生活費買玉米紅苕做粥吃，放開吃。不到十天全家氣氛就變了，肚子吃飽了大家都高興，有說有笑，特別是三四歲的老三幺女更是活潑，常常在我用門板搭的床鋪上又唱又跳給大家帶來歡笑。無窮的樂趣，城市人也說這是劉少奇一根田坎救了命，救了百姓命！。

我要恢復的業務，除了時間藝術還有空間藝術。縣文化館館長是我初中時的同班同學，知道我回來了就主動找上門，要我去文工團輔導他們業務，還可給我一部手風琴專用，還有酬金，很少且計時。我當然很滿意地答應了。另外我小學時期的同學在縣服務公司工作，專管餐館旅店，就請我去美化餐館店堂，不過就是畫點裝飾畫，小菜一碟兒。我的條件不拿錢只管我的吃和住。這當然比拿錢還貴，在那種年月吃是第一位，而且在餐館吃頓頓都有肉，沒有肉餐館多沒面子。我想這位同學肯定在心中罵我：狗日的李文書真鬼咧。當然他也巴不得，這樣一來，不就可以名正言順陪畫家又吃又喝嘛。其實我就是為了讓老同學也藉機補補身子高興高興。就這樣，在時間上不催我，而且專門在旅店給我一間房，隨我住多久。還有一位縣城大名鼎鼎的文娛活動分子再加摘帽右派分子謝家壁，糖業煙酒公司官恨民愛人物，科級幹部，他與我大哥同輩並是好朋友，鄰水一解放就棄學當了國家幹部。我的餓唱解放王大娘補缸，鄰中小畫家畫的招貼畫貼在他們糖業煙酒公司的牆上，以及打成右派逃跑落難，他統統知道。因此他給了我一筆大業務，給他們公司門市畫三幅水粉廣告畫，主題就是糖煙酒，每幅不超過兩平米，畫材由公司買，工錢一百元。不少啊，那時的一百元就是現在的一萬元，再說那時藝術沒有市場化，從沒聽說過畫張廣告要多少錢。這當然又是同鄉同類解我燃眉之急。我也沒給他丟臉，糖那幅畫在縣城引起轟動。在兩米的畫面上畫一個全裸嬰兒拿著棒棒糖往嘴裏塞，舌頭唇上的口水、胖嘟嘟的臉上的糖汁印跡，惟妙惟肖。真是人人誇獎人人愛。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是古巴勝利，文化館請我畫了一幅很大的宣傳畫，就是畫的大鬍子卡斯特羅穿著軍裝振肩高呼勝利的肖像，同樣引人注目，同時引來恩師馮宗祥老師的責備。

我打成右派對馮老師的影響極大。我這次回來又處在自覺不光彩的尷尬狀態，為了不給老師增加更大的麻煩，不添亂，所以沒去會見，連個招呼都沒打。他叫學生帶口信要我去見他一面。我去了，是在一天晚上，為的就是不讓別人看見，尤其那位政治老師。馮老師不但沒有一點點責備的意思，反而給了我一個十分光彩的任務，慶祝國慶學校要搞一台演出，特邀我為母校表演一個節目，而且點名要花鼓戲「打鳥」。這個戲是我在縣文化館排練的一個節目，只有一男一女農村青年角色，又唱又跳。是忘年交宋清濤演出時我看過，覺得很適合縣文化館文工團演出，就請宋清濤寄來腳本，請縣川劇團武生黃同生，也是我的好友來設計排練舞蹈動作。我本想請他來演男角，但他噪子不行練武功壞了，就由我來演。這戲還未排練出來就被母校邀請，我當然不能馬虎，反正離十一還有一個多月，我就專程去重慶請忘年交親自教我，同時我還可以問問劇團調動的事兒，仍無進展，市委的戶口大門還未打開。返回故鄉專門排練《打鳥》。十月一日晚，在母校大禮堂，我一出場就迎來雷鳴般的掌聲，我知道這是馮老師有意安排，把《打鳥》放在最後一個節目作壓軸戲。晚會結束，校方在教師食堂專門為我們《打鳥》主創人員設宴，還是那個食堂，還是在生活困難年代進餐，只不過身份不同了，不是馮老師本人而是學校宴請，我當然高興，但並沒產生什麼榮譽感，不過就是一頓工作餐。學校文體教研室的老師都來了，還是我上初中時那幾位老師，他們還是如同當年那樣喜歡我，還是把我當作很有出息的學生，在他們眼裡我不是右派，還給出點子一定不能回長壽湖農場，那怕回鄰水文化館工作，堅決不能再回那個害死人的勞改地，最後還說現在是劉少奇當政，今後中國就有希望等等。老師們說的劉少奇當然就比憨哥說得明白清晰，我如夢初醒，必須想辦法改變我目前這個四不相的處境。

