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4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3月4日

楊家岭蓋起了一座堅固的小禮堂，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節假日，就在那裡演平劇。

劉少奇對平劇不感興趣，但是，他往往在看戲的時候拿著文件來找毛澤東。

在這種情況下，江青會厭惡地聳聳她那纖細的肩膀，放大聲音附在主席耳邊說：“這個蠢貨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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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筋”—每個人都必須坦白他的罪惡。在蘇聯呆過，同王明有過聯繫，都是明顯的“反黨罪行”。愛國主義和忠於毛澤東被認為是一回事。

刑官唆使下級幹部反對領導幹部，挑撥人們互不信任。而且，由於他把物質條件和生活條件搞得很差，還不許男人同婦女，甚至同自己的妻子來往，以至引起了公憤。

奧爾洛夫瘦多了。他那麼瘦小，看上去像個少年。可是他留起了鬍鬚，也許就是為了看上去不像少年吧。

1943年3月10日

儘管中國人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但是日本人並沒有包圍住淮安—鹽城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現在日軍正在匆忙地組織力量，準備以長江南岸作跳板，發動進攻。

經濟上貧弱的中國，經歷了多年毀滅性戰爭，形勢正在災難性地惡化。最富饒的沿海各省已全部或部份淪陷，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人民陷於貧困，部隊極其缺乏指揮員和武器彈藥。

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領導人。

毛澤東害怕王明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共黨內的實際情況。

我們同中國同志的交往使毛澤東有理由相信，莫斯科的消息是十分靈通的。這激怒了他。於是，我們跟人的接觸受到了限制。康生則害怕被共產國際揭露，情緒有點不高。

毛澤東在拼命地設法對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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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14日

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現在，每當討論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時，所謂的莫斯科反對派成員實際上都被晾在一邊。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肆意誹謗他們。在共產黨各高級機構中，同志關係是緊張的。直到最近，中共中央主席主要還只依靠陳云、康生，和由有從事蠱惑宣傳的老手陳伯達領導的參謀班子(博學的秘書們)。

我得出了這麼一個印象，即中共中央主席同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時的看法不一致。他們曾在諸如八路軍和新四軍前線的作戰事宜、抗日統一戰線以及黨內生活這樣重要的問題的處理上，意見不同。據我看，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現在意見仍然不一致。但是，整風這一套對每個人都有威懾作用。於是，這些位居要津的黨的官員都寧肯保持沉默。他們即使表示不滿，也從不公開地或在正式的會議上說出來。他們怕毛澤東，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氣去批評他的政治路線。這樣，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就鞏固起來了。

“莫斯科派”遭到誹謗，其他人又保持沈默。只有康生和毛的其他支持者能左右政治輿論。

凡此種種，造成一個假象，似乎毛澤東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擁護；他所推行的政策，儘管與共產國際的政策有矛盾，都是一貫正確的。中國同志根本不可能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滙報黨內分歧，因為所有通訊渠道都早已被刑官堵死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