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2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九章：地獄里的火炬

第三節：猶大們

當滿腔熱血的勇士剛剛在地獄里舉起《火炬》時，一筆出賣他們的骯髒交易，也悄然開始了。在我敘述這個悲劇之前，先介紹一下四個出賣靈魂的叛徒——陳賢士，劉資元，王世春，黃學全。

陳賢士，時年26歲。我並不清楚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只知道他多次因越獄，從其它隊弄到六隊來的。一來就編入嚴管組，同張錫錕編在一個組裡。

他來六隊的最初幾天，對當局憤怒和反抗溢於言表。然而，調六隊來的人，隋時都要準備接受大刑侍候。尤其像陳賢士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蟲，老管們自不會輕饒他。他一來六隊，嘗了幾次辣子湯還罵不絕口，頗像一條「反改造」的好漢。

在小組會上他自我介紹說：捕前是重慶某工廠工人，家庭出身屬於「紅五類」，文革以後，當了造反派的小頭目，1971年在指揮派系戒斗中負了「血債」，後來被「稀里糊塗」判了刑。

用陳賢士自己的話說：「我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一直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造反中殺了幾個走資派，本來就是革命的需要。把我抓來判刑，一定是法院的路線錯誤。」陳賢士的輕狂痴迷，說明毛氏邪教的毒液已浸透了他的骨髓。這種人入獄后，豈能安心熬過練獄？

林扯高看過他的檔案后，便將他收入告密組中。

從那以後，他幾次同老管發生衝突，都是林扯高幫他解的圍。還給了他一個嚴管組「組長」的頭銜。

有一天晚上，林扯高把陳賢士單獨叫到辦公室去，簡單的問訊以後，便轉到正題：「你的出身與一般犯人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是忠於毛主席的，犯了錯誤弄到監獄來，心裏很不服氣。但是你想過沒有，勞改隊里硬抗政府，只能把繩子越套越緊。想儘快的出去的話，還得自己去創造立功的條件。」

林扯高一面說話，一面注意觀察陳賢士的表情，看到陳賢士並沒有領會他的意圖。便繼續開導他說：「關在六隊的人，都是一些極端仇視共產黨的反革命。他們現在每天都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是黨考驗你的時候了。看你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還是當機立斷，與他們劃清界線爭取立功？」

陳賢士抬起頭來，好像若有所悟。林扯高提高了嗓門繼續向陳賢士指點迷津：「根據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你們組的張錫錕等人現在活動頻繁。如果你能抓住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證據，及時向我報告，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你能立功，我可以整理材料上報，給你記功減刑，甚至提前釋放」。

聽到這裏，陳賢士的眼睛亮了。他同林扯高原是一條戰壕里的「兄弟」。只因為打死了人，才關入監獄，此時兩人一拍即合。

林扯高隨即取出一瓶白酒來。兩人滿斟共飲，酒勁漸漸上來，林扯高藉著上沖的酒興，開始發泄出他內心的憤懣來：「老子還真他媽受一幫老保的窩囊氣，何慶雲算個啥？六隊那麼多攻擊毛主席的言論，他都當作耳邊風，還要騎在老子的頭上說三道四。自己治不了犯人，卻想治老子，老子今天干出點明堂來，抓幾個死心踏地的反革命，讓人看看，是我林高明管用，還是你何慶雲管用。」

「來，碰個杯，你發現問題后，作好記錄，我作好審訊準備。咱倆在農六隊抓幾個像樣的案子出來。看看是我林高明厲害，還是你何慶雲厲害。」林扯高端起酒杯向陳賢士的杯子一碰，便一飲而盡。陳賢士只好躬躬敬敬地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自從那天晚上兩人密謀后，便狼狽為奸，一明一暗，裡應外合，撒下了一張罪惡的大「網」。

從此以後，陳賢士便迷縫著他那對賊眼，豎起了長長的耳朵，緊張地盯著這農六隊的兩百號囚犯，然而，陳賢士始終沒有搜尋到《火炬》的痕迹。

伏在牆角里讀書寫字的夏光然，已多次敏銳地察覺到陳賢士的那雙賊溜溜的眼睛，並告訴了張錫錕，使陳賢士很快失出了跟蹤目標。

陳賢士借生病卧床的機會，偷偷翻查了張錫錕所寫的廢紙片，全是些唐詩宋詞，或是一些從字貼上臨摹下來的書法，還有一些「打李分站」散發的「宣傳品」。無論陳賢士怎樣尖著耳朵竊聽，可除了聽到半罐包穀粑軟硬和白菜鹹淡之類的議論外，便一無所獲。

劉順森在地震棚里擺開了評書攤，向圍聚的流放者活靈活現的講演杜月笙與范紹增結下莫逆之交的故事。

對於杜月笙，陳賢士聽說過。范紹增是誰？陳賢士把聽到的東西向林扯高密報。兩個半文盲想了老半天，也鬧不清劉順森講的是什麼暗語？

兩個狂妄自負傢伙，知識卻貧乏得可憐。後來陳賢士繼續的去監聽劉順森擺的龍門陣，上海灘，上海灘！劉順森講的黃金榮遭綁架，杜月笙結拜戴笠，全是些從來沒聽過的故事，未免使他失望起來。

於是他又伸出他的長鼻子，在床底下東聞西嗅。那裡是一小袋大米之類的東西。就這樣，陳賢士緊張搜索了兩個星期，依然一無所獲。

在林扯高所召集的不定期碰頭會上，一無收穫的陳賢士，灰溜溜地耷拉著腦袋，這次林扯高對他黑著臉，心裏便有些慌張。讓陳賢士奇怪的是，辦公室里卻增添了兩個新成員。

一個名叫劉資元，四十多歲，此人平時極少說話，顯得城府極深，農六隊建立之初，劉資元因策劃了幾次越獄，事情敗露，當局便將他當成重大政治犯關進了嚴管組，可以算得上「嚴管組」建立以來的「元老」。

文革以後，劉資元依然「反心」不死，獄方得到檢舉，證明他多次在獄中煽動他人「鬧監」 ，所以一直被監獄當局認定是「重點監督對象」之一。

文革初期，被推上批鬥台上的便有劉資元，理所當然，劉資元也成為陳賢士監督告密的對象。

劉資元平時沉默寡言，在詩畫上頗下功夫。一有空就鋪開紙硯，細細地臨摹顏字貼。陳賢士總覺得他筆下潛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劉資元也成為陳賢士搜查的重點。

