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4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監獄歸宿

第五節：孫家花園監獄

（五）事故責任的認定

這牢頭那裡能體諒到在如此惡劣條件下，僅靠用手工操作的個人技能，是無法保證毛胚不會發生廢品的。其實疲勞至極的人內心雖然有一種本能的反抗，但出於他們的職業本能，卻並沒有用廢品來發泄不滿的想法。在廢品面前，人人都在動腦筋，如何彌補。

幾乎個個明白，倘被隊長認死了某道工序的責任，與破壞生產相聯繫，輕則遭到鬥爭，重則加刑！捫心自問，誰都不至於爛到在這瑞安心坐穿牢底而不想回家的。劃線工序是夾在各工序之間的，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難過起來，幾乎所有廢品的事件都要把我叫去。

有一天，見沈師傅的銑床四周，站著一大堆人，六名銑工全在那裡，分隊長也在那裡板著臉，只見沈師傅哭喪著臉，雙手下垂站在他的銑床面前，沮傷的面對著一大堆待銑的電機主軸。兩個機修工已經把銑床的變速箱蓋打開，正在卸下工作台。平時專供清洗另件的大油盆裏面，堆著從變速箱里拆出來的齒輪，軸和其它零件。

他是一個在銑床上操作十幾年的老銑工了，平時雖然不多說話，對工作卻非常認真。那時由於每天幾乎持續近二十小時工作，一般操作者在工作中打瞌睡，往往忽視對機器的維護，而他堅持每天對他的銑床實行保養，足見他對設備的愛護。他只有十年刑期，已過了五年多了，家裡還有老婆、孩子，他的年紀也四十歲了，對工作不敢馬虎。

大約一個月前，他曾向我講過，這台銑床工作不正常，並且還拿出這台設備的說明書，那上面有傳動機構的簡圖，想同我一起找找銑床每次由低速檔換高速檔時，發生異響的原因。

問題發生后，我曾多次看到他在每次停機的短暫時間中，打開變速箱蓋，用手撥動齒輪，進行檢查，但是都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

我認為，新機床在使用初期，齒輪因齒面誤差在磨合期發生異響是一種正常現象，只要按說明書及時進行保養，更換機油，應當沒有什麼問題。

要麼請機修工，徹底的尋找並加以排除，那非得停下生產，至少也要花兩天時間，這首先是分隊長不允許的，只有等三保大修時再說。

不過機床可不像人，人可以帶病每天二十小時工作，機器不行。

果然，幾天後一天早上開機不久，咔嚓一聲巨響，正在檢查另件的沈師傅連忙去關電閘。但為時已晚，機床被卡住，再也無法啟動。拆箱檢查，齒輪箱冒著蘭煙，主軸上一個雙聯齒輪被打爛。分隊長咆哮著，銑刨組一片沉寂。我檢起那已被打爛的齒，細細看著，想從那齒的缺陷中找到原因，替沈師傅擺脫他所處的狼狽局面。

從那剛剛斷裂的白顏色斷面看，顯然淬火過大，但沒有測硬度也未作金相分析，無法作結論。我又在燈光下細細看有沒有舊的裂紋，再看齒形結構，能不能在過量根切上找到原因，但沒有測定工具，也沒有測量手段無法判斷，這些非主管人所不能的。

現在，只有聽憑那分隊長在那裡妄下斷語了，一味只知道政治挂帥見物不見人，一味只知道暴力能征服一切，不尊重科學的人卻是作結論的主人，就是這些橫不講理的大老粗，會吼人，會罵人，再把一切都歸於所管的犯人。

鬥爭會是避免不了的，整個的銑刨組全是陳舊不堪的設備，就這麼一台新的立銑，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錢買的設備，這一台當家銑床一停，由印刷機改制的銑床和另一台立銑床是無法承擔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銑床工位，其後果可想而知。

