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訊】近30幾年來，「速度」，或前綴于「中國」，或後綴于「中國」，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發展依賴於速度，痴迷於速度。尤其是當全世界都驚訝于這種「中國速度」的時候，我們就似乎在那些羡慕與嫉妒的複雜目光中，為速度尋到了正當的根據。

也正是這種速度，讓我們的發展屢現奇跡。其實，常態的發展並無什麼奇跡可言。跨越式的發展，超常規的發展，是奇跡屢現的前因。常識伴隨著常規，特色尾隨著奇跡。習慣於奇跡的人們，喜歡用「特色」來解釋奇跡；創造了奇跡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常識的力道，也很難再滿足於常規的速度。

最近兩年，人們逐漸認識到發展速度的另一個側面。因了這種認識，適當降低發展速度，適時轉變發展方式，遂成為決策層的一個政策選擇。只有把發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緊繃的關聯鏈條才有可能鬆弛下來，結構的變動才有可操作的空間。但是，實際上，發展的速度越快、持續的時間越長，前沖的慣性也就越大。

9月28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吹風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與走向進行了描述：中國宏觀經濟整體走勢良好，風險挑戰並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預計仍然會在9%以上……

9%的經濟增長速度，絕對不是一個讓市場關聯方的緊張關係可以鬆弛下來的速度。9%的經濟增長速度，于中國的現實而言，仍然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十一五」期間，中國發展速度超過11%；「十二五」規劃，中國政府把發展速度定為7%，但是，今年——「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國經濟增速「沖10」的呼聲甚高……

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覺中國已然慢不下來了。

市場發育，社會發展，都向中國這個飛奔向前的列車發出緩速前進的信號，但是，中國慢不下來，馳騁依然。就像擔心動車和地鐵的信號系統失靈一樣，我們非常擔心中國前行道路上的信號系統也會變得扭曲失效。我們還擔心，在經濟發展方面，社會、生態以及經濟本身的諸多險象，仍舊會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進的信號。

30多年的慣性，讓始終高速行進的人們產生了速度依賴。希冀用增速發展解決「存量問題」和「增量問題」，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存量」減少不多，「增量」累積更快。實際上，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全部處理其所帶來的所有後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本身，處理不了其所帶來的大部分後果。經濟發展產生福利，增速經濟發展產生不斷增加的福利。但是，讓整個社會澤蔭于福利之中，讓社會成員感受到不斷增加著的福利，卻是政治的分內之事。

現時中國，不少握有經濟發展大權的政府官員，喜歡幹一些大工程。這固然是其政績之大手筆，也固然是為經濟增速添加數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財政的軟約束尚付闕如、硬約束形同虛設條件下養成的行為偏好。這種偏好疊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給經濟發展「剎車」的努力。

在經濟與政治各自發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獲得渠道的固化，讓許多人不斷膨脹著加速發展的衝動。現行利益結構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當性，使不少從中得益的人對其得益的方式有著非常暗淡的預期。不過，這種預期非但沒有使他們停下來、慢下來，反而使他們產生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驅使經濟發展的列車儘可能快地抵達他們期待的終點。他們解決代際公平發展中「存量問題」的方式，就是繼續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際發展中的不公平。

而實際上，正是這種超高消耗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對後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產生了疑問和焦慮。於是，越是後來的掌控經濟發展權力的官員，就越是想在生態還能承受、資源還未耗盡的時候，來完成自己的政績，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員看來，短期利益，雖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當性不足，但份額足夠多；長期利益，取得方式正當性的預期增加，但份額不確定。這也是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抵抗深化制度性變革的原因之一。

因此，生態系統的坍塌、資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規範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當化，既是一些官員在經濟發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誘因，也是為什麼任何減速的措施，都會使他們焦慮不堪的原因。

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後發國家普遍存在著焦慮情緒。後發國家在經濟起步期間，那種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發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經濟成就，往往不僅沒有使後發國家產生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慮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發展的經濟結構以及「後發劣勢」的制度環境中，經濟越發展，官員就越焦慮；官員越焦慮，就越是要加快經濟發展……

在中國，近代以來「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及其闡釋，成為我們加速發展的意識形態支撐。然而，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讓我們深思：對速度信仰般的崇拜，還要繼續嗎？

文章來源：《南風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