陳賢士意外的搜到劉資元用隸書抄寫葉挺的斷頭詩，便拿來向林扯高告密。想不到，竟碰上劉資元也在坐。

同來開會的另一個人叫王世春，更出乎於他的意料。一來六隊，陳賢士便知道王世春是出了名的反改造分子。聽說王世春在國民黨軍隊里服過役，「解放」那年，王世春才二十歲。「解放」以後，背著國民黨軍警憲特的皮，成為歷次運動清算的「歷史反革命」。

論出身，準確的說，王世春不過是一個「學生」。在大飢餓年代，收聽了台灣的廣播，進行過外逃的嘗試。案發後，中共對他新老賬一起清算，重重地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入獄不久，王世春就結識了文廷才、劉順森等人，並一起從重慶發配到甘洛。以王世春受盡酷刑折磨的苦難經歷，本不會對共產黨產生任何的幻想。但王世春的性格軟弱，嚇破了膽，害了軟骨病，被中共用暴力征服。

為博取同難們的開心鬨笑，他常迎合大家發表異論。他擅長火上澆油，懂得見風使舵。常策動別人干頂風冒險的事，一旦事態擴大，當局追查，他便馬上抽身而去。所以，王世春在六隊得了一個「老蝙蝠」的綽號。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雅安三元宮的「搶饅頭」事件，當時站在鄧自新後面的王世春，一再慫恿鄧自新下手：「別看你平時那麼來勁，饅頭擺在你面前，你卻不敢拿了。」鄧自新性格剛烈，在飢餓刺激下，怎經得起王世春的激將法，便第一個去籮筐里抓饅頭！

釀成這場騷亂后，追究誰先帶頭時，王世春卻不吭一聲。結果幾個搶饅頭的人都沒有逃脫加刑的處理。為首的鄧自新加刑12年，而在背後慫恿的王世春卻安然無恙。

六隊成立以後，累次發生逃跑、鬧監、頂撞老管、集體怠工事件，都有王世春的影子。但他每次都逃過了追查。嗅覺靈敏的何慶雲，發現他常常扮演背後教唆角色。「老蝙蝠」的綽號，就是何慶雲所贈。

有一天，何慶雲終於抓住了王世春「王氏膏藥」的笑話，說將「毛主席語錄」燒成灰和酒服下，男人補氣壯陽，孕婦保胎安神，包醫百病，神奇無比。

王氏膏藥的笑話將他推上了68年的批鬥會上，以「惡毒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連續的鬥了他一個星期。他在打手的暴打之下，認罪告饒不迭，甚至跪在地上苦苦認錯。

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王世春，還要照常下地勞動，批鬥會以後，何慶雲一不做二不休，整理他的材料，將他加刑五年，合拼二十年。不但讓這個「老蝙蝠」受盡了皮肉之苦，也觸及了靈魂。

王世春曾是陳力的「好友」和崇拜者。陳力慷慨就義后，六隊院壩里發生的樁樁血案，把王世春嚇倒了。在生死抉擇的面前，王世春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在這次「告密會」上，陳賢士看到，擺在林扯高辦公桌上的，是一張被揉得很皺並被撕成幾片后再拼貼好的一張紙。

陳賢士迷逢著眼睛盯去，那紙上寫的標題是「告農六隊全體苦難同胞書」。認得出這是張錫錕的筆跡。陳賢士的心中一驚，他苦苦搜尋的東西，竟被他監視的人提供了出來。

三個人心態各不相同，相互冷冷對視了一下。王世春和劉資元，一個是怕見陽光的老蝙蝠，一個是城府很深的老油子，兩人都清楚，此舉叫做「出賣難友，認賊作父」，是獄中難友最嫉恨的卑鄙行為。一旦被發現，就別想在監獄中平靜混下去。兩人作出這種叛賣行為，確實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

林扯高今年三十歲，從他投入「革命」起，為了追逐權力，整整奮鬥拼搏了十年，才坐上農場革委會副主任的寶座。不料風雲變幻，林彪事件之後，他馬上被人拽了下來。後來經過一段韜晦陰暗的日子，經過一翻奮鬥后，才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經過一番的冷落和挫折后，林扯高再也沒有初出江湖的盲目高傲和自信。而是面對現實，打算一步一步的做出成績來，把何慶雲趕下台，然後步步高升！

林扯高重回六隊以後，便依靠場部的舊勢力，把競爭目標對準革委會「准」一把手的何慶雲，對準那個把他踢下來的人，一是報奪權之恨，二是為自己往上爬掃請障礙。林扯高搞出一個「重大反革命案件」，來回敬這個「鄉巴佬」，把他「打」下去！

現在，林扯高見面前三人一言不發，指著桌上的那張紙嚴肅地說道：「六隊的情況，你們比我清楚。今天拿到的證據證明，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嚴密，名字叫「火炬」的反革命集團，一直在農六隊進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動。

他們把矛頭直指我們全國人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號召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起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目前竟然發展到在獄中公開出版反革命刊物的地步。這個極為罕見的案例，說明農六隊在過去抓階級鬥爭不力。執行的是資產階級路線，給了階級敵人以可乘之機！」。

說到這裏，林扯高的情緒亢奮起來。陳賢士的積極性也被迅速調動了起來，而劉資元仍像當初那樣，臉像一潭死水，不置可否，毫無表情。而王世春則轉動著滴溜溜的眼珠子，好像在打什麼主意。

停頓了片刻，林扯高繼續提高了嗓門說道：「你們已經拿到了重要的證據，這很好，破獲農六隊多年存在重大反革命集團案，已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正在整理材料，給劉資元，王世春記功減刑，但這還僅僅是開始。因為農六隊的反革命集團案件，決不可能只是張錫錕一個人，而是涉及到農六隊相當一批人。」

三個叛徒中，除了陳賢士聽得眉飛色舞外，其它兩個人如同蔫茄子一般，一直苦著冷冰冰的臉。

無論是劉資元還是王世春，他們都非常清楚，被他們告密的《火炬》廢稿，充其量只是揭露監獄的黑暗罷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連綱領都沒有，怎麼立案？

