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第三節：「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張青富專門從隊部到山上來通知我，說重慶來了專案的外調人員，要我立即回隊接受「提審」。一面悄悄對我說：「平反有著了，是重慶大學來的人。」

我帶著難以說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換了一件乾淨的「勞改服」，向山樑走去。一路上，那提審的說法一直在我心中攪動，那法院顛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對法庭充滿憤恨，怎容得它再來以「提審」重述舊事？

但我馬上明白，我將同虎狼對話，文字獄的餘悸還籠罩著周圍，稍不留意會惹上新的麻煩。隨即想到「提審」中可能發生的情況：對方若故意裝成不了解案情，讓我重述舊事，我能不能壓抑內心的厭惡？面對這無法可依的」法庭」，我該如何與之抗爭？

若僅僅因政治需要，我這種情節簡單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還僅僅在條文上作些修改？這二十年來，我一直以「誣害」一詞抗訴重慶法院。

但是，我馬上想，張青富告訴我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在耍什麼把戲？難道重慶大學是製造我冤案的元兇？

（一）複查人的丑悪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讀書時陷入右派的前前後後，此刻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時我還不滿二十歲。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傳營造出一個唯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形象，迷惑統治著人們，廣播、電影、大小開會，街頭宣傳，學校教育，把共產黨的英明偉大說得天花亂墮，幾乎不容我產生對共產黨的懷疑。當然更不能把英明偉大的共產黨組織，想成冤枉我的兇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鬥爭會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對這種莫須有的冤情不敢公開反對，沒想到這種天真的馴服，正好是共產黨的陽謀家們，想要達到冤枉人並封人口的需要。

兩年以後，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叢林練鉄廠，親身經歷了毛氏三靣紅旗，以後又在南桐看守所，親身體會到全囯人民的災難，從而醒悟到這種「陽謀」的毒辣時，我已被釘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時我與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樣，想過輕生。

我身旁的受難者一個個餓的餓死了，犧的犧牲了，我從他們的身旁走過來，走過了漫長二十年練獄，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謀的，武裝到牙齒的魔鬼較量，無異於以卵擊石。

回想我在空虛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騙局中，從一個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帶來的災難中從無知走到成熟。並痛下決心同這個吃人的制度抗爭到底。！

托蒼天保佑，我是僅存下來的倖存者之一，我總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強大走向滅亡。

罪這字，在寺院里，是佈道主侍用作誨人的常用語，兒時進得佛堂，往往方丈見面帶兇相的不善之徒，便雙手合什連連頌念「罪過、罪過」，但並不知道這「罪」所指什麼。

長大了，念書以後，隨著知識的增長，懞懞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勸人修行的戒律，後來讀到佛門十戒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始接觸先知們靜坐打禪和思過悔罪的方法。這同中共法庭所講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即使對中共，學生時代，我也從未冒犯過它。

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罪！

想著想著，六隊的兩扇鐵門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調整了思路，從容地向何慶雲辦公室走去。

當我跨進門時，何慶雲站起身來，向我指著那辦公桌前為審問專備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長了臉，冷冷地向那辦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溫習了一道剛剛想過的對答詞。

何慶雲神情木然的坐在左側的靠背椅上，辦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門」，滿屋香煙鐐繞，看樣子，他們已經在這裏等了一會了。

辦公桌後面，坐著兩個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頭髮已經花百，大約六十開外，鷹鼻上面一雙兇悍的眼睛正注視著剛剛進來的我。年青的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小夥子，我想這大概就是重大來的外調人員了。

兩分鐘沉默以後，那年老者滅了煙蒂開始「提訊」。

「我們是重慶大學保衛科的，」老頭不緊不慢的開了場：「受校黨委委託，專程從重慶坐飛機來對你1960年『反動日記』一案重新複查。」老頭停頓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種凶光，接著說：

「首先，你要認識到共產黨的政策歷來奉行有錯必糾，有錯必改的方針，我們從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輕易放過一個壞人，這次對你的案件進行複查，再次證明黨的光明正大，你要認識到，這是組織上對你的關懷，同時也是給你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你要把當年有關本案的情況如實的向我們提供。」