就在十月，我又回重慶歌劇團談調動事。這次人事科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市委控制的戶口大門恐怕在幾年之內都不會開啟，而且控制得越來越嚴，像我這種情況根本就是妄想，只有向下可能有希望。所謂向下就是到區縣。我就找忘年交和張庭鈞商量怎麼辦，最後我們只能說管他向上向下，只要走出那個鬼地方就好，比什麼都好。我就提出兩個地區文區團請他倆參謀，一個達縣地區文工團，離故鄉近，鄰水就屬達縣地區管。一個宜賓地區文工團，那裡的團長就是老領導董秘書，對我了解，人又好。最後決定就是宜賓，我立即向董秘書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把一九五八年冬我們在南桐二郎峽分別後我的一切情況談得清清楚楚，以及我的請求。在重慶把信發出后，我就回鄰水去等待。等啦等啦，從秋等到冬，從冬等到春，終於在一九六三年春節前夕，等到了董秘書的親筆回信，叫我立即去宜賓。過兩天就是年三十兒，大哥要我在家過了除夕夜再走，那怕老大初一上路都行。因為從一九五四年離開鄰水后沒有在故鄉過一次春節。然而，我心急如焚，臘月二十九坐汽車到重慶，臘月三十日早就坐上開往宜賓的火車，整整一天在火車上，天黑了才到達宜賓。那時的除夕沒有如今火爆，什麼電視春晚，什麼禮花煙火、豐盛的年夜飯都沒有，只不過餐桌上有幾片肉，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點喝兩口就算團了年，意思意思。然後上街轉游，碰上親朋好友打招呼拜個年。剛剛從飢荒年走出來的老百姓還是滿臉笑容，把大吃大喝的年夜飯寄希望于來年。我初到宜賓的除夕夜就是這個感覺，這樣的記憶。走到一幢古老建築下一問這是大觀樓，轉眼一看旁邊的劇場正在演出，是宜賓地區文工團在演出歌舞，為這坐城市的除夕夜增添幾分喜慶。我走進去打聽董團長，一會兒他就出來了，握住我的雙手上下打量，第一句話：「哎喲！怎麼長得這樣壯實。」是的，在故鄉吃了近一年的好東西，對於一個從餓死鬼的深坑裡爬出來的人，這叫虛胖，虛胖不等於壯實。

敘府之春

宜賓舊時稱敘府，從地圖上看長江從這裏開始。金沙江與岷江在這裏匯合直到上海入東海，城市就建在兩江匯合的衝擊平地上，背靠一座不大的山，鬱鬱蔥蔥，如同一道屏幕幛擋住西下的夕陽，名曰翠屏山，城市的休閑勝地。或許是我不善於敘說吹棒，當然右派就更不是受歡迎的賓朋，在這裏生活了十八年卻有十六年半不順很不順，甚至被掌管風水的高層人物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又是怎麼回事呢，讓我慢慢道來。

一九六三年初春，到文工團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試，必須要過的第一關，很順。但心中總覺得是個坎，拿我的學歷閱歷這不叫「脫了褲兒打屁」――多此一舉嗎。董團考前給我說他們不了解我，沒事兒，就給他們看看。行！就讓他們看個夠，朗誦一段獨白、一首詩，唱一首清清的流水藍藍的天，再用手風琴拉出藍色多瑙河優美的旋律，最後將畫夾打開取出一二十幅寫生作品擺在地面上請大家觀展。不到半小時考試結束，人去屋空，沒有議論、更不會有掌聲，只有兩個女生還蹲在地上看畫，並一張張邊看邊收起來收入畫夾。一問她倆是舞蹈演員，是從省歌舞團辦的舞蹈學校剛剛分配來的，一位姓徐一位姓張，都是演員都很大方，是我到文工團兩天來第一次同陌生女演員交談，談得很投機，如同舊友相逢。沒想到其中一位兩月後就談進了我的懷抱。

第一次巡迴演出是徒步沿岷江而上，高場、蕨溪、坭溪三個江岸小鎮各演三場歌舞，沒有話劇。話劇演員都得參加，不是唱就是跳，或是拉幕、打追光，地區文工團就是這樣一專多能，幸好我能喊幾聲、還能拉手風琴，有用。儘管我的調動還未最後定板，戶口檔案還在重慶，就已經成了文工團的一員，正二八經上台了。巡迴演出歸來正遇雷鋒大宣傳，全團進入綜合節目《雷鋒之歌》的緊張創作排練。整台節目有唱有跳還有詩歌朗誦，都是歌頌雷鋒的主題和事迹，我擔任賀敬之寫的《雷鋒之歌》長詩的領誦和節目之間串連詞的報幕。這是我第一次在宜賓舞台上亮相，博得了地委書記以及屁股后的一串串領導幹部和普通觀眾的喝彩。那時這類政治性特強的演出同現時重慶的唱紅歌一樣，首場演出市委書記屁股後面也是一串串當官的從高到低跟著鼓掌跟著笑，給百姓展示我們共產黨是多麼團結多麼的一個樣兒。通過《雷鋒之歌》的演出，我的舞台形象和才華得到了上下好評，至少是塊演員材料得到了肯定。之後，我的調動也肯定了，就由組織將我的檔案戶口直接提過來，不用我自己去跑。工資就由二十元生活費提高到每月三十元這一檔。這叫什麼級別、什麼工資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我自己也無權過問，反正一切聽從黨安排，這是當時任何人都得接受的口號，何況我一個摘帽右派。