然而，自從劉資元和王世春二人被林扯高「招見」以後，農六隊本來就繃緊的神經，就更緊張起來。

張錫錕們因遺失了一篇草稿，便注意到有人對自己盯得特別緊，平時上廁所，都有人腳跟腳的跟進來。每一次練書法，都會有一束詭秘的眼光從遠處射來。

我素有匍伏在鋪位上作讀書筆記的習慣。有一天下午下雨沒有出工。我按照老習慣正在記錄尚書《禹貢》篇中大禹治水的記敘。因為古文基礎差，資料又來之不易，我除用心的讀，一面翻著一本破舊的辭典。

突然何慶雲一頭撞進了監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將我寫的筆記本搶去。接著站在監門口細細閱讀起來。直到看清楚全是尚書原文的摘引，才將筆記本慢騰騰的還給我。

何慶雲的這一反常舉動，立刻引起了「火炬」撰稿人的戒備。但直到此時，張錫錕還不知道失蹤的廢稿，已經被王世春交到隊部去了。

《火炬》就這樣在刀尖上誕生了。從創刊號開始，一直在獄中秘密傳看。火炬廢稿失蹤，使張錫錕警覺起來。因為張錫錕等人對劉資元和王世春嚴加防範，所以林扯高再也沒有得到《火炬》的蹤跡，但另一隻黑手正向它伸了過來！

1973年，張錫錕的童稚之交黃學全，因為接連越獄被關進了小監。關進小監的第二天晚上，黃學全竟掀開了小監的房頂再次出逃，開了從小監房頂上越獄的先例，也創下了三個月內連續逃亡五次的新記錄。他被抓回來以後，免不了一頓毒打，並給他戴上了一副足有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腳鐐。

按照管教科的意見，想借這次「雙打運動」把他槍斃以儆效尤算了。

處決黃學全的意見落到林扯高手裡。林扯高在查閱黃學全的檔案時，發現他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一個工人。因為「收聽敵台，試圖叛國投敵」被判刑。而這一次抓回來的審訊記錄只是逃跑。

林扯高提出，共產黨人在處死任何一個工人階級時，都要萬分慎重，因為這與階級鬥爭的教義相抵觸，儘管他也知道黨內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但他必競太嫩，末曾掌握遊戲規則，例如對何慶雲不知如可下手，才能拔掉這眼中盯。

眼下只能在管教工作上做文章，現在，他決定把黃學全招來問一下，問他既出身工人階級，為什麼要與共產黨對抗？既然犯了罪，又不安心服刑，而是一而再的帶罪潛逃？

但是黃學全卻沉默著，好象對於這個問題，他根本就沒有去想過一樣。

「你犯什麼罪？」林扯高在明知故問。

「收聽敵台，試圖叛國投敵」。黃學全回答得很遲鈍，也很免強。

「收聽敵台」確有其事，但「叛國投敵」他壓根連想都沒有想過，他一直都沒有弄明白，法院為什麼把這個罪名劃到自己頭上。

文革期間，這種案例極為頻繁，林扯高見多了這種案例，他想弄明白這些「罪犯」是怎麼想的。於是繼續問道：「說說你的想法」。

黃學全再次陷入沉默，對於這種令他極難說清的問題，他一直迴避著。當時是怎麼想的呢？自己是工廠的電工，半導體剛剛在中國問世時，他對這門技術特別感興趣，憑著自己的愛好和摸索，居然成了全廠的半導體專家。在廠里，無論那家的收音機壞了，都要找他修理。

既然幫人修理收音機，那麼調試電波頻率便是一個工作程序，為校正頻率，他只好將收音機對準「美國之音」頻段上，裏面傳出來大陸的真實消息，很自然地吸引了他，這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通遍假話迥然不同，長久地收聽，使他產生奔向自由的幻想，但作為一個普通工人，豈能逃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魔掌？

文革一開始，黃學全在「試一試」的支配下，按美國之音提供的通迅地址發出了一封信。這是一封投石問路的信，可他萬萬沒有料到，他這封普通信件，竟給他帶來了一場橫禍。

不久，黃學全便結了婚，蜜月後，忽然有一天，工廠的保衛科接到一張法院的傳票。

就這樣，黃學全毫無思想準備，就被拘留並被逮捕，接著被稀里糊塗的判了刑，直到他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他才開始後悔起來。

剛判刑不久，結婚還不到一年的嬌妻便提出分手，黃學全十分「著急」，這些後果他並沒有想過，不知該如何面對。

入獄開始階段，黃學全像曹季賢一樣，只知道說一句話——「放我回家」。

他是1968年才從成都監獄發配到鹽源的，因為是「叛國投敵罪」，刑期是十五年，所以很快地將他轉到了六隊，在這裏，黃學全碰到了他在成都的鄰居張錫錕。

監獄里的高強度勞役和飢餓折磨，使黃學全無法承受，加上對嬌妻的懷念，他最直接的主意便是「逃」出去，日思夜想的嬌妻使他心裏只有一個 「逃」 字，彷彿只有逃，才是解脫痛苦的唯一出路。

來六隊才三個年頭，累計逃亡的次數已達幾十次。而每一次的出逃，除了一頓毒打之外，依然沒有逃掉勞役和壓迫。

黃學全的頻繁逃亡，倘若落到任何一個政治犯的頭上，早已是身首異處了，在文革中被槍殺的政治犯，逃亡者占很大比例，蔣正君一案，就殺了五個人。每一次「嚴打」運動，總有幾個出逃的反革命犯被殺害。

僅僅因為他的盲目和幼稚，並不帶任何政治目的，所以才到今天沒有被處死。

黃學全帶上重鐐后，何慶雲一臉陰沉地警告他，「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會寬大無邊，你已經逃了二十多次了，我看只有一顆「花生米」，才能解決你「的確涼思想」。（所謂「花生米」，這裏特指子彈。因為子彈與花生米顏色和大小相近，中國民間常把子彈俗稱為花生米。所謂「的確涼思想」，是指在追捕逃犯過程中，雙方快速奔跑，產生很大的風力，使人感到涼爽，故名「的確涼思想」。）

黃學全被林扯高叫去，心中不免感到緊張：「這一次是要殺我么？是殺我前的問話么？」

黃學全進了林扯高的辦公室，林扯高突然問道：「你同張錫錕是鄰居嗎？」

對於這個與處死他毫不相干的提問，黃學全淡淡的回答「是」后，就一疊聲的哀求道：「我不想死，我還年輕，我希望政府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要悔改……」