果然，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種由學校出面進行複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才會這樣做。難道我的案件，當年是由校黨委提供線索和事實，只不過報到重慶法院去完清一個法律手續？如此看來，法律不過是中共各級地方組織玩弄的戲法，難怪說中共無法無天。

現在，面對刑期執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訴了那麼多次，累遭「強行剝奪上訴權」，累遭批判鬥爭后，這老頭再來「糾錯」，並說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麼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槍殺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這老頭子今天在這裏胡扯么？冤案已成事實，還說什麼有錯必糾？玩弄掩耳盜鈴的把戲，恐怕只有鄧小平這類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幾乎被弄死的「走資派」，才想得出來！

他們怕政權跨台，執政黨易位，失去統治的寶座？又怕毛澤東的死黨真的繼承「正統」，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的厄運，才想出這緩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尷尬，也得讓我們這些受害者，忍受這種不倫不類的把戲，高喊「有錯必糾，有冤必改」來掩蓋過去所造的罪逆。

當然，在中國還沒有產生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監督，玩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們議論，鄧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這裏，我看了看坐在審訊位置上的老頭，共產黨也虧了這些通曉變通的基層老官僚。當年就是這些官僚，奉旨把全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實行焚書坑儒，而今又靠他們把這麼多的血債一筆抹掉，還要二十年死裡逃生的人，向冤案製造者磕頭謝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訴，憑什麼把這些向重慶市法院申遞的狀子，向重大保衛處複述一道？這不是捉弄人么？所以我一向認為法院就是毛澤東玩弄的木偶。

而我現在領會二十年前諸安平所說的「黨天下」，有著多深刻的真知灼見。我那時還沒有理解這個小和尚在向老和尚進言時，已看透了毛澤東，共產黨。

面對這個老滑頭，而不是面對重慶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絕一個學校保衛處所提出的問題。原先準備好義正嚴詞的控詞需要調整。

但轉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學校黨委，而學校的黨委是奉黨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沒有我被划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來沒有找學校，便是深深知道這個皮球在中共的腳下從學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鬧笑話，做完全無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學校了，所以我立即問道，「請問學校也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么？我不希望在這個程序不明的情況下，回答與本案無關的組織提出的問題。」

我的回答，引起那位做記錄的「書記員」特別的驚鄂：他停下了手中的筆，抬起頭來長時間的注視著我，老頭也好像被問住了，何慶雲也無話可答，複查問案陷於僵局。

其實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國老百姓公開宣稱了的，不過這個黨一直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由誰來代表？說工人或農民那才真是彌天大謊。現在看到，左右共產黨的，原來是幾個中共中央的頭。它是那樣的少，簡直可以個人的名字命名。過去二十八年的執政黨就是毛澤東黨。

不過黨這個名詞在字典里並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為實現共同利益的集合體，在中國「結黨營私」，可以概括為皇帝控制的大臣們操縱全國大局的集團。它從來就是小得可憐的。

其實有關描述黨的名詞幾乎全是貶意，什麼朋黨之爭，黨同代異都是表述爭權奪利的名詞，至於孤群狗黨，黨棍，黨禍更是老百姓用來罵人的。

曾經在中國歷史上釀成冤獄國中，政局動蕩的閹黨，例如明朝的魏忠賢，就留下了殺害忠良的千載罵名。

同其它人一樣，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鬥爭會上時，那種失魂落魄，至今想來真是羞愧難當。

當我糊里湖塗的跟著同學們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像父親時，我是絕不會意識到我正充當了他攫取皇冠的擁護者。後來又強迫我們充當了他的犧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戲后，我的內心滿是懺悔和痛恨。

毛澤東當年將我划為右派，鄧小平在二十年後又為我平反，統統都是為建立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需要，在這種翻雲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無奈。

眼下為了早日出獄，我也只能裝聾作啞。不過，要我跪著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面對老頭子的提問和要求，強忍著內心的反感，還是把當年我乾的荒唐故事從述了一遍。

