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2日訊】【編者的話】大興屠殺事件發生在1966年，事發20後才有簡短的報導出現在書刊上。這個事件中先後被殺害的人達325人之多，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其中有22戶人家被滿門抄斬。下面是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的文章，揭露了在文革時期的所謂「血統論」造成的罪惡。

（續上）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挂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么？」

老韓說：「有什麼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只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里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不是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污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庄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庄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余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庄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庄、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及其慫恿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屠殺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庄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裡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庄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洼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

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后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庄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里，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庄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庄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斗，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乾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佔「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裡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庄，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全文附后），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頂棚里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裡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覆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后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裡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迴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裡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裡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倖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里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游斗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裡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斗，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游斗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採訪的時候，大辛庄方圓幾十里的農民都說，大辛庄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裡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裡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麼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麼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裡的人怎麼了？中國人怎麼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完）

來源：《百度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