林扯高看破他內心的緊張所在，告訴了他一個驚人決定：「經隊部過研究決定，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從明天開始，下掉你的腳鐐，把你放到嚴管二組去勞動，若再逃跑，你的死期就到了。若有立功的表現，我們可以根據你的表現，對你寬大處理，甚至於釋放你。所以你的命運，就在你一念之間，完全由你自己掌握。」

黃全學眼睛一亮，這是他這段時間里日夜盼望的東西。但他隨即便陷入了沉思，一想到那漫長刑期，沉重的苦役……這十五年怎麼熬過去？

林扯高繼續說：「六隊的情況非常複雜，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張錫錕正在出版一個「火炬」地下刊物，如果你能提供線索，甚至於拿到證據，我包你減刑，你明白么」？

黃學全睜大了眼睛，既驚喜又疑慮，他簡直不敢相信那對準自己腦袋的槍口，就這麼輕輕地挪開了，但隋即明白，林扯高所說的出路，是要出賣他人才能換到，且要出賣在街巷裡一起長大的張錫錕。

張錫錕雖比黃學全年長几歲，但兩人從小親密無間，加上兩人的母親又十分要好，兩家一直是和睦相處的要好鄰居。自從兩人身陷囹圄后，兩個老姐妹便「同病相憐」、相依相伴相安慰了。黃學全來不及細想，起身走出林扯高辦公室，當他跨出林扯高的辦公室時，才感到腳鐐下得並不輕鬆，如果真那樣做了，下掉了腳鐐，卻換上了一副沉重的良心枷鎖。

那天晚上，黃學全一直在小監里苦苦思索，久久不能入睡，第二遍查房后，他索性坐了起來……長時間的靠牆坐著，門外的查哨人也再不像過去那樣橫蠻幹涉他。

第二天一大早，沈官科便在一名士兵的押解下，拿著宰子和二錘來為他打開十五公斤重的腳鐐，重鐐去掉后，雙腳顯得輕飄飄的。他跟著林扯高走進了嚴管二組，陳賢士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他。

三個月前，黃學全便是從這個組逃跑的，抓回來那天，陳賢士用自己腰間的皮帶，像抽打牲畜一樣足足抽了他幾十下，至今在他的肩上還留著那次皮帶抽打的血印，他狠狠地瞪了陳賢士一眼。

從小監出來，黃學全心情並不輕鬆。他不知道是堅持「逃」呢？還是聽林扯高的「忠告」，從此收心？並按照林扯高給他指明的道路去走？他整天心事重重。

敏感的張錫錕已經注意到黃學全心緒「不佳」。可他並不知道此時的黃學全已對他構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

為了幫助這個兒時的小夥伴從苦悶中解脫出來，張錫錕想把火炬傳遞給他，讓他看清當局的黑暗和自己該爭取的前途，但是夏光然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夏光然認為，火炬剛剛問世，種種跡像表明，已經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所以目前的讀者必需是對當局不抱絲毫幻想的人。而黃學全本人思想極不成熟，他的「慣逃」純碎屬於個人瞎撞，不帶任何政治目的。且平時與火炬成員說不到一塊。

同時獄方不明不白地去掉他的腳鐐，還把他從小監釋放出來，其中必有蹊蹺，在沒有弄清原因之前，應當慎重，等到把情況模清楚，證明他是可以團結和信賴的人以後，再向他傳閱也不遲。

可惜，張錫錕並沒有聽取夏光然的忠告。

為了火炬在傳閱中出現變故和意外時迅速切斷聯繫，以保護火炬成員的安全，大家規定，火炬的傳閱必須「單線」 進行，接讀火炬的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將「火炬」送回給他的人，而不能私自另傳。

當張錫錕從菜蔬組收回「火炬」以後，便鄭重地當面傳給了黃學全，並且約定第二天必須親自還給他。

黃學全沒有想到，《火炬》竟輕而易舉地落到了自己手裡，第二天早上，黃學全蹲在廁所里偷偷地讀完這份地下刊物后，反而猶豫起來。

首先，黃學全不明白這份「材料」有什麼特殊價值，里靣所講的都是真話。同時想到張錫錕是自己的童稚好友，對張的人品才華頗為敬重，出賣一個好人，在良心上過意不去。何況這林扯高是行騙慣了的人，即便交給他，未必會兌現他的「減刑」承諾。

但黃學全轉而又想，機會到了自己手上，白白放過，豈不可惜？林扯高既已講明了條件，總可以試試，想來想去，黃學全一時拿不定主意，便蹲在廁所裏面緊張思考起來。

張錫錕可是給自己規定了時間，他必需立即作出決斷。

正在猶疑不定的時候，劉資元突然地撞了進來，黃學全對於平時極少說話，為人陰沉的劉資元，也是十分敬佩的，他常看到劉資元在慫恿其它年輕人同管教人員頂撞時，而自己不露聲色，現在遇到這事不妨向他討教。

於是黃學全把「火炬」遞給了劉資元，並悄聲問他怎麼辦？正在這時，壩子里正在催促出工，劉資元便接過「火炬」藏進衣兜，兩人匆匆離開了廁所。

劉資元讀完這份刊物后，如獲至寶。苦苦跟蹤幾個月的『火炬』，竟然這麼輕鬆就拿到了手，那上面登載的，至少是四個人寫的文章，但每一篇文章都沒有落上作者的名字，全是一個人的手跡，他知道是張錫錕的手跡，劉資元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自己已經走出了第一走，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了。

他本想立即把它交給林扯高，但迅速又改變了主意，手裡這份「火炬」同前面那篇撕碎了的「告六隊全體同難書」，只能提供張錫錕一個人的證據，而林扯高的意圖是以張錫錕為缺口，挖出潛藏在農六隊中的「反革命集團」，單憑這份「火炬」，不但達不到這個要求，還會打草驚蛇，讓已經獲得的線索全部斷掉。

劉資元主意拿定，迅速回到監舍，將「火炬」塞還給黃學全，並囑他必須按照張錫錕規定的時間將火炬歸還給他。

林扯高極為讚賞劉資元的「放長線釣大魚」處理方法：「現在，火炬已經露面，當務之急是抓住其它撰稿人，務必一網打盡。」

林扯高召集劉資元、王世春、陳賢士和黃學全一起碰頭，極力誇獎了劉資元和黃學全，盛讚劉資元的「機智」。一面向他們交待要做的幾件事：除了火炬的撰寫人外，還要弄清傳遞者，弄清組織綱領，千方百計抓一個「現場」，繳獲全部證據。