那老頭子悠然的抽著煙，把口裡吐出的圓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對於我所講的荒唐往事，並不感到絲毫興趣。這種故事，在當年出身不好的大學生中真是太多了。

戲，演了二十年，我幾經生死，總算到了收場的時候了。

我從他那老奸巨滑的眼裡看到他正打著主意。他裝出替我昭雪的那張面孔是多麼虛偽，其實他正打著從我身上撈取好處的算盤，對我心裏滴下的血，除冷笑和渺視外，不會產生任何同情。

大老遠從重慶坐飛機到鹽源來，總不能空手而歸！

「噢！對了，證據」老頭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裝的為難，告訴我說，收集證據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請你把那兩封從南桐寄給重慶大學的信，詳細加以交待，最好你能向我們提供這些信件的郵局的收據。」

這又一次在觸我心中的傷疤，當年我向我稱為母親的學校黨委，表白自己絕無對她的「反心」，為加重自己的誠意，用大學生向黨交心的時髦形式。這兩封血書，同當年許多年輕人的交心書一樣，除了證明我心理上的失態，能說明什麼呢？同時誰還記得這段思維混亂中的細節？

何況，整整二十三年，我經歷農村，看守所，監獄，流放等幾個場所，歷經數以百計的大搜身大檢查，連原來的判決書都沒有了，怎麼可能還將兩張郵件的收據保存下來？我意識到這個老頭在故意的耍弄我，以獲得卑鄙的愜意。

於是我搖搖頭回答說，「時間已過了二十年，我已無法想起當年我幹了些什麼，至於郵件的收據我完全沒有印象，現在要我拿出這些證據豈不是強人所難？難道因為拿不出郵局的收據，就可以改變事情的真像嗎？」

我的語氣變得憤怒起來，這老頭沒有吭聲，那坐在一旁的何慶雲也明白那麼多封申訴信，他肯定拆開看過的。

我現在只有悔恨當年的無知，對重大黨委毫無防備，我真相信這個組織就是我的「母親」，可沒有想到，它毫不猶豫的給了我二十年牢獄之災！

可是老頭的臉色沉了下來，悶聲問道：「那麼你現在回憶一下，二十年前，從南桐叢林煤礦的集中地，在你的鋪位上搜出來的那本日記，是從那年那月開始的，都寫了些什麼？」

這又一次扎到了我的痛處，這本日記作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據，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還保存在法院的檔案中。現在，我已不屑再去回憶當年為擺脫痛苦，挖空心思偽造出來的東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覆說清，我已脫胎換骨，我已從乞求寬恕中認清了中共！認識了自已，這是我從煉獄中得到的最大收穫！！

既然已經明白了，面對這個坐在我面前的黨棍，我心裏燃起的是一把怒火！於是怒聲回答道：「你們既然什麼都掌握了，還問我幹什麼？難道這一切重大黨委沒有責任嗎？」

這一聲責問使老頭收斂了，他不再像開初時那樣盛氣凌人，他既不能用施捨恩惠來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臉。嘀咕著說：「我辦了這麼多右派案子，頭一次看到你這樣惡劣的態度。」最後匆匆收場道：「好吧；給你一點時間，把今天提訊中所有的問題，仔細的思索一下，並寫出材料來。」

老頭子結束了對我的第一次提審，對這個第一次見面的老頭，對他故意挖傷疤的提問，我已經最大克制了。既然是為我昭雪，我本應站在原告立場，聘請律師在法庭上辯護。但情況絕不是那麼一回去事。

他要我現在裝扮出一個被整后，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質問卻使他吃驚，我因此想到其它獲平反的右派同學委曲求人的處境！世道沒有變，當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執掌平反大權的人。！

他身邊那位書記員停下了記錄，按照老頭吩附，從皮夾里取出了一疊白紙遞給了我。

懷著一肚子苦澀，我走出了那辦公室。對這種戲謔的平反，我毫無快樂的感覺。因為，坐了二十年牢我現在已將牢底坐穿，才來『平反』！天下那有這等無理的『衙門』，這等荒唐的亊？