幸好經過對變速箱的徹底打撈和清洗，除了在殘油中找到了斷裂的齒輪碎片，還什麼都沒有找到，否則那沈師傅有意將機床打爛，破壞大躍進的反革命罪行，便是無法抹去了。

「我確實請機修工檢查過，但是他說，沒有測量工具怎麼檢查？光憑肉眼也只能看看裝配是否鬆動？銷子是否脫落？半軸是否晃動？齒輪嚙合面吃合得好不好？該裝的墊子是否有漏裝？潤滑油是否加足？」沈師傅沮喪地哀求道。

銑刨組的人誰都知道，沈師傅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平時我與他接觸就知道，凡是圖紙上他沒弄懂或工藝編得有誤時，他總要叫我把車間調度叫來，直到弄清了以後，才敢動手加工。

三天後，買到新的齒輪裝上，結果仍然換不起檔，搭上擋開機，發動機嗡嗡直響，就是不轉，看來，事故並未排除。修復方案拿不出來，沈師傅的禍算是闖大了，銑床組一連開了一周的鬥爭會，每天晚上十二點以後，大家已經疲勞之極，坐在空蕩蕩的車間里，從門逢里透進來的寒風，使參會者縮著頭，分隊長象審訊罪大惡極的犯人那樣，朝沈師傅狂吼。

「鬥爭會開得令人無奈，倘若不是因為沒有比沈師傅技術更高的人代替他，他恐怕早已關進了小監。就是在鬥爭他的那一周內，他的行動被嚴格限制了的，連上廁所都必需向組長報告。顯然，檢察機關已對他立案起訴了。

事故原因始終沒有找到，只好把所有的罪過推在沈師傅身上。最後還是找到了機床原來的生產廠家，將整個傳動系統全部進行更換，如此鬧了整整兩個月，才使這台設備從新運轉。

三個月後，沈師傅接到法院的判決，以反革命破壞的罪名加判十年，合併原判二十年，但一直又沒有將他調走，監獄的管理人員十分明白，求一個無償勞動的技工並不容易，他們也知道沈師傅決不是故意破壞，像這種不明不白的刑事處份，既可以嚇唬所有在押人，還可以繼續奴役這些技工。

後來，沈師傅的愛人接到他被加刑的消息，以為盼他出獄無望，只好與他離婚。從此以後，沈師傅更加消沉，人也痴獃了。

沈師傅的銑床破壞一案還沒有結束，車工組發生一起學徒工組織逃跑的事件。三名學徒：唐元，徐均和胡大鵬先後被推上了金工車間的批鬥大會。這個鬥爭會一直延續了整整一個月，成為這一時期鼓噪大躍進而強調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同新犯組不同，鬥爭企圖逃跑的人還是第一次，因為生產車間開鬥爭會，必須在完成當天生產任務以後進行。

又只有開鬥爭會，鬥爭會又選在晚上十點鐘召開。到了此時，持續了十八小時的勞動、眼睛都睜不開，誰也沒有興趣在鬥爭會上干吼，對被鬥爭者動手動腳。「端正態度」的任務全由紅袖套們所組成的「打手班子」擔任。

想到白天勞累一天，晚上還要遭這罪，心中自是恨恨不平。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呼嘯的冷風直往頸子里灌，真叫又冷、又累、又餓。為了減輕這種折磨，所以個個都作了準備，把所有的破棉襖、爛夾衫都統統捆在身上，用毛巾或被套當作了圍巾將頸項死死地圍住。頭上包著床單破布之類的東西，單將眼睛和鼻子露出來，如此裝備就如同銀幕上看到的戰俘營里的戰俘一樣。作好準備后就盤腿坐在那裡，安安心心的打瞌睡。

（六）春節『同樂』

從監外不斷湧進來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飢荒像洪水般肆虐著老百姓，大街上搶糧店，搶食堂甚至搶菜店的事層出不窮，農村中搶糧倉，攻打縣武裝部，縣政府等以往認為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終於出現了。特別令當局吃驚的是，這些「反革命暴亂」的頭目，競有中共的地方幹部。

當局比任何時候加強了防範和鎮壓，監獄不斷暴滿，刺刀下「下水道」密如蜘蛛網，就在這種背井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狂噪，漸漸從廣播中，報紙上消聲了，而我所在的監獄工廠也不知從哪天開始，恢復了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

