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日訊】最近，廣東頻頻爆出震驚全國乃至世界的惡性事件，從小悅悅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中慘死街頭到聯防隊員光天化日之下闖民宅強姦婦女，從公務員打罵父母到活嬰當死嬰扔廁所事件，隨著媒體的廣泛報導，網友的窮追猛打，廣東一時間被置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廣東省的經濟實力一直傲視全國，也是引領改革風氣之先的先行者，而近來的一連串惡性事件卻讓其光鮮形象跌入谷底，也給汪洋一向以開明幹練示人的形象蒙上一層陰影。中國著名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發表旅美學者徐開彬的文章，稱這些事件證明「廣東模式」已經破產，並得出結論：廣東的問題，性質非常嚴重；廣東的資本主義，早已踏上邪惡之路，正在收穫惡的「果實」，向死胡同邁進。
面對輿論的步步緊逼，汪洋在11月28日的廣東省文化改革發展工作會議上稱，要充分發揮媒體的導向作用，多宣傳道德模範，多報導好人有好報，而不能為了吸引大眾眼球而肆意放大社會的陰暗面和醜陋面。他還表示，正是因為媒體通過獵奇、感官刺激等不恰當的報導方式，讓讀者眼中的廣東成了兇殺、暴力、跳樓、拐騙，各類事故頻發的地方。最後，他還說：「好孩子是誇出來的，好的社會風氣也是謳歌出來的！」
兩天之後，南方報系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就表示：從即日起，推出「南粵揚善」系列報導，旨在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好事，聚焦平凡人身上的道德閃光點。當天就報導了一則廣州保安勇追劫匪的新聞。第二天，南都又報導了深圳一女子遭搶劫，十餘名市民合力擒拿劫匪的新聞。
汪洋的話剛落音，南都就已經著手為其粉飾太平。倘若此事發生在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身上，倒也情有可原，但卻偏偏發生在一向以揭露社會陰暗面，報導其它大陸媒體不敢報導的新聞而享譽新聞界的南都身上，的確讓人費解，甚至是讓人大跌眼鏡。南都曾經因為報導了許多很有份量的負面新聞而遭政府部門的嫉恨，屢遭打壓卻不改其志，就算被譽為」中國新聞界的扒糞者」都不為過。然而，如今卻如此主動迅速地為政府領導唱讚歌，不禁讓人感到大為蹊蹺。
然而，如果結合今日中國的政局，此事或許還有一些至少說得過去的解釋。面對廣東今日發生的諸多亂象，十八大又日益逼近，各方的權力爭奪已趨於白熱化。在此關鍵時刻，廣東頻出惡性事件，給汪洋及曾經風光無兩的「廣東模式」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輿論對於此類事情的持續發酵更是給汪洋在十八大上的去留增添不確定因素。
因此，汪洋不惜出爾反爾。今年7月上旬，汪洋就「共議社會建設助力幸福廣東」與網民交流曾說，「應正確對待各種不同的意見，甚至是罵我們的意見」，他甚至還說，「為什麼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發脾氣呢？為什麼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如今，群眾都還沒開始罵娘，他就要求媒體多報導正面事例，為其治下的廣東粉飾太平。為此，他甚至連自己80歲的老母都搬了出來，並告誡媒體一定要注意引導正面的輿論氛圍。
在汪洋看來，之所以這次對媒體進行干預，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十八大臨近，坐在火爐上的汪洋焉能不急。從此種意義上來講，汪洋必須得改變這種不利於自己的輿論局面，而就在民間的影響力而言，其治下的南都絕對是當仁不讓的頭號選擇。所以，為了扭轉頹勢，汪洋必須得打南都這張牌。
而在南都方面，儘管其被譽為新聞界的良心，並以關注弱勢群體的報導為亮點。然而如今其所在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深陷輿論討伐的狼狽境地，倘若眼睜睜地看其失勢，在十八大上黯然離場，一旦有著左傾思想的薄熙來上台，那讓右傾的南都情何以堪？況且，汪洋在主政廣東期間，平心而論，還是干過不少實事，也給南都等本地敢言報刊創造了一個較為寬鬆穩定的政治環境，至少沒有遭遇新京報、京華時報的降級處分，更沒有淪落到京華週刊慘遭停刊的悲慘境地。所以，無論是從政治傾向還是從南都今後的發展來考慮，它都無法拒絕配合汪洋唱讚歌。
然而，面對惡性事件頻發的局面，汪洋不反思此類事件背後深層社會原因，反而通過權力來干預媒體唱讚歌，此舉無疑是拿錯了方子。廣東之所以惡性事件頻發，並非窮山惡水出刁民，而是有其深層的社會及制度層面的原因。
廣東，一直引領改革風氣之先，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中一直扮演排頭兵的角色，其在經濟上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然而，廣東在政治上依舊是保守僵硬的一元化政治體制，經濟上的多元化與政治上的一元化越來越不可調和，長期積累，造成了諸多社會問題，如觸目驚心的權錢交易，遍佈各處的貪污腐敗，廣東在造就了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社會底層，尤其是大量外來人口湧入之後更是給廣東的管理造成巨大的挑戰。
當然，不但廣東，如今的整個大陸都是走鄧小平政經分離的瘸腿改革，廣東的問題也是整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只是由於廣東在經濟多元化上走得更遠，與僵硬的一元化政治更加不適應，所以矛盾暴露也得越充分。甚至可以這麼說，倘若中國仍然沿著鄧式瘸腿改革之路走下去，今天的廣東就是明日的中國。