走出鐵門便碰上王文典和肖弟良，他倆倒是懷著美好的祝福，詢問提審的經過。我苦笑著感謝他們的關心。

（二）第一次到詹大媽家

下午詹大媽和劉大媽又來莊稼棚了，他們倆最關心我落實政策的「結論」。我心裏因為有疙瘩，不願向他們提到鄭老頭演的戲，因為這兩個善良的老人是不會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實像他們這些勞苦的民眾，幾十年來，又何賞不是在中共擺下的筵席上，任統治者的筷子，挑來挑去的吃呢？

當我回到莊稼棚，詹大媽在門口坐著，她已經聽到老吳說重大來人的事，見我走上山來起身迎著我，告訴我，下午六點鐘，一定要到她的家裡去，她有事告訴我。

過去她和劉大媽曾幾次邀請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因為當地人的習俗，凡是去人家裡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著手去。我窮犯人一個，用什麼去作第一次見面的禮物？而且，去人家那裡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會因此而十分尷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來人整整三個小時「提審」，弄得心情極為煩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一趟，散散心興許會衝掉剛才的不快。

同時想到在這兒已經整整十五年了，還沒有像像樣樣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對他們的風俗人情所知甚少，說不定什麼時候要我捲鋪蓋回重慶，這種一無所知還是一種遺憾。想到這裏，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點以後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樣，下午七點鐘各組已收工完畢。山樑上靜悄悄的，除了有一兩個揀糞的人影在四號梁子晃動外，看不到一個流放者。此時兩個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飯包，呼喚著各自的畜群，沿著那條老路緩緩而歸了。！

夏天的鹽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點鐘夜幕開始降臨。此時距天黑足足還有—個小時，我向老吳打過招呼，便跟在詹大媽放牧羊群的後面，緩緩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媽開始詢問今天白天，重慶來人「提審」的情況。因為我實在不想再談「提審」事，有意問她的小孫子今天那裡去了？

忽然她試探性的向我說道：「你也快脫法了，苦日子也熬出頭了，人也四十二了，該馬上成家了。」

真的，愛情、戀愛、婚姻，這人生中一個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長的二十多年冤獄給埋掉了，至於愛情和性的慾望，也在這段與死神和魔鬼的搏鬥中無意忽略了。實我何嘗沒有渴求一個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邊？！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殘酷的處境化成瞬間幻影消失掉了！

母親給我寄來那張鄒銀雙的照片，一直就夾在我的筆記本中，說不清是什麼感情，有時候，想到自己危險的處境反倒覺得獨自一人更好，因為一人而無牽無掛，就是在我一朝面對死神時，也少卻了後顧的憂慮，心中反而平靜。

不過，現在我該如何回答身旁這位老人的關愛呢？倘如說：「大娘你就別管了，我不會結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沉默靜候著她往下要說的話，果然她開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脫法以後就在我們梅雨鎮安個家，我替你介紹一個對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說出來的話一定要辦到，聽她這口氣大約已經為這件事籌劃多時了。「哪！我們公社的農機站里，我的一個侄女在那裡當工人，今年才二十七歲，我看你們挺般配。」

我實在沒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為我當紅娘來著。心裏不免掠過了一陣緊張。

像還沒紮根的水靣浮萍，當時我對今後的前途還沒有定準，何況母親在重慶眼巴巴地等著我，說什麼我也不能在這裏安家！

面對老人的一番好意，我無法生硬的拒絕，只好說道：「還早著呢，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脫法，脫法以後幹什麼，弄不好會連累別人的。」

但是她卻很認真說：我那侄女兒，人雖然有點胖，但是體力極好，人也能幹，今天我已經將她約到我的家裡，你們見見面。」她這番熱心很難拒絕。

天色漸漸地昏暗下來，將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彎里的大大小小被綠茵環抱的村落，在幕色中升起了裊裊青煙。走過草坪，沿著一條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莊的地界了，這地方，我們每年挑草都來過。