也記不起從哪天開始，鑄造車間就停止了化鐵爐，生產那些蘇聯式的機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內進行時效的鑄鐵件，也許就永遠堆在那裡無人過問了。

直到1963年春天我離開時，被廢舊公司用卡車拉走，我想他們多半同叢林鐵廠的廢鐵，落得相同的命運。

所幸的是我們終於再沒被驅趕，日夜不合眼的連續二十小時「困戰」，同時也再沒那麼多廢品糾纏我們。自從對唐元三人鬥爭會結束后，一段時間就再沒開這種令人睏倦的「疲勞」會了。

儘管我們仍在這鐵絲網中，被刺刀比著，穿著囚衣，每頓依然是半罐雜糧一瓢菜，過著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壓力明顯在緩解，三年毛氏瘋狂的三面紅旗消失了。政府官員也公開承認國家很困難，儘管在為暴政作掩飾。

196年春節。我們所在中隊準備監獄聯歡晚會場地。分隊長說話的口氣，相對緩和了好多。我第一次聽到他對這些勞動力們講出「辛苦了」這句話。他說國家很困難，厂部正在考慮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調劑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並宣布春節以前提前三天，各車間停下生產，打掃清潔，特別清理，被電焊工的焊機和工具零件堆得亂七八糟的「戲台」。

傳出消息，川劇學校的學生要來我們這裏進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寶箱、等等傳統川戲，並且宣布春節期間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間家屬來探監的時間和範圍都放寬了。

政府如此的「轉變」，頗令我們吃驚。

不過，大家都學乖了，有話都咽在肚子里。在這高牆深監之內，告密已成為公開，人們因告密而處處防備。每個人早已習慣了在盤石壓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領，每個人都強忍著飢餓而不說，每個人都對暴政怒目而不言，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緊鎖在骨瘦如柴的身軀殼裡。對無產階級專政，既恨又無可奈何，久而久之，人連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殘酷的鬥爭磨滅了。像乞丐一樣，只要有半罐飯，維持著生命，一切都只好聽天由命吧。我這麼強忍著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棄和清算的時候。

那時，我仍對我說，謹記著：「冷眼觀變。」

我這幾年來就是被中共拋之荒野的孤雛腐鼠，像一個過早被人拋棄的孤兒。猶如泛萍浮梗，隨著風吹而動，從大監獄而至小監獄，又從小監獄而到大監獄。回想前年春節，我被那魯召帶進監牢時還是那麼幼稚和無知，來不及用理性的頭腦審視面前這條布滿殺機的坎坷路，為半碗囚飯而大鬧監房，不可不謂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紙判決書，我才預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節」，都難免勾起我對苦難親人們的情眷。顧復之恩，無以回報。我至今都沒有告訴他們我在高牆之內，離他們也並不遠，但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告訴他們我的下落，因為，倘若我見到白髮蒼蒼的外婆，舵著背，柱著拐杖由我的弟弟扶著，隔著鐵窗與我相視，我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監舍的人被喚去接見自己的親人，抱回一卷草紙，一聯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這年月得到這些東西多不容易啊！看著歸來者眼角里留著剛剛淌下的淚痕，不免替他們感到傷懷。

其實，我早已習慣了孤獨的生活，沒有肥皂，我的衣服就從此不用肥皂洗。沒有草紙，我用慣了廢紙，這些小困難怎能算一回事？

初二這天，大壩子里果然熱鬧非凡，當我們按照劃定的位置坐好以後，四中隊的女犯和二中隊的老犯，相繼從大門進入壩子。這對於一中隊四百多號幾乎與世長期隔離的關押者來說，兩個隊的來到無疑增添了節日的熱烈氣氛。雖然事前分隊長一再打招呼禁止「竄隊」，但是我周圍的人們都爭著蹺首相望，不斷的有人從自己的坐位上站起身來，同進場隊列中的相知或親友招手致意，並不理睬分隊長的制止和呦喝。

那一天，我同老潘緊挨著坐在一起，他今天帶著一個大布包，打開裏面，放著針線袋和一卷蘭色的舊布，一付老花眼鏡和一件剛剛才領到的破棉衣，看樣子是利用這難得的時間補一天衣服。

