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30日訊】

試析“不搞私有化”的理論謬誤——

關於“八確立”、“五不搞”的理論思考之十四

吳邦國委員長的最後一個“不搞”，是“不搞私有化”。

改革開放以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和“私有化”之聲就不絕於耳。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紀末的國有企業改革時，權貴豪強趁機掠奪國有資財，出現了空前的私有化高潮，“不搞私有化”的呼聲卻趨於低潮。而在進入新世紀後，權貴豪強已經形成為強大的剝削階級，掌控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主導權的時候，“不搞私有化”的論調又囂張起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特權階級的利益驅動，也有理論上的蒙昧。前者吳邦國委員長心知肚明，老百姓更是早已看穿，無需我多說：本文只從理論的角度，作一些分析和探討。

關於私有制、私有化等概念的內涵，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理論誤區。這個被列寧、史達林所誤導的觀念，深深地植入中國共產黨人和知識份子的腦海，影響著支配著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私有化”，就是這種狀態的反映。

要理解什麼是私有化，首先要理解什麼是私有制。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裏，最為當代人所詬病的，大概當數“消滅私有制”。

這個觀點最早是十八世紀的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裏、馬布利等提出來的。他們目睹以自由、平等的口號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貧富分化，社會對立，認為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源在於私有制，私有制是罪惡之母，萬惡之源，所以提出消滅私有制。但是他們在論述自己的思想時，總是把私有制同私有財產混為一談，沒有區分兩種性質不同的私有：一種是利用佔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的勞動；一種是使用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以謀生。因此，他們主張的消滅私有制，就是禁止私有財產，實行財產公有。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

首先把私有制同私有財產區分開來的是馬克思。他在《共產黨宣言》裏提出“消滅私有制”的同時，特別說明，他所主張的，“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即建築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上面”的所有制。他還說：“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機會，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機會。” 後來在《資本論》裏，他明確地指出：“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所以，他把“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區別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並且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前者必然為後者所排擠，所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在這裏，馬克思把“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稱為“個人所有制”，劃清了它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界限。這也就意味著，他主張應該“消滅”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不是“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不是“個人所有制”，更不是私有財產。因為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來說，所有制指的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不包含對生活資料的佔有。而私有財產則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至於消滅私有制的方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宣佈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首先是“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且“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這裏已經蘊涵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法蘭西內戰》的初稿裏，馬克思就談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通過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一基礎”。

但是，經過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長期考察和研究，特別是對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考察和研究，馬克思發現，隨著信用制度的擴大和普遍化，在資本主義生產內部出現了自我揚棄、自我否定的因素，這就是股份制度。股份制的意義在於，一方面，“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另一方面，它“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在股份公司裏，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就是說，股份公司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了，它已經開始向不同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新生產方式過渡。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晚年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已經產生了可以和平過渡到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需要運用暴力去消滅，它將在漫長的自我揚棄、自我否定的過程中逐漸消亡。這樣，馬克思在實際上就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消滅私有制”、即“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的理論，同時也意味著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它的作用在於“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基礎”。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通過股份制這樣的過渡形式，逐步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也就是沒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生產方式，那麼，旨在消滅一切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顯得毫無必要了。

在專制主義的深刻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對於“消滅私有制”的理解，完全繼承了空想共產主義的衣缽。他們既不理解把私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加以區分，更不懂得馬克思在晚年的思想變化，一直認為“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澤東在大躍進高潮裏推行的“公社化”。在“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下，許多人民公社的社員不但沒有了生產資料，而且連生活資料也被沒收得乾乾淨淨。有人說是“除了一隻碗一雙筷子，其他都是公家的”。所以楊獻珍當年就譏諷說：“這是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化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化子還窮，因為叫化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

這就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留下的一個歷史笑話。

對私有制的不同理解衍生出“私有化”的不同涵義。這些不同的涵義，從不同的角度諷刺了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私有化”。

第一種“私有化”是“私有制化”，也就是化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就是私有化的過程。早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毛澤東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乾淨、徹底地消滅了在我國並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中國社會成為國有壟斷經濟的一統天下。進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催生了大量鄉鎮企業，引進了許多外資企業，興起了私有經濟的發展高潮，這是第一個私有化高潮。第二個高潮興起於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鄧小平以“不爭論”的口號，拆掉了姓“資”姓“社”的羅網，又以“誰不改革誰下臺”的威脅，打退了反改革派的討伐，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民有經濟的發展掃除了障礙，終於形成了今天民有經濟佔有半壁江山的局面。

這種形式的私有化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早就在搞了，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搞。請問吳邦國委員長，你說“不搞私有化”，是否意味著今後不再允許私有經濟發展，工商管理局不再接受民間成立私有公司的申請了？