她把兩個一同放牧的孩子叫過來，吩咐他們繼續向前，把羊關進公社的羊圈后，一定要上鎖。

關照完畢領著我向一條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樹覆蓋著，十分的涼爽，幾隻蜜蜂嗡嗡作鳴，平添了矮牆茅舍里的安靜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沒能燒著它。

大約快九點鐘了，天色已經很黑，經過的園子里傳來挖土的聲音和人聲。詹大媽告訴過我，現在土地包產到戶了，家家戶戶都起早貪黑的。

如此走過了十幾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牆和一幅柳條編的小門前停了下來，詹大媽向門裡邊呼喚著她的兩個小孫子，兩個孩子蹦跳著從裏面跑出來，一見他們的奶奶把老師請來了，立刻迎上來打開柳條門，很有禮貌的喊了一聲：「老師，請進屋裡坐。」

我跨進柳門，只聽見一陣陣蜜蜂的朝王聲，那大約只有三尺寬的屋檐下，整齊放著六、七個蜂桶，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正戴著用白紗布做的防蜂帽，在一個蜂桶里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媽送給我的蜂蜜，都是自家採集的。

從柳條門到「堂屋」，大約十五米長的石板小路兩旁，長著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進大門進入堂屋，迎面就是一個留著草木灰的火炕。這是山區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設施，每逢夏天，落雨後天氣很冷，主人引燃火炕里的樹根疙瘩，一家人圍著火炕取暖烘乾被打濕的衣服。

「神龕」上留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堂屋中間除了一張木方桌和四條長板凳外，屋角里放著一些還沒有來得及收拾的農具和幾個老樹根，川西地區的貧苦人家大致都是這樣。

詹大媽進門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這時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男子從裡屋走了出來，大媽向我介紹，這是她的當生產隊長的大兒子，我每天上課所教的兩個孩子便是他的兒子。

大媽把兒子叫到一邊，在他的耳邊吩咐了幾句話后，他便出門去了。兩個孩子正在裡屋完成他們的作業，大媽也去灶房裡弄飯去了。

我跨進了孩子做作業的房間，那屋子裡除了一個糧食櫃，兩張古式的木床和舊木櫃外就再無別的傢俱了。看來這位平時為人慷慨的大媽家裡實在很貧寒。在那個年代，農村人一家人能有幾間土瓦房和自留宅園，賺一個溫飽，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這時天色黑盡，采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紗，脫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進來，去灶房換下詹大媽。大媽便端著剛泡開的一杯茶，走進了堂屋遞給我，介紹說：「鄉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種的。」我恭敬的端在手裡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農村的熱門話，她說，土地包下來后，今年她在承包土裡收的包穀，比往年從公社分的糧食增加了兩倍，現在一家人的口糧不愁了，還可以用來餵豬。說著她興緻勃勃地領我去參觀她家新修的豬圈。裏面喂著一大一小的兩個豬。

她指著那大架子豬說，今年的過年豬有了，到時候殺過年豬時，你無論如何都要來吃我們的「刨湯豬」。緊靠豬圈，是用竹篾圍成的雞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喂幾十個雞。

看來農民沒有從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裡得到溫飽，這些年農民們總算吃盡了苦頭，這個大救星帶給他們災荒飢餓的苦果，到頭來還得靠自己的雙手，依靠自己的勤勞才得解脫。

詹老大出門足足過了一個小時才回來。不過他並沒有請來詹大媽要他去請的客人，說：「今晚農機站不湊巧，臨時加班，預先沒同人家約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說罷便從懷裡摸出了一張兩寸照片遞給了我，說是姨妹托他將照片帶給我，當時鹽源的相館還沒有彩色照片，我接過那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個標準的村姑打扮，穿著白色印花的襯衫，胖胖的臉蛋旁垂著兩根又粗又短的黑辮子，腳旁放著一個花籃，背井和畫面並不十分協調，但她那種青春活力的氣息散發出一種誘人的光彩。

「怎麼樣？大娘隨即向我發問道，我用點頭和微笑來表達我的模稜兩可，那決不是因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脫離生活太久了，在我從新回到生活中來時，那種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種身不由已的感覺。

正是「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梢歸，可憐鬢髮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張耒）