緊接著公演話劇《紅岩》，因成崗的伴演者失戀精神分裂，要我馬上頂替，戲不多經過兩遍排練當晚就與觀眾見面了，再次使團內同事們佩服.。就在《紅岩》的演出階段同時排練多幕話劇《南海長城》，這是一部描寫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派遣特務沿海偵察，我海上民兵反偵察破獲美蔣特務的故事。我演第一主角民兵隊長區英才。晚上演《紅岩》，白天排《南海》，一個多幕大戲一個禮拜就推上舞台公演。又緊接著白天排練《霓虹燈下的哨兵》晚上演《南海長城》。《南》劇演完只隔一天裝台時間，馬上又將《霓》劇推上舞台與觀眾見面。這不僅是大躍進的風氣還在繼續，更是地區文工團的特點，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按八小時工作制計算每年就有七百二十天在工作，工資還是三百六十天，吃的還受計劃供應限制，糧票油票肉票布票什麼都是票，好像只有那個郵票隨便買。然而年輕的文工團員們熱情高，興趣濃，不怕苦，不怕累，還爭著要演主角擔重任，沒演上主角還不高興，個別還產生嫉妒心。很可愛的一群年輕人啦！可惜呀，這群年輕幼稚、奮發圖強、勃勃生機的年輕人隨著毛澤東政治運動大棒橫飛亂舞，嫉妒、仇恨、陷害、誣告等等醜惡把這潭清水攪渾了，渾得來，怎麼說咧，找不到準確的詞。

一九六三年初夏，文工團帶著《雷鋒之歌》、《南海長城》和《霓虹燈下的哨兵》三台節目赴瀘州演出。當時宜賓地區管轄十八個縣市，瀘州屬地區所管。兩出話劇我擔任的角色是一正一中間，所謂中間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是可挽救的角色，而且還稱正一號中一號。區英才當然是正一號，在《霓》劇我擔任的陳喜就是中一號。這一正一中當然是兩種類型的角色，我演得還算稱職，博得觀眾和宜瀘兩地圈內人士好評，就有一點名氣了。當時文藝工作者就全國而言都很辛苦，尤其巡廻演出，住的不是賓館而是劇場的後台和前廳，都是自帶行李打地鋪，就是在四川人藝也是如此，何況地區文工團，只能說更苦，下農村走區鄉還得自背行李和道具，苦上加苦。一群朝氣逢勃的文藝兵自然是苦中有樂有愛情，二十六歲的我也不例外，遇上了相互傾慕的人自然產生愛，然後又升級到戀。有人說太快，真正的戀愛沒有快慢。有人說一個出身工人一個是右派，真正的愛情是不講貧富貴賤，要的是自然，講的是緣份，就在這年的夏天我與張淑君的愛戀開始了。也就是在這個夏天，文工團來了一位專職的共產黨支部書記，為什麼說是專職呢，因為他不懂業務，更不懂搞藝術的人，純粹的外行，卻又不是純粹的共產黨人，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不是說共產黨員要作一個純粹的人嗎。當然，毛澤東本人都不純粹，怎麼能要求一個最基層的支部書記是純粹的人咧。何況此人，解放前就是一個農村鄉鎮的可以把紅說成黑把黑說成白的訟棍。支書姓許，我們叫他許支書。記得許支書到文工團的第一棒就是「興無滅資」，說搞文藝的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作風嚴重，其中就說到年紀青青的就談戀愛就是資產階級作風，必須晚戀晚婚，這是硬性規定，不許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挨批或挨斗。當時文工團的演員們雖說年輕，但男生在二十五歲以上的占多數，女生在二十歲以上的也占多數，一對對戀人也不少，難道你這個硬性規定能把已經在熱戀中的一對對拆散，那不叫棒打鴛鴦嗎。所以熱戀中的情人們根本就不聽許支書的，許支書就來個「半夜吃桃子」――按倒趴（軟）的捏，拿我開刀。他以為我有根軟肋，那就是摘帽右派好打整，大會小會批我腐蝕青年，說她忘了工人階級的本，可我們就是不聽不理，而且越批愛得越堅定，越批戀得越熱烈，批評反而成了催生劑。我們產生了逆反心理。真是不聽話的一對反動戀人，許支書懷恨在心、伺機下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