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3日訊】最近半年，我幾乎不再多談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的經濟的方方面面多年來已經反複分析過，再談已了然無趣。比較有意思的是，即使職在管理中國經濟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一年多以來，熱衷談的也是政治而不是經濟。

溫總理不談經濟談政治的背後

從去年溫相在深圳開談“政治體制改革”，到今年6月27日在英國皇家協會發表“未來中國的走向”演講，提出“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再到今年9月14日溫相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行的企業家對話會，不談經濟談政改，而且具體化為“五點”。儘管一次比一次的內容更具體，卻沒有為他贏來更多的掌聲。因為人們清楚地知道，這一口頭政治體制改革已經無法安撫被通脹、失業、腐敗、氾濫的特權折磨得心力交瘁的中國人。

我卻從中讀出一個悲哀的信息：中國經濟已經無可再談，這無可再談是因為無藥可救。無論是產業結構轉型還是提振內需；無論是引進外資激活內資還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都已經無策可施。有人說，溫相是為自己身後名聲考慮，故此才大談特談政治體制改革。但我想這並非全部，實在是因其在副總理與總理任上長達十幾年，藥方一劑劑試過，知道已經無藥可施。由於中國經濟的引擎由政府發動，從總理朱鎔基1993年開始宏觀調控以來，中國經濟說得好聽一點，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引導下，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過熱—降溫——再過熱—再降溫”；說得難聽一點，是經歷了一輪又一輪政府“縱火—消防—再縱火—再消防”的循環往復。政府刺激經濟發展的方式有如縱火，一旦火成燎原之勢，又趕緊調控，於是就出現中國經濟界習稱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經濟病根由政府而生，就經濟談經濟又有何用？多談等於打自己嘴巴。這就是溫相不談經濟談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脹為何與中國經濟的增長相伴生？

先概述改革以來的四輪經濟過熱發生時間及其主要特點。

第一輪是1987—1988年，中國這兩年的GDP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1.6%和11.3%，直接導致1988—1989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漲了18.8%和18.0%，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第二輪是1992—1996年， 6年間GDP增速各年均超過10%。第三輪是2002—2007年，中國GDP連續6年高速增長，其中5年增速超過10%左右。但排除了上漲極其迅速的房地產等消費品在外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看起來卻維持在低位運行。第四輪經濟過熱（主要是投資過熱與房地產過熱）則是2009年之後中國政府投入四、五萬億救市所致，即典型的“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而且主要是政府“過度投資”，而這投資的資金不少來自於銀行印鈔票，通貨膨脹這隻老虎終於被放出籠子。

如果要追溯根源，中國今天難以收拾的通貨膨脹，以及難以改善的經濟結構，就是在第三輪經濟過熱時埋下的。說起來有幾大因素：

第一，因為第三輪經濟過熱已經與前兩輪有很大的不同。前兩次經濟過熱是在“經濟短缺”的“賣方市場”背景下發生的，通貨膨脹極易表現為短期內快速的物價全面暴漲。而第三輪經濟過熱則是在市場供給暢旺、大部分消費品形成“買方市場”格局下出現的，表現為“先結構性上漲、後加速全面上揚”的過程。由此可見，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現象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結構性。

第二，第一輪經濟過熱只有高通脹相隨，第二輪股市和房市剛冒泡沫就被朱相的宏觀調控強壓下去了。但第三輪經濟過熱，財富增長的四大板塊就是土地、礦產、金融與股市，中國金融行業與超大型國企都需要上市圈錢，各級地方政府財政在這段時期形成對土地的高度依賴，結果必須是導致股市泡沫與房市泡沫聯袂而至，二者互為因果、相互催化，推動物價上漲。為第四輪經濟過熱的通脹埋下病根。

第三，前兩次經濟過熱的動力源主要是國內因素，而第三輪經濟過熱的動力源卻有諸多外部因素，這些外部因素有的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決定，比如此時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度依賴外部資源時期，無論是石油、鐵、鋁還是其它礦產，只要加進了“中國因素”，就立刻改變世界市場的供求格局，價格飛漲。比如中國外貿的順差等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需要央行發行貨幣來“購買”，因此埋下了一個重要的通脹因素。至於中國第四輪更是完全來自於中國政府的自我膨脹。比如在世界都無法避免金融危機的衝擊之際，各國都在想辦法收縮調整，擠泡沫，中國卻反其道行之，非但不擠泡沫調結構，還投入巨額資金救市，希圖維持“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虛假繁榮，甚至得了頭大症，對“中國拯救世界經濟”這種說法甘之如飴。

（對第四輪及中國經濟現狀分析請見後續文章）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