第二種“私有化”是“個人財產的私有化”。這個命題似乎有點荒唐，因為私有化的原意，是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不是指個人財產的佔有。個人財產當然是私有的，有什麼可“化”呢？這就要歸因於“中國特色”了。從“叫化子共產主義”到文化大革命，公民的個人財產，始終處在有無及合法不合法的邊緣。只有“一隻碗一雙筷子”的時代就不用說了；文革期間，紅衛兵、造反派隨時可以到別人住處抄家，被抄的雖然是個人財產，卻不能為個人所有；農民在房前屋後種幾株瓜、幾棵菜，上街賣幾個雞蛋，都要被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到禁止——就這麼有限的一點點財產，也都成了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難逃被剝奪的命運，還有什麼“私有”可言呢？直到文革之後，通過包產到戶，農民有了餘糧余錢餘力，於是也就有了屬於個人的財產。不會有人抄家，也不會再上演“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鬧劇。在公民普遍日益富裕、個人和家庭的財產有所積累的新世紀，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甚至寫進了憲法。

這不是地道的私有化嗎？請問吳邦國委員長，這樣的私有化該不該搞？

第三種“私有化”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管理者的積極性，當局先後試行了“利改稅”、“撥改貸”等政策，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對國有企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擴大了企業管理者的權力，為他們提供了以權謀私的機會。二十世紀最後幾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成了這些管理者和上級部門聯手侵吞國有資產的盛宴。他們或者瞞天過海，李代桃僵；或者官商勾結，上下其手；或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連推行股份制，也成為某些管理者掠奪職工財富的機會。結果，大量國有企業轉變為權貴豪強的私人產業，並且誕育了兩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與此同時，一些高官顯貴的第二代、第三代則趁機搶佔、瓜分各個領域國有企業的控制權。他們橫跨政企兩界，誇富弄權，縱橫捭闔，成為權貴資產階級最為重要的梯隊，中國政治舞臺上權力無限的新貴。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成了他們的私人產業，成為他們升官發財的階梯，攫取更大權力、更多財富的捷徑。

這是當代中國最無恥、最反動的“私有化”。請問吳邦國委員長，當年你們眼睜睜地看著風捲殘雲一般掠奪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為什麼不大喊一聲“不搞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被權貴豪強瓜分完畢，“私有化”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卻出來宣佈“不搞私有化”，這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

第四種“私有化”，應該正名為“民有化”，完整的說法是“國有壟斷企業民有化”。因為在改革開放大潮裏誕生的私營企業，絕大部分已經發展為股份公司，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社會企業”，而不再是“私人企業”。讓民有企業進入壟斷領域，逐步實現大部分國有企業民有化，是建立完善的、健全的市場經濟必不可免的發展。國務院頒佈的兩個“36條”，鼓勵民有企業進入被國有企業壟斷的領域，可以說是吹響了民有化的進軍號角。這是改革反改革的主戰場，壟斷反壟斷的角力場。民有化的進軍遭到了反改革的壟斷勢力的頑強阻撓，以致出現所謂“玻璃門”、“彈簧門”的現象：看得見，進不去；或者是進去了，又被彈了出來。

吳邦國委員長說的“不搞私有化”，實際上指的大概就是“民有化”。反對民有化，無異於站在反改革的壟斷勢力一邊，反對國務院的兩個“36條”。

第五種“私有化”是“股權職工化”，這就更不是私有化了，相反是公有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在1995年寫的第一篇徵求意見稿《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立足點》，主要內容就是講這個問題。我主張把國有企業的一部分產權，無償分配給職工，使他們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隨著企業生產的發展，還應當逐步擴大職工佔有的產權比例。這正是馬克思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嘗試。遺憾的是，我國有些企業這樣做了，卻被主持體制改革的最高領導斥為“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結果半途而廢。

有一位“一二九”時代的老黨員、北大老校友，前幾年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裏，居然把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在勞動者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說成是“私有化”，同時還聲言自己堅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吳邦國委員長的“不搞私有化”，大概就包括了實為“公有化”的此類改革模式。這就應了一句西方諺語：“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總起來看，這五類“私有化”裏，前三類是已經沉澱為歷史的既成事實，而且還在不斷地“化”著。吳邦國委員長“不搞私有化”的宣言，對它們已經起不了絲毫的作用。後兩類則符合於歷史潮流的發展趨向，它們不是“私有化”，而是“民有化”、“公有化”。吳邦國委員長所反對並且主張“不搞”的，恰恰是這兩類“化”。

吳邦國委員長這個最後的“不搞”，反映了權貴壟斷集團的利益和要求，也同毛左派所鼓吹的主張不謀而合，與完善市場經濟的要求則背道而馳。

由於史達林主義的長期薰陶，許多人對“私有制”和“私有化”認識不清，對“不搞私有化”的理論謬誤和實際危害缺乏足夠的理解，希望本文在這方面能有所澄清。

作者：杜光 2011年8月19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