這一年的冬天，監獄沒有新棉衣，發給大家的是不知從那裡收來的舊棉衣，還要確實沒有棉衣，又無法過冬的人才能領到。我因此才意識自己身上所穿的，其實比老潘正在縫補的更破爛。從那時候起，我才效仿老潘，準備了針線盒和破布，自己動手補巴，否則就等著衣不蔽體受冷吧。

大家坐定，在喧鬧的鑼鼓聲中，川劇開始。我對川戲實在是門外漢，由於缺乏起碼的修養，我甚至對那有名的「高腔」頗反感，如果允許自由參加，我一定不會來的。而周圍人講的龍門陣，除談接見時收到家屬送來的東西而外，便是一日兩餐的罐罐飯。

戲台上在唱些什麼，我根本就沒有去看，因為在我看來，中國淪落到今天這種絕境，政治上這個舞台，已夠精彩。戲在天天的演，自然有心的人就會天天看，看好這本戲，於我一生也就蠻不錯了。

側眼去看老潘，他正一本正經，全神貫注在那裡穿針縫補，不時拿起補的巴來端詳一下，似乎津津有味的在欣賞自己的一件藝術品，對周圍就漠不關心了。

倒是戲台上的那些演員在賣力吼著高腔，令我頗有感於他們那種不知從哪裡來的精力，在這飢餓的年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啊！

晚上，戲台上扯起了電影幕布，今晚電影：「烏鴉與麻雀」，看那劇中人物的悲劇，就比中學時代看這部電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為，現在看這部影片會時時與自己對比，我們正在演出的，比之電影中的悲劇更慘十倍。

只要保持著一片清凈的心，悲哀也就不致於那麼傷心了。

春節過後，生產一直很閑，除了馬達外，原先的產品已逐漸不再生產了。工廠明顯的在找活干，新增加的品類，例如電瓶車，拉絲機和洋釘機，因為所來的配件已不是自己生產的鑄件，結構也簡單得多，事故已漸漸的消失。被關押在這裏的人除了因分罐罐飯和稀飯尾子，經常發生爭吵外，相處得也平和多了。

人們有了空余的時間補衣服，甚至打牌下棋。到第二年「五一」節時，分隊長還組織了一次車間的籃球比賽。而我所關注的是監獄里可以接觸到的書籍和報刊，在技術室里我天天都要讀報，報紙上的消息也極其低調平和，在經過了一陣狂熱的喧鬧后，編輯們似乎也在進行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毛澤東顯然在極不情願情況下，讓國家主席劉少奇出面來收拾這被搞得一塌糊塗的爛攤子。

但幾年以後，當國家渡過難關，稍有喘息后，黃雀在後，毛澤東便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將劉少奇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事實上確實證明劉少奇再沒有翻過身來，最後死在牢中，充當了現代的活生生的東郭先生，留下了中共專制之下傾輒的歷史奇聞。

受苦的當然是老百姓。水腫病像幽靈般，長期纏著我們這些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囚奴們，當時，銑刨組八個人中短短一年多時間就有五個人因患嚴重水腫病而住院。住院病人最後進太平間是常有的事，獄方對水腫病人配給名叫消腫丸的黑色藥丸，然而大家都明白，這怎麼能治好這種長期飢餓的「病」？

（七）監獄醫院里臨死前的餓殍

1962年5月的一個早上，我醒來就感到發燒，咳嗽不止，胸部氣悶而疼痛。後來疼痛加劇，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銳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發燒到39℃，醫生判定為外感引發胸腔積水，竄入胸腔所致。

於是我便被送往醫院，進一步檢查，確診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積水。當即便留在醫院里住下了。後來，醫生為我抽出了胸腔積鬱的黃水，打了幾針，病情有所好轉。胸不痛了，燒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過了幾天，稍能行走，我便懷著好奇心，打聽到對面的幾間病房是專門住國民黨高級軍官的特級病房，一來，想詢問一下我父親的下落，二來也想了解一下一下這些「高級犯人」的情況。便在一個下午吃過飯後，私自走進了那編號為02的房間。

