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4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4月3日

毛澤東千方百計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為怕王明真的會去莫斯科治病，正在倉促地訓練一批黨的工作人員，其中有凱豐。康生正在加緊訓練他。

顯然，凱豐要去當情報局長的耳目了。

這裡人人都知道，這些延安同志即將飛往莫斯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刑官的那個局正極力放空氣。他們的盤算倒是夠簡單的；重慶定會偵悉這個消息，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讓蘇聯飛機通過，蔣介石不是個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領導內部保持緊張狀態。

不通過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無法與王明接觸的。

1943年4月6日

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蓄謀毒死王明的“處方事件”的內幕。

這迫使他們放棄了謀殺王明的念頭，因為中國醫生可以被嚇唬住，但是拿我們怎麼辦呢？

江青的來訪，關於處方的喋喋不休的談話，以及加緊對我們的盯梢，都證實了這個結論。

1943年4月8日

博古同我談話時，用尖刻的字眼來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異己份子”。他對康生搞起來的監視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種不加掩飾的憎恨口吻談論劉少奇。

原來，劉少奇在徹底改變自己的觀點。他力求同康生妥協，甚至奉承他。顯然，這就是劉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書記處的原因。書記處的成員減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黨的所有高級機構的活動。現在，書記處有劉少奇、任弼時和毛澤東本人。我認為這不是最終的人選。中共中央的這個機關中，目前還只有三個人。

1943年4月9日

必須採取些措施來促進和維護“整風審幹”運動。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個新論點：知識份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審查。當然，不是指全部知識份子，而是指 1938年以來到這兒來的那一部份人。主席認為，而且當真認為，信任這些同志是危險的。他們首先應該進行思想改造，然後交由康的委員會去審查。異己份子就會在那裡被清查出來，然後進行集體改造。毛的追隨者自然也堅持這種觀點。老幹部(長征到達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幾百人還活著，幹部的骨幹都是年輕人，新幹部至少有三萬人，這樣的情況並沒有使中共任何一個領導人放棄上述觀點。

中共中央主席把這幾百名老幹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這樣一來，其餘成千上萬黨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護。他們可以、也應該受懷疑、考驗和改造。

因此，所有長征以後來到延安的人，處境都極其困難。捕人就是主席這個最新指示造成的後果。

現在，天天都在擔心蔣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領的一批國民黨將領會打到這兒來。頒布了戒嚴令，雖然很難理解它有什麼好處。這又掀起了一陣抓人風。

問了康關於抓人一事，他顯然不樂意談。但是，他說“中共領導已下令把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隔離起來”。

逮捕在有計劃地進行。人都是夜裡被抓走的。

毛講過對知識份子和工作幹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後，人人就都有日蔣特務之嫌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