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重慶李俊驚曝薄熙來打黑內幕

【新唐人2011年7月13日訊】重慶民營企業的很多老闆,由於得罪了薄熙來或者與他的黨內對立派關係密切,被打成了所謂的黑社會,這是精於政治權術的野心家薄熙來一舉多得的壯舉,既可以殺一儆百,震懾反對他的官員和企業家,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奪他們的財富,喂飽跟隨他徇私枉法的死黨,或政治上用得著的權貴,而且還能收買人心,忽悠出民意,為十八大爭得更高位置奠定基礎,由於他操控了媒體,強姦了民意,又以嚴酷的鎮壓手段把被害人投入了監獄,封住了知情者的嘴巴,所以,鮮有活生生的內幕披露出來。特別是“亮點茶樓”老闆常亮夫婦被重慶警方從海外引渡回國之後,更是震撼了世界,重慶進入了文革式的紅彤彤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的新時代,伴隨著天空出現的“紫氣東來”的奇景,“薄澤東”和“重慶模式”如同紅太陽籠罩了大地,仿佛中國倒退了整整三十年。

然而,財富僅次於彭治民的億萬富豪,重慶俊峰集團老闆李俊卻神奇地從紅色恐怖裡逃了出來,在某國通過電話向我披露了重慶打黑“黑打”的內幕,這是驚天動地的大案,也是催人淚下的故事,如果不是稍後還收到了他特快專遞的證據材料和錄音以及照片,善良的國人絕對不會相信,這是真的,我也不敢含淚寫下這泣血的文字。

我怎樣認識了李俊?

這一周李俊給我打了多次電話,他能找到我是一個奇跡,此前他在網路媒體上看到了我許多文章,他以親身經歷體會了我是一個敢言求實的記者,他認為,重慶的“唱紅打黑”,是上個世紀薄熙來在大連的枉法追訴惡行的繼續,我是過去的受害者,他是現在的犧牲品,我們都是活的見證和倖存者,但他給某家媒體打過電話,沒人相信他,妖魔化的重慶媒體已經捷足先登,故此,他給一家媒體寫信說,只有姜維平能幫他,正好收到電郵的這位元新聞界同仁認識我,於是,我半信半疑地回了電郵,並給了他電話號碼,就這樣,我與李俊建立了聯繫,但理性告誡我要謹慎小心,要注重證據,雖然,他聲淚俱下的傾訴已經感動了我,但我還是要他把證據材料快遞給我。因此,我知道了李俊,並對他的冤案深信不疑。

李俊小我十歲,1966年7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江陵縣川店鎮雙宗村。按理說,當時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才是一個不懂事的嬰兒,對那場政治上的紅色風暴沒什麼印象,但不幸的是,他從此失去了父愛,他母親後來告訴他,父親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被迫逃亡到湖北石首以捕魚為生,直到1979年,在他12歲時才看到自己的父親。他一共兄弟姐妹8個,全家人在農村相依為命,生活十分艱辛困苦。從此,他對文革時代的無法無天的暴行深惡痛絕。

1982年7月,他開始以捕魚為生。在長江支流天鵝洲湖北省石首境內捕魚,他們全家人經常起早貪黑,披星戴月地冒著刺骨的北風在河裡捕魚,一年四季,風雪無阻。十幾歲的李俊,每天騎著自行車載滿捕來的魚到集市上去賣,往返百里,苦不堪言,每個月全家人靠捕魚可以收入200美元左右。當時,他們全家住在河邊搭建的一個茅草屋裡,勉強度日,直到1983年底,依靠自己的力量,才修建了3間瓦房,此後算是過上了溫飽安定的生活。

從軍旅到商場

李俊告訴我,他的發跡與軍旅生涯有關,這給他帶來了財富,也招來了災禍。

1984年至1989年,他在成都軍區服兵役。其中最初一年是在重慶市銅梁縣解放軍某部服役。1985年10到次年10月在重慶江津縣某部隊司訓大隊和軍械修理所服役,並且學會了汽車駕駛技術。1986年10月到1989年3月,他在成都軍區政治部服役完畢,轉為軍隊職工後停薪留職開始經商。