一走進去第一眼就覺得與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寬鬆，若大一間房間只有兩張病床，住著兩名六十多歲的老頭。我進去時正碰到他倆正在分護士剛剛送來的一盅「流汁」，那長臉的老者正將流汁倒進兩個盅子里，讓那圓臉的先拿，兩人一付認真的勁頭絲毫不亞於大監房中的犯人。最後還爭著去括那送來盅里的殘羹。

他倆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來陌生的詢問。我開始問他們知不知道我父親的情況，說出他的名字后，他們都搖頭並不回答，眼光里含著長期蓄養的警惕。我又問道：「聽說你們二隊供應優惠得多，每月每人還有二兩白糖？」

哪知道，那圓臉的老者一臉不高興，板著臉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隊的？到這裏來幹什麼？」聞得其中不甚歡迎的口氣，我正要回答，那長臉的卻開口道：「你問這些幹什麼？你難道不知道住院規定，病房裡的犯人是不準竄病房的？按照監規也是不準竄隊的么？」

那口氣分明在訓斥我，我還沒有認真思索說錯了什麼話，便被下了「逐客令」，討了這個沒趣，一臉羞愧的走出他們那房間，心中老大的不暢快。

想到兩位在「舊社會」還頗有地位的人，到這兒來怎麼會變得如此的猥瑣？連那口流汁都要斤斤計較？是被長期監獄訓馴得如此，還是他們本身就養出的防範和忌諱？難道這是一個衰落民族陰暗的心理？看來，在這個牢房裡打聽父親的下落，除了一種偶然的緣份，人海茫茫，監獄封閉得比鐵板還死。

兩天後，由兩名犯人抬著一個擔架送來了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的病人，據說是重慶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頭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單遮得嚴嚴實實。只有頭顱在外面，一張像骷髏的慘白的臉，雙目緊閉，處在昏迷狀態。

護理人員和抬擔架的七手八腳將他抬下擔架，安置在最裡面的病床上。我們這病房一共安放著八個病床，全是呼吸系統的病人。除我之外其餘病床上全是生命處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剛剛送來的病人，經過醫生的一番忙碌，打過強心針后，輸液架便在他的床邊升了起來，不知道是因為護士手藝太差，還是這個病人的血管已經細到難以用輸液針頭插入。打針的護士費了將進一個小時，才將針頭插進病人的血管中，過了兩個多小時，病人才漸漸地清醒過來。醒來后便一個勁的狂咳，從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覺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後的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聲吵得無法入睡。沒有人陪伴他，醫生指定剛剛退了燒的我為他義務護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藥液輸完以後為他傳喚護士，按時給他服藥和喂開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輸完液后，撥下針頭……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過來，睜開眼睛，輕聲地嘀咕什麼，可是那聲音低得來根本無法使旁人辨聽。只見他做著手勢，示意希望能坐起來，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髏架一般，將被子塞在他的背後，剛剛坐定，又是一陣猛咳，見他用手指著小便盆，我連忙遞了過去，便見他口中吐出一口血來。

九點光井，護士又給他輸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輸液的手，我細細看去，那手背早已腫得像發泡的饅頭，手背上已扎了二十幾個針眼。看來，是無論如何都找不到該在那裡扎針了，只好換一個手，又廢了好大的勁才給他輸上液。

雖面對著這個命在垂危的人，從他那黑洞洞口中艱難喘出帶著血腥的臭氣，令人漚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驅使，我還是很細心照顧著這素不相識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醫生決定的全流汁，所謂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漿或耦粉，每次我用小匙喂進他的嘴裏，但他只喝了幾口便擺手，中午配給他的是稀飯和饅頭，他每次也只喝幾勺稀飯，將饅頭緊緊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不下去了，如此緊捏著，足足兩個小時，也許再也捏不住時，才緩緩地鬆開手指，饅頭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見到紛紛議論開了，一個說：「唉，活著的時候，想吃卻沒得吃，現在病成這個樣子，有吃的，卻又吃不下去了。」一個又接著說：「看他那樣子隔死也不遠了，還打什麼針吃什麼葯？」一個又說：「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裡的人沒有，聽護士說，這個人還是長航局的一個副局長。」另一個人接著說：「當官的又咋個？進來都一樣，當官的也賞賞當犯人的滋味。」

