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7日訊】六四事件前夕，1989年5月21日，中共下達戒嚴令翌日，《文匯報》發表四字社論「痛心疾首」，這是1949年之後中共報業史上第一次有傳媒以開天窗形式寫社論。當日，天窗社論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當局的屠城準備，在當時起了足以比擬千軍萬馬的難以想像的威力。當年的時事評論員程翔今天撰文，指《文匯報》開天窗是集體決定。

最近，程翔透過香港《明報》發表文章，指《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先生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的傳記及回憶錄分別發表，不約而同地提及22年前《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程翔認為，他們在表述自己的立場時，刻意中傷了另外兩位當事人，《文匯報》時任社長李子誦和前總編輯金堯如，對所謂的《文匯報》「起義事件」有所歪曲。

故而，程翔以知情人的身份，撰文悉數天窗社論出爐經過，期望對回憶錄進行釋疑和辨偽，保存歷史原貌。依曾敏之在《曾敏之評傳：敢遣春溫上筆端》中所言，曾敏之主動提出以「痛心疾首」開天窗，李子誦表示支持，然後致電張浚生，未提及金堯如。而張浚生在自傳《親歷：回歸與合併》中，聲稱事件由金堯如策動，而張浚生強調不能開天窗。程翔指出，以當時的分工，沒有張浚生的同意，社論根本不可能出版。曾敏之的說法是邀功，張浚生的說法是諉過。

同日，法廣記者發表署名文章，指出程翔的說法與記者以往的了解脗合。法廣文章陳述，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代理總編輯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嚴後翌日深夜致電社長李子誦，主動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開天窗。李子誦聽後，與老拍檔兼由總編輯退任為董事的金堯如商量。兩人商量後，擔心“痛心疾首”四字太刺激，不容易為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名、實質是中共香港工委通過，故建議改用較為平和的“夫復何言”。曾敏之不同意，於是決定把這兩個建議一同送新華社審批，由組織決定。結果，時任分管香港中共報章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張浚生選了“痛心疾首”四字，而時任社長許家屯是在翌日才被告知。

程翔對法廣記者表示，由於當時曾敏之對事態發展深感恐懼，李子誦獲悉後，安排曾先到新加報暫住，後再由朋友安排轉到加拿大，約半年後回港。當時李金二人基於保護他，才沒有公開提及曾敏之與開天窗社論的關係，但曾敏之反而因此誤會別人搶去其功勞。而從曾在過去二十年都不作澄清，便知道是他自己不願牽扯入開天窗社論事件中。

他估計，退休多年的曾敏之，意識到開天窗事件會在中國報業史上留名，故此到了現時便跑出來確定自己的功勞。而張浚生仍在中國體制內生活，自然想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這個被中共視為錯誤的決定。程翔認為，不論是爭功還是諉過，當事人在作傳時，必須尊重客觀事實。他總結，開天窗社論是集體決定，有功有過，各人都一起分享榮譽或承擔後果。

刊登在1989年5月21日的《文匯報》第二版上的「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中國報業史上的一件大事。程翔解釋曾張二人說法有異，關鍵的轉變是1989年的6月9日（即開槍後5天），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充分肯定他們的鎮壓成果。

這個信息對當時香港很多共產黨員以及長期追隨中共的左派人士來說，是考驗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課題。

《明報》分析，「在《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問題上，四位當事人的反應分別為：

一，曾敏之：他痛苦地掙扎了好幾個月，終於向現實低頭，「歸隊」了。

二，李子誦：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電視機鏡頭前宣布從此不再跟共產黨。

三，金堯如：他也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退出共產黨，遠走異鄉。

四，張浚生：他迅速「回到正確的路線來」，並且製造出一起《文匯報》事件來，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錯誤（從中共立場看）決定。

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程翔，在該報開天窗社論刊登時身在北京，血腥鎮壓前數天被召回港，經歷報社的人事變遷，其後因不願“歸隊”而辭去副總編輯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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