大媽已將豐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從1962年我從重慶監獄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幾次在甘洛，黃聯關用衣服換糧食，應邀到農家正式作客還是第一次。

同詹大媽一家圍著方桌共進晚餐時，我像一顆乾渴多年的老樹，沐浴著這個溫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歲了，來到這個家庭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陌生，對著面前的菜淆出神。細心的詹大媽觀察到我的哀傷，不斷為我夾菜，用寬慰話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點鐘才離開詹大媽家，我的兩個學生打著電筒一直把我送到五號山樑子六隊的地界上。我踏著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藉著下弦月灑下的銀光，獨自回到了我的莊稼棚里，老吳也剛從農場場部看完電影歸來，大約已是深夜十二點了。

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回重慶后，我以怎樣的身份踏入社會：五類？准五類？獲平反者，還是被政策施捨的人？社會會以怎樣的方式接納我？我又怎樣立足在現實中？在陌生中怎麼找到自巳的位置，建立新的社會關係？

詹大媽的話和她的關懷又一次重現眼前，母親寄來的那張照片，以及大媽拿給我的照片一齊都閃在我的腦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監獄里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突然擺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對，要我選擇。

然而，我不能在當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這算是我對命運的抗爭吧！上午那老頭「審案」的對話，老頭的戲謔和官腔令我厭惡，那口氣里的施捨和恩賜令我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變並沒發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樣的環境中，使我對即將踏入的地方產生疑慮，那不是鮮花布滿的美好世界，興許又是一個隱約的陷井。對前景茫茫未知的擔憂油然湧向我的心頭。

（三）飛起來吃人

幾天後，隊長再次派張清富來莊稼棚里喊我回隊部「傳訊」，這次是重大專案組的複審，也是終審。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訊的主角沒有在場，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預審中的書記員。

「我姓崔，是重慶大學保衛處的。」年青人自我介紹道，口氣很和藹，「這次重大保衛處專程派鄭老師和我來這裡是對您的右派，和1960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調查審理。為了弄清幾個關鍵的疑點，上次請您寫的材料寫好了嗎？」

估計他才從政法學院畢業，對共產黨那套還不熟悉，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兩張昨天寫好，應付鄭老頭的「待查材料」交給他。

他將材料接過手，看了兩遍便夾在一個卷宗里放進了公文包。沉呤片刻，又問了一些當年反右派的細節，以及叢林集中地另外的幾名同學。最後問到我的家庭情況后就結束了整個的「複審」。

其實連這次「複查」都完全多餘，事情擺了二十年，不會變質，一切都看「共產黨」怎麼作弄我了！

重慶大學的調案人員是什麼時候走的，我並不知道。離最後一次問案大約五天後的中午，我從看莊稼的棚子回伙食團取飯時，胖胖的馬事務長站在籃球場壩子中間，高聲把我叫住，一邊從懷裡取出一封信遞給我，「諾，這是你們學校那個姓鄭的老頭臨走時托我轉交給你的。」

馬事務長向來講話聲如洪鐘，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馬大炮。當我從他的手裡接過那封信時，聽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鬧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鬧翻了，不過不是鄧爺爺，你一輩子都難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心中一愣，這鄭老頭何必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公務」呢？難道還有什麼要用「書面的審問」才可以弄清的嗎？

我拿過信，並沒有扯開它便轉身離去。

「噢，還有」馬大炮繼續站在那裡向我喊道：「那姓鄭的再三關照，要你回重慶后，先要到重大保衛處去一趟，因為，關於你落實政策的事全由他們負責，他們要向你交待有關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難道這裏面裝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於是把信揣在懷中，快步的提著飯籃子沿著小路向山樑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顧不上吃飯，便急忙把信拆開讀了起來：「孔令平同學」那信箋上抬頭的稱呼，已與我相違了二十三年！。

繼續往下讀去：「這次我們專程從千裡外來到西昌鹽源為你落實政策，通過我們大量艱苦細緻的調查，終於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問題。」