一個病房七言八語，議論開了，據我所見，在看守所也常有抬進太平間的，也不見送過什麼醫院，這一個人能從遠地送來，證明了他為官的身份。

革命的人道主義還有一條階級路線管著的，只是他的妻室兒女恐怕此時未必知道，她們的父親或丈夫住在這裏進行搶救，渡過他的最後幾天。

不管這個人真是「當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親是一個「歷史反革命」也罷，這種臨終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對他的活人們的同情。於他來說，幸好還有一個我為他端水送葯，免去了臨終時的孤苦無助，我因而聯想到我的父親，倘如也是這般的病危，就不知道有沒有人守著了。

接連兩天，新來的病員異常的不安，咳嗽呻呤、吐血，不停的呻喚，令整個病房不安。然後是醫生的打針、輸液，那手腳雖被針頭和竄在皮下的藥液脹得饅頭般浮腫，看著他那痛苦，想到關進來的人，生前受不盡的折磨，為顯示政府的「革命的人道」臨死還是被弄得這付慘狀。

第二天晚上，大概因連續兩天的躁動耗廢了他僅有的體力，而安靜下來，咳嗽也漸漸停止，除急促的呼吸，呻吟也漸漸消失。不料靠門口床位上的那一位中年人卻開始惡化，氣喘不止，護士忙為他輸了氧氣，打了針，折騰了一夜到天亮才稍稍平息。

兩天兩夜沒有睡好，我睏乏已極，大約凌晨五點便熟睡過去，直到八點鐘，送「流汁」的飲事員才將我驚醒，接過流計，我用勺揍近病人的嘴邊，他只輕輕地抿了抿嘴，並沒有張口，仍在昏睡著。用手瓣開他的口送進了藥片，也不知他吞下沒有，直到中午時分他突然醒來，伸手接過那白面饅頭，像很飢餓很想吃的樣子，但終於沒遞進口中，不一會又沉睡去，這天中午，天氣亢熱，病房裡卻一反常態，安靜異常。

大家都累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嘭的一聲，我從迷濛中驚醒，只見我面前這病人左手垂在床沿上，手中拿著的半邊白饅頭已掉在地板上。右手還按在胸前緊緊的抓著另外半邊饅頭，雙目已經緊閉，骷髏的臉上微微的一種不屑之情，使我感覺到他已經死亡。

忙看那胸脯已停止了起伏，用手觸摸他的鼻孔，先前直喘的氣也已平息，我俯身貼在他的耳朵，輕喚了一聲，他沒有任何反應，忙叫來值班醫生和護士為他測了脈搏，然後看了瞳孔，最後，將他蓋在身上的白布，拉到頭頂，蒙上了臉。

我明白，他已去到西方極樂世界了，便從他的右手瓣開那深陷在白饅頭中的僵硬的手指，一邊取下那饅頭，一邊喃喃地說：「唉，可憐的人，陰曹地府中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你不必帶這人間的吊命糧去見閻王老爺，今天你自由了，從此以後你再也不必為飢餓煩心，為尋覓這煙火食發愁。只可憐你的兒女並不知道此時此刻你死在這裏。好在現在你的遊魂自由了，即使這監房鎖著你的屍身，你的遊魂此刻可以去尋找你的兒女親人了。」

收拾他的遺物才從他的衣袋裡得到一封信，那是半個月前他在看守所里寫給自己女兒的信，從信中知道，他確曾是航運局的領導，信中他告訴女兒，他已身患不治之病，吐血不止，估計不久將離開人世，在生命最後這段日子，他同意妻子向他提出的離婚請求。也同意女兒和他劃清界線，但忠告她，「今天世事險惡，一定要小心處世。」

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不管他身前是何許人，但已在囹圄之中，定有他的原因。也許若干年後這妻女知道他如此而赴黃泉，並讀到這封臨終沒來得及發出去的信，有何想法，是該悔恨，還是痛恨？

