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5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4月23日

整風和抓“特務”，使整個延安的氣氛更加緊張了。

蔣介石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爭端。中共領導破壞了重慶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議。

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並不意味著拋棄馬克思主義思想，而是確定了中共在革命現階段應有的地位。共產黨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機會從事組織活動和宣傳活動。但是，中共領導卻想對國民黨發動武裝衝突。

1943年4月28日

儘管蘇維埃政權在其發展過程中，過去和現在都有極端行為，黨在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還是非常高的。黨是奮起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唯一的力量。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為了這個事業獻出了生命。

毛澤東說必須打垮“教條主義”，黨相信了他，就對“教條主義者”進行誣蔑。最令人遺憾的是，“莫斯科派”沒有為其觀點進行辯護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被排除了。

毛澤東之所以強有力，不僅因為他在這場鬥爭中不惜採取任何手段，而且因為他對中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對人民的風俗習慣，有透徹的了解。“莫斯科派”就談不上這一點，他們儘管真心實意地獻身革命，但往往都是些十足的理論家。

毛作蠱惑民心的宣傳時考慮到了民族的特點，所以這種宣傳針對性強，偽裝得巧妙，很容易被人接受。毛利用了因外國壓迫而受到傷害的民族自尊心，並拿馬列主義享有的盛名來進行投機。

我一刻也輕鬆不下來—到處都是會議、口號，咒罵“教條主義者”和國民黨的標語，還有神經緊張、面容憔悴的人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