一張由敗類們拉開的網，就這樣不露聲色的向張錫錕們圍了過來，然而，拉網的幾條狗卻各懷鬼胎。

陳賢士無疑是積極性是最高的一個，可惜他卻是個低能兒。本案已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在林扯高的記錄中，他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為，但由於林扯高的偏愛，卻將整個任務交給了他。其中包括對劉資元和王世春的「監督」。

而劉資元最看不起陳賢士，對他參予進來極為反感。

王世春是最了解張錫錕底細的人，對林扯高尚且看不起，也決不會把陳賢士放在眼裡。他憑直覺知道，「火炬」在哪些人中傳閱，不過，那只是猜測，並無證據。所以他不願向陳賢士透露，甚至不願向林扯高透露。

黃學全是四個人中最懵懂的一個，事前無任何蓄謀，事後也不知道怎樣干。僅憑林扯高莫明其妙的寬大保住了性命，又在無意之中輕易的得到了「火炬」，可又失之交臂。因拿不定主意而傳給他人，黃學全還來不及品出「立功」的價值，「頭功」卻被劉資元奪去了。

因為與張錫錕童稚的友情，黃學全是最容易從張錫錕的口裡掏出「火炬」成員的人。但對陳賢士一直抱著深深的敵意，不想在這骯贓的交易中與他「合作」，偏偏林扯高卻規定他必須服從陳賢士的調遣。黃學全與王世春也抱著河水不犯井水的態度。

四亇猶大在破獲『火炬』重案中，處在奇怪的關係中！

陳賢士身上揣著一個筆記本，成天盯著張錫錕，用心的記下同他來往的其它人員，記下接觸的地點和時間，張錫錕幾次進廁所，他便尾隨跟進去，想現場抓證據，都落了空。

嚴管組出工，一路上都有槍杆子押著，所以，若要傳遞《火炬》，一般都是在廁所進行。

出工以後，張錫錕的鋪位被秘密的搜查了好幾次，收穫都等於零，連原先已經浮出水面的刊物，也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第四節：11.8鬥智斗勇

1974年11月8日上午，這一天正是星期天，天空中陰雲密布，北風呼嘯，天氣特別寒冷。吃過早飯以後，所有的流放者都捲縮在各自的鋪位上，拿出針線縫補自己的破爛棉衣。院壩里只有一兩個人在走動，陳賢士此時正拿著一本「紅旗」雜誌，坐在靠窗的鋪位上假裝看書，將自己的臉虛掩著，一雙賊眼卻盯著院壩里。

九點鐘光景，嚴管一組的周志出現在二組的門口，他向坐在中間位置的張錫錕遞了一個眼色，張錫錕正在鋪位上抄寫《中國政治思想史》，似乎並沒有理會他。

周志慢慢地離開了門口，向廁所方向緩緩地走去。約莫一刻鐘以後，張錫錕才慢騰騰地爬下了床，若無其事向廁所走去。

看到張錫錕這一行動，陳賢士迅速向黃學全發出了暗號，黃學全跟著走進了廁所。此時，暗角的蔡先祿也迅速地下了鋪位，怪聲怪氣呼喊報告向張錫錕警告。陳賢士卻先下了床，徑直向隊部辦公室走去。

(一)被抓

這一天，周志將《火炬》看完，按張錫錕的規定，準備在廁所當面歸還。正當周志取出「火炬」交還張錫錕時，黃學全已跨進廁所。張錫錕正將火炬和一卷撿回來的「傳單」往棉衣里塞，見黃學全進來，遲疑了一會。直到聽見蔡先祿高聲呼喊報告的聲音，便覺得情況不對。

周志在廁所轉角連忙將頭探出廁所外，看見院子里林扯高正疾步向廁所走來，失聲叫道：「不好」，便立即返身同張錫錕一道，拚命的將火炬撒成碎片，並往嘴裏塞。

廁所外已響起急促的腳步聲，林扯高已飛步跨入廁所。此時，黃學全已站了起來，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紙片的張錫錕。兩個人立即扭作一團。

一場靈魂的搏鬥終於打響了。

跑進廁所的林扯高狂喊一聲，向張錫錕撲去。頓時，廁所里的林扯高，陳賢士、黃學全同張錫錕、周志五個人扭打在一起。一方是拚命的撕碎和銷毀「火炬」，一方則拚命的從張錫錕和周志的手裡去搶奪塞向嘴裏的碎片。

此時，崗哨上的警鈴大作，何慶雲帶著兩名土兵迅速趕到，並且封鎖了廁所，院壩內站滿了流放者。一些人試圖靠近廁所，但被武裝的士兵制止。

兩分鐘以後，周志被反捆著押出了廁所。隨後，何慶雲同另一名士兵將張錫錕押了出來，陳賢士和黃學全跟在後面。何慶雲一面厲聲驅散圍觀的流放者，一面押著張錫錕向鐵門走去。

圍觀者個個神情緊張，都在輕聲議論。唯獨劉資元和王世春，卻站在嚴管二組的監舍門口叉著腰，遠遠地站在那裡。

何慶雲向崗樓上招呼，不一會，駐守六隊的全體武裝士兵擁進了院壩。不到五分鐘，所有的流放者都被趕進了各自的監舍，六隊宣布戒嚴。

林扯高獨自一人蹲在廁所里，將從張錫錕和周志手裡搶下的火炬碎片，放在廁所角落的三合地上一片一片地拼揍著，並且拿著一把火鉗，將掉落在糞便坑裡的碎片紙一片一片夾起來，與放在牆角的火炬殘片拼接一起。最後，把從周志手裡奪下的散落一地的造反派傳單收集在一起，取出預先準備好的照像機，從不同的角度攝下了照片。

與此同時，何慶雲正用電話向場部緊急報告，鄧揚光立即「指示」：場部管教科近三十名幹事隨後趕到農六隊，要求何慶雲嚴密封鎖，不準任何人離開現場，並由何慶雲調動六隊所有的警力，密切的監視那些列為重點的人員，防止他們銷毀反革命活動的證據。