我獃獃地望著那具被白被單裹著的死者，這具等候火化的軀殼，也不知此刻他出竅靈魂可曾覓到自己的妻兒。忽然我俯下身去將那半邊滾在地上的饅頭揀起來，與他手中取出的另一半個饅頭合到一起，悄悄地塞進了那被單底下的骷髏頭邊，滿足他在臨死前那點願望。

他死去第二天，那靠門床位上的中年人也落了氣，湊巧的是他的遺物中，出人意外地的搜出了一封長長的「上訴」。於是，我想到這些死在獄中的人，臨終時在他們的口袋裡會不會都有些令人費解的遺物？如果把它們揍合起來，未必不是對這個黑暗政治的一份有力控訴？

現在看來，忠告也罷，申冤也罷，都隨著死者一筆勾消，其中一定會有許多永遠都沒說清的沉冤無法見到天日，埋到了浩浩冥府之中了。

病房中不出三天就接連死去兩個人，頓時顯得一片沉寂，那些卧床者枯瘦的臉上在想些什麼？說不定他們就在明天或者後天，也步這兩個先行者的後塵，一同去陰司，誰又能料到？

我忽然感到一種死神擦身而過的恐懼，想到我不明不白的被划為「右派份子」，繼而又莫明其妙地關進看守所，想到我們全家人的悲慘遭遇，與其等死，也得弄清冤枉的名份。

知道醫院的大門外就有郵筒，投遞極為方便。被判刑以後曾經有過申冤的想法，現在被那剛剛死去的人所引發，過去一直苦於無法投遞，今天便是時候。於是我找倒紙筆，開始寫下了第一次「上訴」。

（八）第一次上訴

第一次的上訴告到了重慶法院，就投在那醫院大門外的郵筒之中。

還沒有過一個星期，醫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辦公室去，我感到一種不祥的氣氛。那天只有院長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後面，臉上一付冷竣，我在對面的板凳上坐好后，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冷冷的發話道：「你叫孔令平么？」「嗯。」「什麼病住院的？」「急性胸膜炎。」「你知道監規嗎？」「嗯。」「政府不究你的犯罪，你有病為你治病，這種偉大的人道主義你體會得出嗎？」

沉默，因為我摸不准他說話的含意。「然而，你卻不好好的養病，卻在病房裡幹什麼」？「我什麼也沒幹，我沒有違犯你們的規定。」我辯解道。

「什麼？」院長霍的一聲站起身來，「你現在是伏法的犯人，敢於在住院院期間亂說亂動，現在還要否認，要我給你略點一二么？」他怒聲喝道。

我不想去同他說什麼，我知道在監獄里只有政府發言的權利，我的解釋只能是多餘，便坐在那兒閉著嘴一動也不動。

「你們以為一脫離了中隊就可以胡言亂語，不守監規？你以為政府的人道主義是軟弱可欺么？你以為你是病人就可以藉機攻訐黨和政府么？」他把話題縮小了，但，我實在還沒有識別我講錯了那些話？

「你借服持病人，說什麼人死了就不食人間煙火了，還說什麼帶著吊命糧去見閻王老爺，真是攻擊我黨人道主義，惡毒至極！不，你聽聽？你還說，監房鎖得了你的肉身，卻鎖不了你的遊魂，說再不必為飢餓煩心了，真是惡毒至極！」一連兩個「惡毒之極」，使他的情緒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他站起身來，一面吼著，一面用手揮舞著桌子上的一張「檢舉」。

我終於晃然如夢初醒。半個多月來的高燒，燒得我確實有點糊塗了，我開始對我這幾天的「放蕩」有所查覺了。

這年頭，無論到那兒，都要把自己的嘴封得嚴嚴實實，那怕是這群快要死去的人中也不例外，我這一曲給死人送殮時吟唱的內心悲歌，競不知被那一個卧床不起的病人當作請賞祭「神」的刀頭了。