毫無疑問,李俊趕上了一個荒謬的時代,政府嚴酷地鎮壓了北京的民主運動,但卻竭力鼓動人們做生意賺錢,一切向錢看,他被商品經濟大潮裹挾,憑著精明才智和親和力,掏了第一桶金,1989年退役後,他開始在重慶沙坪壩區經營一個雜貨商店,每個月大約可盈利30美元左右,大約苦幹了4年左右時間之後,有了一點積蓄,又向他人借了一萬多元人民幣,購置了一輛計程車,做起了計程車運營的生意。

雖然已經告別了貧窮的往昔,但他胸心勃勃,要幹更大的事業。1989年4月,他在戰友的幫助下,先後創辦了金得利石油製品有限公司和金得利房地產有限公司等,到了1998年,已經今非昔比,生意如日中天,創建了重慶俊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媒體的記者說,李俊玩得是“大手筆”,其旗艦下的公司是以房地產開發為主,涉及餐飲娛樂、信用擔保、石油製品、物業管理、裝潢裝飾等多產業、多元化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通過了SO9000認證,成為重慶市知名品牌企業和房地產開發50強單位,最佳誠信企業,他本人被選為沙坪壩區商業聯合會副會長,進而在山城商界深得同行和消費者好評。

沒有法制,財富無保障

李俊以親身體驗的從億萬富豪到一貧如洗的過程,體會了中國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說,薄熙來大搞唱紅打黑,一夜間把他打成了黑社會,既使是雄厚的物質基礎也救不了他的命。
他介紹說,俊峰集團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它旗下有俊峰置業、豐馳物業管理、金龍玉鳳酒店投資管理、韻龍裝飾、金鵬超投資、誠安信用擔保等有限公司,生意做大了之後,他比較超脫,原則上以血緣關係和對外招聘,解決人才渴求和領導團隊的問題,他本人是俊峰集團所有公司的實際投資人,但並不參與集團公司和分支公司的經營管理,一切有助手打理。

其中獨具鼇頭的是俊峰集團所屬的俊峰置業房地產開發公司,它不僅投資15億人民幣,成功開發30萬立方米的全能生活城“俊峰-龍鳳雲州”和金得利大廈,而且,使近三千戶業主已經實現了宜居重慶的夢想。俊峰集團地產在2008年更上一個新臺階,現在,正在開發的“俊峰-香格里拉”專案,總投資約40億元人民幣。該項目是重慶沙坪壩區核心約70萬立方米,低密度的最高檔的住宅社區。俊峰置業在2009年3月,被重慶市建委評選為“重慶市第六屆房地產開發企業50強”單位,逐漸享譽業內外。

他回憶過去,不無驕傲地說,集團淨資產40億元人民幣,現有固定員工和流動性建築員工總數1500多人。其中,工商管理碩士、高級工程師、高級會計師、高級經濟師等高級職稱者10多人;工程師、會計師、經濟師等中級職稱30多人;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員工總數81%以上。管理人員大多數畢業于全國知名院校,具有多年的行業經驗,以其優秀的專業素質和豐富的經驗,為集團公司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俊說,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心血澆灌的民營企業,歷時二十多年而獲成功,但被薄熙來,王立軍一句話,定性成了黑社會組織,他成了黎強式的黑老大。

李俊是黑老大嗎?