十點鐘光景，六隊辦公室擠滿了從場部匆匆趕來的管教人員，林扯高指手劃腳地將所有趕來六隊的人員分成幾個組，每個組配一名本隊幹事。

然後，精神抖擻地在院壩里吹響了緊急集合的哨音，指揮六隊的全體流放者按組別排成八個縱隊。

何慶雲則背著手，臉色陰沉地向大家宣布立即進行「大檢查」，並宣布了「五禁止」的檢查紀律：禁止任何人離開坐位走動；禁止上廁所；禁止相互傳遞東西和撕毀紙條；禁止交頭接耳；禁止東張西望以目傳情。

崗樓上的士兵架起了四挺機關槍，整個壩子里的氣氛緊張萬分，使本來感到寒冷的空氣更加顯得寒冷，所有流放者被恐怖氣氛壓迫著，連頭都不敢抬。

近三十名由管教和武裝人員所組成的搜查隊，戴著大口罩站在各組的隊前，並按照各組排列的次序，檢查每個囚奴的行李。

在隊部開具的黑名單中，我屬於「火炬」集團的重大嫌疑犯之一，一名從場部調來的管教人員同何慶雲對我進行了「重點」搜查。

搜查開始前，我還在蔬菜一組，兩個人腳跟腳地跟著我進到監舍，先命令我將所有的行李抱到院壩里，然後命令我將鋪位上全部的鋪草搬到門外一個角落。

當著他們的面，命我將所有的鋪草翻開，直到證明草裏面並沒有藏任何東西后，再叫我把床板折下來。

兩個人翻來覆去地查看那上面有沒有挖的「洞」，再搬開每一個床架的隼頭，看看那裡面是否塞有紙片之類的東西，然後在牆上搜索每一條縫隙，一直搜尋到房頂，再搜索到瓦楞。

最後又爬下床鋪仔細地用手電筒查看床底下的泥土，一邊敲打一切可疑的地方，好象尋找那下面埋著什麼似的，僅對我鋪位的檢查，整整折騰了兩個多小時。

長期沒有打掃的床鋪下面，灰塵和霉氣令人窒息，他們帶著大口罩，逼我按他們的要求操作，直到確實搜不出任何可疑的東西后，才將我押到院壩里的破爛行李面前，命令我就地盤腿而坐，不準東張西望！

接著兩個人開始了對這一堆破爛的「解剖」：用剪刀剪開我的破皮箱，折開每一個夾層和每一條縫隙，包括皮箱上已經不能鎖上的「鎖」和提手把，直到證明破皮箱里什麼也不曾藏匿，才將它扔到了一邊。

我看著到那口跟隨著我南奔北撞了十五年的伴侶就此徹底解體，心裏便湧起了十七年前我提著它走上車站的那一幕，一陣酸楚湧上心頭。

接著，他們搜尋從箱子里倒出來的破爛，將我的筆記本和所有的紙條全都丟進了一個盆子里，然後，打開我的破棉褥和那床足有十斤重的被蓋，用剪刀剪開我那床破棉墊。

那是我在勞動之餘，千針萬線將一些從破棉被上撕下來的破棉花和破布鑲拼縫合而成的，折開那些線縫，便是一堆又爛又髒的破棉花。兩個人對那裡面的每一個棉疙瘩捏了又捏，直到確認裏面並沒有任何東西時才罷手。

拆完了棉褥，又用同樣的方法拆被子，折完被子上的幾十個補巴以後，便將裏面的棉絮翻過來，又對裏面的棉花疙瘩捏了又捏。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從上午十點搜查到晚上八點鐘，整整折騰了十個多小時，還在繼續搜查，沒個停歇的樣子。

夜幕籠罩了六隊的上空，崗哨上打開探照燈，探照燈像兩條火龍，虎視眈眈地監視著院壩里的每一個角落。此時，我的位置上幾乎全是些碎布片和破棉花，我的唯一財產，便是那些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書，以及筆記，信件全部的丟進了盆子里。

搜查完畢后，何慶雲才叫我站起來，並脫下了我身上的那件棉衣，那棉衣足有十余斤重，那是由幾十塊破布以補釘聯成一體的，樣子極丑，但卻解決了我過冬的大問題。而今場部來的幹事卻不由分說，拿起剪刀便對我這件冬天的護身寶一陣解體。

那天晚上很冷，呼出的氣在夜空中凝成白霧，我穿著單衣瑟瑟發抖，牙齒禁不住咯咯打顫，在慘白的探照燈光下，我被剝得精光，只穿著一條內褲，實在沒有查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后，便叫我脫下內褲彎著腰，還掰開我的屁股，直到證實裏面沒有夾帶為止。

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這麼徹底的搜查，但我已冷得發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抵抗寒冷上，內心裡卻燃燒著一股怒火，多次向何慶雲提出抗議：「你們究竟要幹什麼？處罰人也不能用這種辦法」。場部那人瞪了我一眼，將一件檢查過的棉背心扔給我披在身上。

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我胸中燃燒的那股怒火，我真會被凍死的，有幾次我拚命的咬著咯咯作抖的牙幫，竟將嘴皮咬破，從口裡滲出血來。

搜查一直持續到了深夜十一點鐘，才將囚奴們全部趕進了各自的監舍，張錫錕則被關進了小監，從此就再沒有出來過。而我從菜蔬組搬到了嚴管二組，睡在張錫錕原來的鋪位上。

面對這場搜查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朝那口跟隨著我十八年的破皮箱瞥了一眼，心中湧起一股無名的怒火，感到自己的身體在怒火中燃燒。

扔掉破皮箱后，我只好用一塊破布包好我隨身的換洗衣服，便靜靜坐在鋪上。被蓋和墊褥都成了碎片，我無法睡覺，周身好像從冰窖中爬出來一樣，身上一點熱氣都沒有。

此時，估計大約是凌晨兩點鐘了，心中挂念著張錫錕，雖然他早已作了犧牲的準備，但我為他感到萬分痛惜。

他同陳力一樣，來不及留下一點值得記念的東西給我，而我自己稍有不慎，在這個殺人如麻的環境中，隨時都會招來同樣的結局。

壩子里的探照燈一直亮了一個通宵，除了聽那瓦背上陣陣呼嘯的北風，就是院子里老管查哨的馬靴聲。

(二)奮起自衛

我在室內發黃的燈光下，裹著那床已撕破了的被蓋統，倦縮著坐在那裡，細細回憶今天在這裏發生的事。

像今天這種無理搜查，我們本可理直氣壯向當局提出抗議，但大家被空前的恐怖氣氛懵住了大腦，「火炬」的戰士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過來，沒有人對此表示抗議。