讀到這裏，一種感激的衝動湧上了我的心頭，但不知為什麼，我始終對那鄭老頭產生不出任何的「報恩」情來。他的信與他的提審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繼續地往下讀：

「現在我們已完成任務回重慶了，因為聽說西昌一帶盛產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順路帶些回去，但因為從重慶來的時候走得太急，帶的錢不夠，現在隨身攜帶的錢只夠作回去的路費，經與你們馬事務長商量，請他能為我代購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錢，他答應暫時為我墊一下，我回重慶設法給他寄來，請你在回重慶時能順便將這些東西帶回，在重大保衛處面交給我。」落款處寫著鄭樹勛的大名，時間是1979年7月。

讀完此信，心中一沉，剛讀信時冒出來的感激之情，頓時被後面這段文字像一盆髒水潑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審時，他那施捨和盛氣凌人，使我嘔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一班齪齟堂構相承。」封建時代，權臣弄權，使朝綱敗壞，惡吏猖厥，冤獄叢生。往往貪官污吏藉著冤獄的塗毒，對無辜者趁人之危敲詐勒索，「竹杠好敲受冤人。」「衙門八面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連普通獄卒也用得滾瓜爛熟。

清朝未年，冤獄泛濫，近百年中國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厥的冤獄和腐敗的吏治是一種摧化劑。

中共奪取政權后，毛氏二十八年統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沒的各種沉渣，以空前速度從新泛起，其數量之多，情節之荒唐，比前清末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類、「光明磊落」、「革命」、「有錯必糾」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說不上來的醜惡！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統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樣掩蓋獨裁專制的地獄黑幕！而我不但親身經歷了這個地獄的全過程，臨到收場時，還要親身領受一下，共產專制的惡吏「敲詐勒索」是怎麼回事？雖然演員的扮相太令人嘔心。

其實這鄭老頭說來也夠愚蠢，勒索的東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黃金白銀綾羅綢段，競是區區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價值之低微創勒索之「記錄」！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馬大炮雖與鄭老頭「同朝為官」，可素不相識，憑什麼要為鄭老頭去墊錢購買？鄭老頭的真實意圖從這封信里已一目了然，對他初審時的一本正經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敗的慈禧時期，這索賄的事一經老佛爺查到，「怪責下來」，也要對索賄人依律嚴辦的，輕則丟官、重則丟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於貪財妄命到連後果都不顧的。

索賄也得講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屬，擺設陷阱，使受害人就範而巧取之。決犯不著為三十斤山貨留給被索者以書面把柄。

要麼這鄭老頭實在配不上官場老手，要麼索賄已成「無產階級」專政合法之風，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過這種煞似小流氓對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這種重刑犯頭上，也太輕視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這種當局視為頑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給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審理，真是對我莫大的渺視。原判如此粗俗已夠鬧笑話，復判又如此兒戲，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死亡大半，還要對其倖存者任意猥褻，只有在中共獨裁統治下才會發生！！

好在當局嚴密封鎖著新聞媒體，使得像這樣的醜聞被死死捂住，否則就憑這大量官場腐敗拿來公開曝光，這個政府早已是千手所指，難以維持下去了。唉！新聞封鎖對於保護中國黑暗的專制統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習慣了忍耐，對於殘暴和腐敗的中共各級官吏，旣已認識清楚，中共的嚴刑竣法會在監獄中輕易打死瘋子，像劉康雲丶劉志和等因說胡話可以拉出來槍斃，甚至像那癩子可以關起來亂棒打死，在我頭腦里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難以忘懷。

至於官員走後門，公開索賄行賄，因媒體被嚴加封鎖，所知甚少，現在總算親身經歷到了。

向一個一無所有的政治犯索賄，在現今民主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這鄭老頭所以公開索賄，仍因官場腐敗到了無可顧忌的程度了。

可我還必須清醒地面對現實，因為平反回重慶后，我首先得找工作，尋生活的基本條件。而今後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還不憑這老滑頭簽字的「鑒定」意見？倘若順他的意願，安排一個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補上這三十斤山貨，算得了什麼？