這位寫檢舉的人出於何種動機？難道他真認為這麼一紙檢舉，會使他得到病人特別的憂惠，還是想得到「保外就醫」？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此刻，我突然地感到了一種特殊的窒息之感，比之在病房中耳聞呻吟，鼻嗅病人吐出的血腥氣更加的令我嘔心。

但我實在憤恨這個昧著良心，歪曲我說話的惡棍。但是，轉而一想，這種人難道還少嗎？在當局的高壓和引誘之下，形形色色急欲跳出火坑的人，充噹噹局暴政的「衛巫」們，還少嗎？倘若不是毛澤東為了獨裁統治，製造使任何言論不能存活的文字獄。這病員中怎麼會做出這種令人不齒的怪事？

我這麼想著卻完全無以對答，沉默了幾分鐘，院長抬起頭來，用命令的口吻說道：「明天你出院了，但對於你在病房放的毒，必須向政府作出檢查。你住院二十多天表現得不好。」他斬釘截鐵的下了結論。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邊發獃，一點沒注意周圍人怎麼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還沒有痊癒，看看面前的五個垂危病人，會將我隨口說出的傷心話，當作「反革命言論」寫進了我的檔案里，就覺得這病房太悶，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開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個碗，一張舊洗臉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內衣內褲，我什麼也無須收拾。

鄰床的病人見我這般反常舉動，向我問道：「要出院了吧？」我點點頭。其實這些天同這裏的人相處得蠻不錯。在病號中比較起來，我是病情最輕，年紀最小的，平時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總是樂意為他們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對我挺客氣，但此時我的心中像塞著一塊異物，看著他們一個個瘦得皮包骨頭，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髏腦袋裡真不知在想什麼？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帶著我打好的小布包，跟著醫院的一名幹事歸隊去了。我的病真的沒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隊以後，我就再沒有回到我的銑刨車間那塊劃線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隊的反省組。進反省組的第二天，年輕的姜幹事責令紅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內寫好檢查。然而我該怎麼寫這檢查？我說：「死人不食人間煙火錯在那裡，又傷及政權的那一根毫毛？說帶吊命糧去見閻王爺不是事實么？又攻擊了誰？監房能否鎖得了人的遊魂？我不知道。人死了當然不會再為飢餓而煩惱！我所說的錯在哪裡？」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現實教育了成千上萬過去迷信過中共的人，能抗拒這種教育嗎？難道在用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來對死去的人說這番話，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須交待么？

在醫院大門口投的那一封上訴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來從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裡糊塗的過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獄都這樣糊里糊途將人屈打后，胡亂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來，遭受的奴隸般的折磨和飢餓，同這一塊土地上一連串的悲劇竟有機的粘合在一起。

從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製造冤案，以此公開回答獄方。於是我在獄方責令我寫檢查的紙上，寫了第二封「上訴」，這一次不是投在郵筒內，而是面對面的交給了那位姜幹事。

差不多在以後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觸犯「監規」而被責令寫檢查時，我的「檢查交待」，都是這個樣子。在這些材料中我痛罵重慶法院，我知道這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對我加重懲罰；但在法律已被猥褻，無理可講的年代，這樣做說不一定比一味忍讓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護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麼詭辯就佔了上風，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對的。定罪的原告，被證明是冤判，照樣可以被打成被告，這也許就是「文字獄」的製造者們難以預料的了。

我的「檢查材料」果然觸動了監獄的管理者。

1963年初，一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里去，他給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說：「你在獄中，特別是在醫院期間，沒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規矩服法，屢犯監規，這種不認罪守法行為，是監獄所絕對不容許的。至於你有冤情進行上訴，又為什麼不在上訴期內寫？何況，我們是執行機關，管不著你原來的判決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決還沒有得到原判機關改正之前，你必須在這裏規規矩矩接受改造，而決不容許你亂說亂動。」

1963年3月12日，由石板坡，鳳凰台兩處監獄關押的兩百余名已決新犯，和一中隊經過調整產品結構認為多餘的人員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孫家花圓一中隊，下午五點鐘由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把我們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車。

在那一次的大調動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這次發配邊荒的名冊，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八年之久的邊荒流亡苦役的生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