今天獄方什麼也沒有搜查到，估計他們不會善罷罷休。

林扯高經如此嚴密的搜查，竟沒有從我們身上搜出「火炬」的一字一紙的「證據」，想到這裏，身上感到稍稍暖和了些，頭腦也開始清醒過來。

現在，我不能對他們的瘋狂搜查和無理侮辱表現忍讓，我要給林扯高和何慶雲留下心中有愧的感覺，我必須對他們無休止的糾纏作出反應。

想到這裏，我鼓起勇氣，高聲的向壩子里喊道：「我冷，給我棉衣」。那聲音在寂靜無聲的六隊院壩中格外響亮，像炸雷掠過夜空。

不知是太疲倦，還是因為劊子手的心虛，哨兵對我的呼喊並沒有答理。就像九年前文革開始那個晚上一樣。

我又一次猛烈的吼叫起來，這一次在大門處亮起了一束手電筒光，何慶雲拿著一件撕破了的棉衣走到我靣前，扔在我的身邊，一面惡狠狠地威脅道：「孔令平，你規矩點。這不是1966年了，你放明白點。」

我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反唇相責：「你憑什麼撕我的棉衣和被子，那是政府給我的人道主義，你撕爛了它們就不管了，裝作不知道。」我用這樣的口氣責問他，把他們精心營造的恐怖氣氛給衝破了。

我知道此刻全監舍的人都在看著我，都在聽著我的抗議。此刻我對獄方的大聲抗議，是何慶雲沒有想到的，本來撕毀衣服被子就是盲目的，在六隊的反革命集團問題上，何慶雲和林扯高又有矛盾，林扯高虛張聲勢，等於是對何慶雲主持管教的全盤否定。

何慶雲面對這個局面，大概在心中暗想：六隊這些年來的成績並不是你林扯高一筆能抹殺得了的，而林扯高不但沒有把孔令平這樣的主犯嚇倒，反而還藉此攻擊起我們來了，我看你林扯高怎麼收場？

表面上他壓低了噪門喝道：「現在夜深人靜，我不同你計較，你也該清醒一點，自會有人叫你吃辣子湯的。」說完抽身向大門口走去。

我並不想放過這個機會，緊緊追問道：「你們憑什麼把我同張鍚錕硬扯在一起？憑什麼把我送進嚴管組？是看到我這幾年沉默了？於是你們想怎麼整就怎麼整了？你們不是正在貫徹武漢公安工作會議的嚴禁打罵犯人、嚴禁逼供信的規定么？今天搜查所造成的，完全是林扯高一手操縱的」。

這一聲怒責，憑我直覺判斷，何慶雲完全能聽得出我話外之音，聽得出矛頭所指。在派性上，何林兩派一直勢如水火。在這個矛盾中，我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向何慶雲的大聲責問，是給火炬撰稿人和傳閱者一濟鎮靜劑，我告訴他們，統治者內部存在著分岐，他們十分虛弱，他們的矛盾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千萬不要因為張錫錕和周志被關進小監而泄氣動搖，千萬不要因為幾個敗類的醜惡表演而看不清形勢。

另外，還想告訴大家，林扯高今天其實一無所獲，本來就有矛盾的隊部，就像一群瘋狗，在沒有咬到人時候，他們會自相撕咬起來，現在應當分析形勢，採取相應措施，而不是驚慌失措。

何慶雲不吭一聲地匆匆結束了這場「嘴斗」，快步地走向院壩，迅速地消失在大監鐵門邊。

我在昏暗中穿上他剛剛送來的那件棉衣，比我那件千疤萬補的「鎧甲」暖和多了，寒冷的威脅減緩后，心中似乎踏實了些。

秩序又恢復平靜，前一天晚上所造成的恐怖氣氛，迅速消逝了。農六隊在第二天的出工時，恢復了以往的嘈雜和說笑。

第二天早上出工，我跟著嚴管組，雙手空空地到了改土工地上，因為我沒有工具，便給裝滿泥土的板板車幫助啟動和倒土。只是昨夜一夜未眠，到了下午眼皮重得像掛著鐵鎚，很想打瞌睡。

此時何慶雲順著田坎走過來，本不想理他，可他偏偏盯上我一個人站在那裡，既沒有拿鋤頭挖土，又沒有往板板車上裝土，便問道：「你怎麼不動？」神情很冷漠。

「你沒看見車子還沒有打倒轉么？」我也以冷冷的回答。

「你的工具呢？」

「在蔬菜組。」

「為什麼不帶來？」

「糞桶，糞瓢，扁擔，這兒用得上么？」我嘰笑地回答。

所有嚴管組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注視著我，我心中明白，此時我的一舉一動，都會在囚奴中產生影響。帶班的士兵也用驚奇的目光看著我，沉默了幾年以後，我又有楞有角地再現當年的鋒芒了。

何慶雲內心充滿了矛盾，他並不希望昨天的突擊搜查，找出「火炬」的組織綱領和名單這類證據，但他對幾個最頭痛、也是下過「苦功」的反改造「尖子」心中無底，不敢理直氣壯地拍著胸膛保證，也不敢在管教科的面前與林扯高公開的爭論。

大搜查沒有搜到任何證劇，使林扯高落空，卻使何慶雲心中暗暗竊喜。即使遇見我如此輕蔑的向他發泄不滿，他也不計較。

林扯高的確是大失所望，費了足足半年時間，本想一舉在六隊撈一網大魚，結果除了張錫錕，還是張錫錕，現場抓住的人只多了一個周志，雖說逮了一個傳遞「火炬「的現場，但周志又有什麼用，充其量是個外圍成員，被重點懷疑的火炬其它成員，一個也沒有抓到。有關反革命的組織證據、綱領和名單，一個也沒有找出來。

僅憑一張「火炬」刊物和幾張「反倒底」的傳單，仍然不能對這個團伙案子定性，所以林扯高正盤算如何撬開這些人的嘴，供出他所需要的東西。倘若將所有的「嫌疑人」統統關進小監，又怎麼應付慶何雲的冷言嘲笑？

張錫錕被關進小監的第二天，便被林扯高從六隊小監轉移到林業隊旁一處新修的秘密監禁所。那裡有圍牆鐵絲網，那裡的工作人員不再是犯人和刑滿人員，而是一批不知從那裡招來的工人。