怪不得當時回校落實政策的同學都帶著「貢品」，先拜「落實政策」的菩薩。敞若在這個問題上不通竅，慢待了菩薩，意味在新生活開始，就給自己今後設下了坎坷，難道我二十多年還沒受夠么？

這麼一想真還不敢得罪這鄭爺，想我死裡逃生撞過了重重牢獄關，今天自己的命運還操縱在這鄭老頭手裡？不禁悲從心來。

要不幹脆先發制人，把這封信往上交，告倒這老惡棍，從他的手裡奪回今後命運的操縱權，興許是上策，但轉而一想，我的舊案子還沒翻過來，現在政策還沒落實，反把落實政策的人告了一狀，這連環狀子又怎麼了結？

何況現在我所依憑的，僅是鄭樹勛托馬大炮帶給我的信，這封信並不足以證明鄭老頭勒索的證據，這種共產黨內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無實據」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說假話和諂媚為能事的官場中，那有斷奇案的清官生存餘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積重難返，真告官又搬不倒，豈不是引火自焚？當然我憑著這二十年練出來的「橫勁」也不怕誰了，但必竟已過四十歲，還有多少精力能在訴訟里打一輩子滾？

不過細算三十斤山貨，在那個年代都屬一類統購物資，市場上是憑票供應的，沒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論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計，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買到，核桃也差不多就這個價，三十斤山貨備齊非一千元人民幣。

對每個月僅兩元錢的赤貧奴隸，則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揍足，也許落實政策會領到一筆安家費，就用這筆安家的款子全用來買鄭樹勛所索要的「見面禮」，帶上這沉重的三十斤，遠涉千余公里，乘了汽車換火車，就把獄中的破衣爛裳和被蓋全扔掉，還不知怎樣將它們運回重慶，當面交給鄭老頭！

想到這裏，便對這個面目獰猙的鄭老頭子好生痛恨。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的睡不著，直到了天亮了，還沒有想出一個應對的良策，思來想去，不如把這封馬大炮交給我的信，又奉還給他看，看他讀後，有什麼高招？

馬大炮必竟是中共獄吏圈子裡的人，興許能說清這信里的內幕，拿得出一個比較周密的應對方法。

於是一大早我便去隊部找他，那時他正在食堂里用早餐，從我手裡接過那信箋讀罷便淡淡一笑。邊搖著頭嘆息道：「這幫人也夠厲害的，飛起來吃人，吃人還不吐骨頭。」

這真是局內人看局內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機關這種勾當，他已見慣不驚了，「飛起來吃人」可謂對公檢法真實的寫照，不但吃人不吐骨頭，而且連骨頭毛髮都要吃凈，我被他們關起來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僥倖生還，還嫌沒吃夠，追著還要再咬我一口。

馬乾事既如此評價，我便說道，「馬乾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爛裳一無所有，那裡拿得出這筆錢來進貢？再說回重慶交通不便，路又那麼遠，要我馭三十斤貨回重慶，不是要我的命么？那重慶來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該怎麼辦？」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來在廚房前的壩子里來回踱了兩圈，回到屋裡向我說道：「你只當不知道這封信，信沒有直接交給你，而是交給我的，回重慶照樣去看他，因為你今後的工作要他經手安排，所以你千萬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見到他時，他什麼也沒問就只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倘若他真要問你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沒有接到我轉給你的信，明白嗎？」

看來只有裝糊塗了，有時處理棘手的事，還真是「難得糊塗」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於這姓鄭的在我今後的工作上作什麼手腳，也只好聽天由命了。這是我即將出獄時，遇到對骯髒行為裝作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的第一例。像我這種直性子人，心裏有說不出的彆扭。

後來我才明白社會上這種事太多了。見死不救，見人被搶劫或遭侮辱而裝聾作瞎，見邪惡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統治下的一種社會風氣。

雖然如此，但鄭老頭這封信，卻在我內心蒙上了一層陰影。在我面對著即將開始的生活，就有一種朦朧的感覺：在中共統治下，未來是一個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會，是的，我被從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來，又被裝進另一盤子里，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運註定我這輩子是被人吃的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