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訊】自從《脫節的國度》不見了以後，一直都未寫東西。因為我著實是一個寫的不勤奮的人，每次寫完，隔日不見，真的掃興，而且國家部門繁多，就算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覺得沒問題，所有配備了帕薩特以上公務車的部門也都可以一個電話把你文章刪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門，08年有一天我寫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們刪除了這篇文章。難怪大家都說公安出警慢。沒錯。刪文章的地方太多了，就不知道該怎麼下筆了。

重則投進大牢，所以你看著辦吧。至於我本人，雖然每一篇文章都經過了自我審查和閹割，但有的時候難免也會出現閹割的形狀不符合認證的情況。這個和每個出版社的緊張程度有關係。比如我最新的小說就被槍斃了，因為新小說裏的主人公姓胡，雖然我才寫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認為這必然是有政治隱喻的。當我明白了要避諱的時候再改姓已經晚了。但避諱要記住勿忘前朝，我還有一篇小說中，因為出現了“江河湖海”四個字，被更直接的槍斃了。如果說之前我犯了錯誤的話，那這一個就是兩倍的錯誤。連我都不能原諒我自己，明知道惹不起，怎麼連躲都沒躲利索呢。我不知道一個文化人提筆就哆嗦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一個因為要避諱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我不知道該怎麼一個文化體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韓正老師別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謹以此文紀念一期被停的《獨唱團》以及兩期被停的《大方》。

從事了這個工作大概十三年，我發現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個特別下三濫特別窩囊廢的工種。這個工種所出產的作品由於受到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沒有那麼奇特的經歷更加精彩。我來說一些小故事。

在中國的出版行業，其實是沒有官方的審查的。大家都應該覺得很奇怪，因為這違背了常識。但是可以告訴大家，出版行業的確沒有審查。這是因為中國每年要出幾十萬本書，實在審查不過來。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讀書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愛讀書，所以圖書審查其實一直由出版社獨立完成。

但是這樣一來豈不是百花齊放了。當然不是。比較專業的說，這叫事後審查制。事後審查制其實要比事前審查制更加緊，殺傷力和副作用更大。這點用過事後避孕藥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觸。

只有擁有書號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發書號，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從源頭上，自由的出版其實是不可能的。而由於大量的國有出版社能力不濟，很多民營文化公司開始運營圖書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從出版社那裏購買一些書號。但這依然不能改變出版現狀，因為出版社依然是終審方。而一本書如果不讓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後來反革命這個詞不太出現了，因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豈不成了鼓勵革命。而官方認為，革命工作已經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眾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著。於是現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調不高。我第一本書《三重門》就是因為格調不高，遲遲不能出版。格調不高是致命的，因為文筆太差可以改，邏輯不清可以理，唯獨格調不高讓人頭疼，你也不知道怎麼能讓自己的格調提高一點。你問他什麼是格調，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才明白了，格調其實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調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夠高，你以為象徵性的把腳底板的老繭磨磨平就能從事文化行業了麼，你要割掉的夠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從事文化行業明顯還是會顯得雄性氣息太濃厚。

我是一直飽受審查之苦的。但在格調稍微高了一點以後，我還是僥倖可以出版圖書，並且因為圖書的暢銷，有的時候還稍微可以在小問題和出版方爭取格調稍微降低一點。每次寫作前，我都要進行一次自我審查。也許很多沒有從事過這個行業的朋友會覺得我們這樣做特別慫，不夠MAN。比如當年《獨唱團》出版前遇到很多的困難，一些朋友看不下去了，說你太娘們了，這要是我，不要書號了，直接拿到印刷廠去，印個幾十萬本，這就開賣了。我欣賞這位朋友的沒有格調，但他們不知道印刷廠只有收到了出版社開具的委託印刷單以後才能開機印刷，否則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報警了。其次就算你爹開了一個印刷廠，你印刷出了幾十萬本，你沒有書號，就沒有一家書店和報刊亭是會進你的貨的。連賣盜版的都不敢幫你賣。也許這位朋友會說，那我就放到網上去，在淘寶賣。那我告訴你，在淘寶銷售圖書，首先你得擁有資質，其次你不能隨手拍一個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須輸入書號，當系統把你輸入的書號和書名對應起來，你才能上架。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化人都在進行著痛苦的自我審查。那我們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格調降低呢，這當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格調降低的跡象，由於都是國有單位，官方再指派一個社長過去就是。而那些格調降低的同志就可以去婦聯殘聯養養老。事後審查制最恐怖一環在於懲罰，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什麼么蛾子，我罰死你。輕則撤職撤社。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