林扯高對六隊的保密工作十分懷疑，生怕繼續關在六隊，讓小監與大監通氣。他需要在嚴格分割的情況下，獲得被審者自相矛盾的口供，從而找到突破囗，得到意外的審訊效果。

從此，張錫錕與農六隊的政治犯斷絕了一切聯繫，西昌地區法院和四川省高等法院組織了專案班子，專門審理「火炬」案，但是因為所拿到的僅僅是張錫錕和周志兩人傳遞的一份手抄刊物，以及陳賢士和劉資元們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證言，顯然證據的不足，必然引起對於口供的「認定」和「反認定」的爭執。

好在林扯高和何慶雲之間勢同水火，可以變成我們反駁林扯高的有利條件。這是一場鬥智斗勇斗的較量，我們中的任何人在被審迅時的語言失誤，都會給我們帶來殺身之禍。

(三)闖險

在這場鬥智斗勇斗決心的較量中，值得我們驕傲的是，所有火炬的成員都明白，營救他人等於營救自己，六隊的政治犯們越來越成熟了。

一天晚上，何慶雲把我叫到了辦公室。文革將近十年了，何慶雲雖每年都有幾次將我召到他辦公室里，但以前大多是單個對談，內容多半是我與管教方面發生的衝突，或發生像林彪這樣的政治事件后，或嚴打運動中詢問我對形勢的看法等等，這次卻不同以往。

一走進何慶雲的辦公室，何慶雲的身旁坐著兩名陌生男子。兩名男子臉上很嚴肅，我猜他們是張錫錕專案組的人，兩名陌生男子，一個作記錄，另一個像是這次預審的頭兒。

我平靜地坐在小板凳上，等候對方的提問。我知道，何慶雲在表面上是陪審人，實際上是這場戲的主唱。

我與何慶雲長期打交道，彼此都了解對方的底細，我知道何慶雲對林扯高鬧出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案」很不服氣，所以有意的給我留下替「火炬」抗訴的空間，何況這幾天我已多次主動出擊，在指責林扯高亂來和捕風捉影時，何慶雲表面上制止，但從他臉上的表情卻在鼓勵我放膽抨擊，一吐為快。

我也知道中共的預審過程，是沒有什麼法律依據的，不憑事實一貫是先入為主下結論，然後再編造口供使之與結論相符，所以冤案特別多。

但這次正是在文革進入尾聲時候，何況武漢工作會議上有「重證據，嚴禁逼供信」的最高指示，多多少少對先入為主的瞎乍乎有所抑制。

提問之前，何慶雲伏在辦公桌上抄寫什麼東西，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但我怎麼也覺得他在裝模作樣。

連日來，我在工地上抓住他缺乏證據，以及很不正常的大搜查，撕棉衣被褥等等站不腳的做法，主動進攻。我明白何慶雲此刻在高等法院的專案組面前，可說對火炬案一籌莫展。三分鐘冷場以後，主審官按常規提問姓名籍貫后，便直裁了當的向我提問道：

「今天就火炬一案正式提審你，你不要兜圈子，而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向你提出的問題。」

我本想反駁他，申明自己與火炬沒有任何的瓜葛，有理由拒絕回答。但我還是克制了自己，且靜靜聽他怎麼說。

「首先，你要老實交待你所知道有關火炬的全部情況，你要立爭主動交待，我們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立即反問道：「你憑什麼說我知道火炬的來龍去脈？並且要我交待些什麼？」

「你別裝蒜，我們有大量的證據和檢舉材料，證明你就是火炬的成員，現在是要你主動交待。你要知道，抗拒是沒有出路的。」

何慶雲在一旁冷笑著，裝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我明白他心裏想的恰恰相反。

提審人接著說：「要你交代『火炬』反革組織成員和組織名稱行動綱領，難道你們自己乾的事，還要我們來提醒嗎？」

「怪不得何幹事經常搜我的東西，現在大概已經死心了吧，你所得到的檢舉是一些捕風提影的東西，我知道你們完全可以據此下結論，既如此又何必來問我？」我堅定的回答道。

提審員被我這麼一駁卡住了，辦公室里，兩分鐘的沉默后，好象今天的審問不可能有什麼進展了，於是改換了問題：「你看過『火炬』嗎？」主審官的提問，顯然在迂迴出擊。

「如果說沒看過，你們已根據林管教放出的空氣說，農六隊至少有大半的人都看過它。我當然是在你們已經認定的人中了，就算我如實回答說我一無所知，你們也不會相信。但是我覺得我們無須爭論誰是否讀過『火炬』」。

「你們不是說『火炬』滿篇都是造謠，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衊，那麼你們可不可以把它公開的拿出來批判？也讓我見識見識？就像你們經常在你們的報紙上刊出反動文章供大家批判那樣。如果它只是批評你們，那麼你們應當清楚，這與公開提出打倒共產黨、推翻政府、號召暴動是兩回事，我想你們應當分清批評你們與組織反革命之間存在著原則的區別，這是不可以任意定性的。據我知道，『火炬』中還有你們散發的傳單，有這種荒謬的反革命組織么？」

我的這番駁斥，頗令西昌派來的預審員感到吃驚，也許在他們接觸監獄中的政治犯中，很少能夠擊中要害，把揭露當局的性質與他們的指控嚴格區分開來。

他們也明白，所「拿獲」的證據，充其量是對中共黑暗統治的揭發，是一份傳單！它極有可能是個人的行為，甚至是個人的寫作，由此而斷定是一個反革命組織的綱領，只有草木皆兵、神經過敏的人才會這麼做。

這使我想起了蒲世光以「非團員呼聲編輯部」寫的一張大字報，就被認定是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中共的基層官員，連法律的基本界定都沒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亮出自己的底牌，反映了它的極端無理蠻橫和無知。

他們的底牌已經亮出來了，我已經斬釘截鐵地駁斥了他們下的「集團」結論，因此，追究其它的諸如由誰起草？怎麼傳看等等已沒有意義了，繼續審問下去，完全是多餘的。對我的預審就這樣草草結束。

接著劉順森，夏光然、陳容康、鄧自新幾個被他們認定的重點「火炬」份子，也經歷了這種相似的「預審」。由於有我的反駁給整個案子理出了頭緒，法院的瞎乍乎只能一無所獲。

林扯高想通過預審獲得「反革命」集團材料算是徒勞了，六隊殺氣騰騰的形勢被擋住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