所以說，廣東的問題不僅僅只是廣東的問題，是全中國的問題，更是一黨獨裁下的制度性難題。如今，官方作為最高道德的欽定者，一邊在主席台上高喊反腐倡廉、勤政愛民，一邊則在私底下貪污腐化、賣官鬻爵。如此上行下效，整個社會的風氣急遽惡化，當官的竊國，如何能讓百姓不竊鉤？
中共建政之後，通過土改、工商業改造、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經濟運動，把全國所有的自然、社會資源全部壟斷在黨權之下。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之下，想要發財就必須得尋求權力的支持，而權力也樂於借助自己壟斷資源換取金錢，於是金錢跟權力締結成某種不成文但極為堅定的盟友關係。從此以降，整個社會達成一個共識，想要出人頭地，要發財致富，絕不能單憑個人勤奮努力，必須得借助於權力才能上位。因此，中國成了誠信經營、遵紀守法者的蜀道，反而是坑蒙拐騙、違法亂紀者的通途。在如此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如何讓民眾能「五講四美三熱愛」，如何讓百姓捨己為人？
從此種意義上講，如今中國的社會環境及其整體的配套制度是一個鼓勵壞人壓制好人的惡性制度。要想真正地懲惡揚善，必須得創造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讓每個人都能對生活抱有希望，讓每個人都能憑藉自身的奮鬥而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匍匐在權力腳下苟且偷生，更不是跪倒在暴力面前苟延殘喘。只有在這種環境下，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才能得到最暢快地舒展，人性最陰暗的一面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壓制，如此方是根除廣東諸多亂象的根本辦法，也是對中國諸多頑疾的釜底抽薪。
汪洋，作為一個從貧民家庭成長起來的優秀官僚，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此種問題，然而，他明知僅僅改變媒體報導的側重點無濟於事，卻仍然如此為之，實屬死馬當活馬醫的無奈之舉。在中共等級森嚴的制度之下，別說一個小小的省委書記，就算是總理、書記，只要是敢向整個專制獨裁體制挑戰，無一都是落得失敗的下場。從胡耀邦到趙紫陽，再到今日的溫家寶，前車之鑑，汪洋不可能沒有清醒的認識。況且，儘管汪洋能認識到問題的根本，但他是否具有改變現狀的勇氣跟魄力呢？如果說溫家寶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那麼汪洋則是既不能也，亦不為也。
如果把此事放在更宏大的歷史時代背景之下，我們可以看出，汪洋其實是中共新興官僚的一個典型代表，既不願與舊官僚同流合污，又不遠在中共體制之內「離經叛道」得太遠，刻畫並契合了新時代中共蛻變的軌跡。
悲壯的八九學運以流血結束，蘇共一夜間換了顏色，曾經代表人類最美好理想的共產主義完全破產。步入新世紀，發軔於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通過發酵，逐漸演變為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對日新月異的複雜局勢，中共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所以在阿拉伯之春剛興起之時，中共便迅速逮捕冉云飛等異議人士，並加強網絡輿論的監控力度。
然而，面對日益加劇的內外雙重壓力，中共之前的意識形態已經名存實亡，早已失去其原先的勸誘力。文革後，中共領導人就一直不斷地調整其意識形態，對原本支離破碎的意識形態進行機會主義的修補，希望以此來延續其一黨獨裁的統治。從毛思想到鄧理論，從江代表到胡和諧，無一不透著政客的精明和世故。
實事求是地講，隨著中共對其意識形態的修補，其與世界主流價值觀也越來越接近。然而，這並非中共幡然醒悟的結果，也不是其洗心革面的前兆，是在內外壓力之下而不得不進行必要的偽善。所以，胡溫在國外出訪的演講中會大談民主人權；在國內，胡錦濤在黨內會議上號召向古巴朝鮮學習，吳邦國在兩會上更是叫囂著絕不走多黨制的議會道路。
在世界民主大潮和經濟多元化的衝擊下，中共內部早已不是鐵板一塊，貌似強大的中共早已空殼化，瓦解成不同的小利益團體，因而在整體上則呈現出一種模糊的多面性，在諸多問題上表現出某種迷茫和混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央視播放自由主義學者製作的《大國崛起》的同時，胡錦濤卻組織全黨觀看《居安思危–蘇共亡黨歷史教訓》的紀錄片；被封建君王奉為聖人的孔子像進駐了中國最具政治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但隨後卻又被「請」了出去……
如此種種蹊蹺弔詭的事件說明，中共在其意識形態、價值取向上舉棋不定，無所適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體制內成長起來一批如汪洋、張春賢、俞正聲等較為開明務實的新型官僚。但官僚仍舊只是官僚，永遠不可能成為民眾的公僕，更不可能成為被關進籠子裡的「野獸」，而他們身上的某些表現會催生出比舊式官僚更為迷惑人的影響力，只是當一旦遇到關鍵選擇的時候，他們又立馬變成了比舊式官僚還舊式官僚的鐵血官員，如汪洋之前的「罵娘說」與如今對媒體的指手畫腳形成鮮明對比；張春賢之前的柔性治疆與如今的鐵腕治疆造成強烈對立……
因此，與其寄希望於這些貌似開明的新型官僚，還不如入切實地關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讓民主憲政成為深入人心、婦孺皆知的常識和信仰，為中國和平轉型奠定最根本、最堅實的社會基礎。如此，民族幸甚，中國幸甚。
文章來源：《新世紀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