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2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6月2日

看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好像要急劇惡化。因此，就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前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曾經給中共中央發來一份重要電報。

電報除了談旁的事情外，還勸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個領導，儘可能同抗日統一戰線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務關係。可是，在中共中央政台局最近召開的會議上，絲毫未提及中共對國民黨的具體政策，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態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

可以預料，暗地裡破壞同國民黨聯盟的策略，將成為中共領導的正式方針。可以用共產國際執委會電報所遭到的命運，來證明這一點。他們按照歷來的做法，就此問題通過了他們自己的決議。決議命令共產黨的所有軍隊，不得對中央軍採取任何行動，絕對禁止擅自行動，以免同國民黨發生衝突。

當然，這不符合毛澤東的觀點。在政治局會議上，一開始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時，毛澤東就指示，不要把中央政治局關於儘全力與國民黨保持正常關係的決議發到各根據地去。這個決議後來宣布無效，並且撤回了。

1943年6月3日

蘇聯不僅提供軍事物資和貸款，而且還提供空軍來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許多蘇聯戰鬥機和轟炸機中隊在中國上空作戰，這些飛機都由蘇聯人駕駛。特別是在建立統一戰線時，中國空軍及其飛行人員實際上已被摧毀，這種援助就尤其寶貴。蘇聯空軍承擔了中日前線各個防區的空防任務，在很短時間內使日本遭到慘重損失。(我們的圖波列夫轟炸機對日本的主要空軍基地福摩蕯的有名襲擊，就是一個例子。)

我首次奉命來中國時，正是在抗日統一戰線剛剛建立並得到加強的時候。我回想起當中國人民得到這個消息時是多麼積極熱情啊。採取了最有力的措施來克服國共之間的敵對，友好的接觸建立起來了，並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聯合力量的有力打擊，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我記得那籠罩整個中國的熱烈情緒，那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那要求聯合起來抗擊敵人的願望，以及那克服投降情緒的改編軍隊的種種措施。

世界進步人民歡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對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企圖用刺刀和絞架在亞洲建立其統治的日益加劇的侵略，無疑是個有效措施。

記得那時候，對八路軍戰士或中共黨員來說，見到一個蘇聯人或得到一枚蘇聯徽章作為禮物，那意味著什麼啊！

從那以來，變化很大，整風運動就有一種明顯的反蘇味道。

1943年6月4日

中共中央通過了一項“關於領導方法”的決議，這是整風運動的合法依據之一。像往常一樣，決議中提到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只是一種掩飾。

1943年6月12日

刑官的活動根本不是背著中共中央主席幹的，他們對所有的問題觀點一致，這當然就不存在什麼欺騙行為。

康生的勝利在於他看透過了毛澤東的真正欲望，而成為實現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為他須臾不能離開的人。

王明經受著一場真正的災難。拍康生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醫生，因為他是個殺人犯，不是個醫生)，通過他的“治療”給王明的健康造成了無法恢復的損害。要不是因為發生了那個“處方事件”，他就活不長了。39歲的王明成了個長期病號，他至今臥病不起，非常衰弱。

但肉體的痛苦還僅僅是災難的一部份。王明吃夠了毛澤東對中共黨內國際主義派進行鎮壓的苦頭。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條主義者”，是“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追隨者”，是一個“沒有革命鬥爭經驗的最大異端份子”。這就把王明孤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碼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寫這幾行時，腦子裡浮現出毛的形象。我聽到他輕輕的、不慌不忙的步履聲。我感覺到他的握手—只溫暖而柔軟的手。我見他坐下去，身子在扶手椅裡舒展開來。我感到而且看到他那嚴加戒備，但由於含著心不在焉的微笑而不顯粗暴的神態。他裹著一件短上衣，全身懶洋洋的，顯得很舒適。在他周圍散發出一股很濃的烟味。他的房間總是很涼，他不住暖和的屋子。他是多麼容易激動啊！他還常常會漏出幾句粗話來。當什麼事情觸怒了他，他又是多麼粗暴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