熟悉李俊的人說,他有很多優點和缺點,但絕對不是什麼黑社會老大,也許從他熱心慈善事業和其家人信奉基督教兩方面看出他的品格。

2001年至2005年期間,由於生意往來,李俊經常往返于上海和重慶兩地,經朋友介紹,他認識了基督教傳道人高恒,其帶領他進入上海普陀區長風家庭教會,參加一些禮拜活動。在那裡他認識了20多個兄弟姐妹,他們在一起讀聖經,唱歌,分享食物,相互關心,取長補短,有時還請資深的牧師和傳道者來給他們講解經文,李俊感到心曠神怡,大家彼此真誠相待,別有一種體驗,他說,這樣的地方對於一個終日奔波忙碌在事業中的商人來說,真的是一種壓力釋放的聖地。在周末,他也曾去過政府宗教事務局管理下的教會,向那些神職工作人員求教,但他們在官方的操控下,領取一份穩定的薪水,並不熱心帶人們到上帝的面前懺悔和禱告,只有在長風家庭教會,他才得到了上帝的教誨和恩賜,使他在日後的生意中誠實守信,大氣淡定。後來在上海,工作不忙時,他經常去長風教會,星期天和星期五晚上8點到10點,他都盡力去參加活動。每次當他和兄弟姐妹們在一起禮拜的時候,大家都非常關照他,雖然他們都不知道他是富有的生意人。他們聚集在一起向上帝禱告,相信上帝的存在,並相信上帝能夠解救他們。高牧師也經常提醒他們要小心,不要公開教會的情況,因為政府不允許家庭教會的存在,作為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當時他也不太懂其中的原因。

李俊說,在那些時候,他知道了很多基督教的知識,基督教道德的核心是愛,原則是愛神與愛人的統一。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這是誡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一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教會為李俊的精神生活開闢了新的天地,他說,在教會裡的兄弟姐妹們,聚集一起為家人祈禱,他從大家的交談中,瞭解到一些真實的情況,有些兄弟姐妹的生活非常艱難,如同自己的童年,有的病魔纏身,供不起子女讀書,有的付不起年老多病父母的醫藥費,眼看他們常年臥床不起,李俊很同情,感到責無旁貸,他慷慨解囊,在以後的三年中,一共以現金的方式資助了60多萬人民幣,交給了教會,高傳道每一次都告訴他這些錢的用途,他買了很多的聖經、生活用品、文具,食品送到了安徽、浙江等地的鄉下,並資助了一些農村的窮人和教會裡的兄弟姐妹。

2005年的一天,李俊和妻子、哥哥提及湖北省老家的事,他說,現在,我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經濟實力也隨之雄厚,但是家鄉的人還是很貧窮,有不少孤寡老人和殘疾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茅草房和土牆,家裡窮的一貧如洗,很多家庭的總資產不超過500元人民幣,還有很多人常年在外地乞討,不能還鄉,我們是不是應該為他們做點什麼?

於是,他和哥哥李修武,帶著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一起到家鄉資助他們。僅從2004到2010年就多次捐款共240多萬元人民幣。其中在橫市鎮,他們全力資助鎮裡的民生工程,捐資100萬元人民幣,興建了鎮自來水廠,使全鎮的人都喝上了“放心水”,所有的村民都很感激。在溜口子村新農村建設中,捐款100萬元人民幣用於“通村通組”的公路建設,里程長達7公里,使全村人民徹底告別了泥濘路,走上了幸福之道。他還投入20萬元人民幣,將全村所有溝渠進行了改造升級,為該村所有農田旱澇保收創造了條件,又投入10多萬元人民幣,使全村都種上了近千棵香樟樹,既改善了村民居住環境,又美化了村莊。據報導,李俊每次回家,都不忘去探望那些生活貧困的孤寡老人、特困戶,問寒問暖,獻上愛心,捐款累計超過10萬元人民幣。在和村民的交談中,他耐心地安慰他們勤勞致富,一定會過上好日子。因此,村民們為李家兄弟立了一塊很大的功德碑,感謝他們給村民帶來的福音。{這方面有兩份加蓋公章的證明文件,分別由市鎮和村民委員會2011年1月出具}

據國內媒體報導,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發生8級大地震,在李俊的帶動下,俊峰集團的員工和他的妻子一共捐款30多萬元人民幣,給汶川災區的人們,以幫助他們儘快重建家園。

