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6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康生原定要對「教條主義份子」和「莫斯科反對派」(「左傾機會主義份子」、「妥協份子」、「投降份子」)的活動進行討論，現在延期了。我問康生，計劃何時進行這一運動。他說，根據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運動已不定期地推遲了。

毛澤東善於利用當前形勢來進行投機。國共之間存在著敵對狀態—他對這一點不是早就敲過警鐘了嗎？那幾乎成了中共悲劇的事件，不就充份證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講話是正確的嗎？

正在向全體黨員大力灌輸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毛澤東儼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現。沒有他，共產黨就必然會垮台。可是，隻字不提蘇聯的調停，其實，正是這種調停才挽救了特區。

毛澤東的影響在擴大。他已成為一個英明的領袖，對他的英明是不容懷疑的。

周恩來在他的講話中，儘管很膽怯，提出了最好與重慶和平解決問題的想法。周不敢公開說出來，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尋求和平解決危機的機會；不應進一步惡化與國民黨的關係。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躊躇地、堅定地聽從毛澤東的。他不加掩飾地承認，他在武漢時期的政策是錯誤的，並把他的錯誤說成是「投降和右傾機會主義」。他打算講一講這些問題。而且直到現在，他也從不放過一個機會，一再地說他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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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沒有機會見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場。

很可能他也會改變立場，人們的處境很難，要堅持是有困難的。毛的政治欺騙是靠特區的黨政機構來實現的。毛的反對派沒有機會訴諸黨員。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過一個途徑傳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無恥地對黨政積極份子進行思想灌輸。這樣，王明派和國際主義份子在黨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繪成革命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新四軍潰敗的「罪魁禍首”。把所有的一切—戰友的犧牲、飢荒、災害和時疫—都歸罪於他們。並非人人都能經得住像黨這樣一個集體的譴責，而這恰恰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級，波利亞要上三年級了。我不在家的這些日子裡，恐怕孩子們都長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份時間都離家在外。再加上現在這次遠行，誰知道這次又要多長時間？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個月中，「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靠後放了。每一個人，不論是青年還是老年人，都忙於清查「特務」，或交代自己的問題。

一個改造「特務」的運動，在毛澤東和康生的指示下開展起來了。用來改造他們的，還是這「二十二個文件」。

延安的黨和軍隊幹部，又在賣勁地死記硬背這些文件了。

毛澤東對我說：「你們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勸我像尤任那樣，多讀些中國舊小說，這會有助於我對整風和特區其他方面發生的事作出正確估價。

馬海德同我們客客氣氣，而且滿不在乎地裝作是我們中間的一員。

他的妻子蘇菲很輕浮，很難說這是她的性格，還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錯，應承他們求愛的表示。現在，她正在和我們的報務員調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