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6日訊】提到「欽差」，一般人腦中浮現的往往是電影電視和戲曲中的形象：一位年輕的官員手拿尚方寶劍，口含天憲，誅殺貪官，為民申冤。
應當說，傳統中國社會，老百姓是具有相當重的「欽差」情結。因為欽差代表皇權，而現實中地方官吏尤其是基層官員太壞了，草民只好希望皇帝聖明，欽差是皇帝派來的，對其寄予厚望，不足為怪。從字面上看，「差」是臨時性質的，欽差不是一個常設官職，而是某一時因某一事，皇帝派出信得過的人四處巡視，差事辦完了，使命也就完成了。
自秦始皇廢封建、建郡縣開始，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不再是周朝時那種層層轉包的「高度自治」關係，而是總公司和分公司的關係，全天下只有一個法人代表，即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和地方封疆大吏理論上說都是替皇帝打工的。但打工的人總希望占老闆的便宜，老闆一個人看管不過來，於是就會派官員去查看，用嚴刑峻法來嚇阻打工者不佔或少佔便宜。因此，從秦朝開始，中國歷代王朝有完備的監察體系，秦朝的御史大夫屬於「三公」之一，明清兩代的左都御史亦是和六部尚書平級的高官。
既然替皇帝辦事的，中央有六部，地方有各級官員，而糾察這些官員的有專門的監察官員，如明清兩代的六部給事中(對部門的監察)和十三道御史(對十三行省的監察)，為什麼還要這類辦臨時差事的「欽差大臣」呢？
欽差的出現，一種原因是某種突發事件，關係到政局的穩定，如災荒、民變發生，不能循規蹈矩地依靠行政體系運轉來應對，皇帝只得臨時派出官員，越過已有行政程序，去「救火」；另一種原因是已有的監察體系已經生鏽了，皇帝覺得對原來的官僚體系有失控之憂，於是派心腹來直接處理政事，恐嚇官員。
考諸歷史，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官場越腐敗，中央和地方、皇帝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越尖銳，皇帝派出欽差的頻率則越高。對多數文官而言，他們心底里是反感「欽差」的，因為官僚體系的運轉有賴於制度的穩定，而皇帝臨時派欽差越俎代庖處理政事，是對制度的破壞，也是對有相應職責的官員不信任。而對皇帝來說，那些官員背著我不知干多少壞事，挖我家江山的牆角，我憑什麼信任你呀？
以漢代為例，到漢武帝時，已經建立起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郡國有刺史，縣一級有督郵的三級監察網路。特別是刺史制度，算是一個創舉，漢武帝于元封五年在全國分設十三個監察區，每區設刺史一人，負責一區的監察工作。刺史的職責是：「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刺史六條問事具體內容是：「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詳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刺史的品秩很低，是六百石，和一個小縣的縣令一樣。且明確規定刺史只管監察，不問民政，本質上，也算是「欽差」。但因為代表中央監督地方，所以「位卑權尊」。因為十三個大區刺史相對是固定的，他們代表皇權，對當地郡守的升遷和禍福有著決定性影響。時間不長，就出現了「監察官變異」。因為刺史可以藉助皇帝給予的權力控制郡守，漸漸地就成為一個大區的實際最高行政領袖。到了漢末，刺史幾乎是一個獨立王國的最高領導人，轄區內的軍政、民政全管，且可以世襲。明清兩代的總督、巡撫，最初也是臨時性的監察官職位。真正名分上的一省民政長官是布政使———雅稱「方伯」，他領導的才是一級地方政府，所用印信是正方形，大紅印泥，說明這是常任官。而總督、巡撫用的長方形(似先秦的兵符，一半留皇帝，一半給辦差的官，辦完后交回，合二為一才完整)，用紫色印泥。但逐漸地，這類總督、巡撫由監察官變成地方最有權勢的長官了。
正因為從中央空降的監察官容易變異。———這也是情理使然，無論當初皇帝怎樣信任他，他發誓如何效忠皇帝，一旦能掌握一個龐大地區眾官員命運，掌管眾官員的命運也就等於掌握當地老百姓的命運，嘗到權力的甜頭，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皇帝的信任，對皇帝的忠誠，會讓位於權力帶來的利益。於是這類本應監察地方眾官員的「巡視大員」，反過來和眾多地方官合流，一起上占皇家的便宜，下侵百姓的利益。
皇帝當然也會看到這些，於是在制度明確的監察官之外，又隔三岔五臨時派心腹，來監督包括監察官在內的各地官員。如設立刺史制度的漢武帝，經常派「繡衣直指」，持節巡察各地。「直指」，意即「銜命直指」，「指事而行」，具體為皇帝辦某件大事。因此，這類欽差往往是皇帝的私人心腹，如漢武帝時的江充，就是著名的「繡衣」，因深得皇帝信任，飛揚跋扈，連太子都不放在他眼裡。后被武帝滅族。到了唐代、明代，太監往往擔當這類角色；到了清代，皇帝對手握重權的漢族地方大吏不放心，往往派旗人充當這類角色。
在監察制度和監察官之外，皇帝還屢屢派欽差巡視，看起來確是疊床架屋，但這是帝制的必然。如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言：「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這是集權制度下解不開的死結。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