商場如戰場

在軍旅華商網,我看到了一篇報導他的文章,記者寫道,早就聽說重慶的李俊是商界的“拚命三郎”,軍人的優良傳統、頑強的工作作風,成就了其事業的蒸蒸日上。年輕卻又不乏穩健的他,1989年從解放軍第十三集團軍退役,創建了重慶金得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重慶俊峰實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前身),從此踏入商海,從軍人的戰壕轉移到商人的戰場。俊峰集團涉足房地產、石油製品、酒店及商貿等行業,其業績可圈可點,李俊董事長作為俊峰集團的當家人當然功不可沒。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李俊侃侃而談,躊躇滿志的時候,他不知道中國政壇發生了裂變,薄熙來失去了其父薄一波的靠山,由於在遼寧的貪腐和枉法而倍受指責,雖有商務部長的頭銜和眾多死黨力捧,還是被胡錦濤等貶到了西南一隅,他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東山再起的機會來日無多,而六十歲過後,其權力已是強弩之末,如不拚力一搏,就是束手待斃,於是他進行了精心的策劃,決定利用社會兩極分化和窮人仇富的心裡,拿民營企業開刀,而李俊進入了他的視線。

國內媒體的報導披露,李俊對記者說:“雖然,十年前取得了房地產開發的一定成績,然而,在房地產界風起雲湧的今天,已經成為了過去,新的理念和新的政策,對於我來說需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李俊十分謙遜,但他不知道“人有旦夕禍福”,災難正在降臨。他要學習的不是政策和理念,而是政治和形勢,他不關心政治,只想悶聲發大財,但部隊與地方官員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和矛盾,使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

他不知道,國有土地的開發對官員意味著什麼,它不僅是經濟指標飛奔的火車頭,而且是他們升遷的資本和貪腐的錢袋,如同薄熙來所說的“真金白銀”。更何況有些從軍方手中拍賣得到的“鑽石地帶”,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李俊介紹說,目前,位於沙坪壩區楊公橋104號的地產樓盤——俊峰-龍鳳雲洲,正是由他投資下的具有強勁實力的開發商所打造的精品項目,而此前其地皮歸軍方所有。它的成功開發徹底改變了重慶楊公橋區域的面貌,為城市建設做出了貢獻,為山城百姓打造優質的居家環境,這符合薄熙來提出的“宜居城市”的理念,但他不領這個情,雖然李俊自認為他的貢獻將伴隨著城市提升的腳步一直走下去,為城市立下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但薄熙來卻想張開大嘴把這塊大肥肉吞下去,拿他的私營企業和超人財富去送禮。那麼,他要送給何人呢?

2007年12月,薄熙來主政重慶,以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之身,出任市委書記,自然一言九鼎,威震山城,他從中央被排擠下放到重慶後,窩了一肚子火,不僅政治前途遭到嚴重打擊,心情沮喪,前程迷茫,而且,他太太谷開來在大連和北京創辦律師事務所大肆斂財,已被群眾舉報,中紀委正在調查,為了抓住重慶市原領導賀國強和汪洋的把柄,擺平胡錦濤,為了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入選常委而大撈政績,他2009年6月至今,以“唱紅打黑”的名義,在重慶刮起了“二次文革”紅色風暴,他通過黑打的文革式運動方式,使成千上萬的人遭受毀滅性打擊和政治迫害。

李俊披露說,薄熙來主政重慶是歷史上的一次大災難,他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仿佛回到了他依稀記得的文革年代,薄熙來重用酷吏王立軍,大搞紅色運動,公權力操縱司法,對成千上萬的所謂的“黑社會”勢力進行人權迫害和血腥鎮壓。對他這樣的眾多民營企業家,和維權人士,敢言人士進行慘無人道的打壓和誣陷。一時間,薄熙來用“文強案”綁架了政府,用“張韜案”和“烏小青被自殺案”震懾了公檢法,他們給人民群眾亂扣帽子,重慶到處是一片紅色恐怖。

李俊和中國民眾一樣,並不諱言,薄熙來在重慶掀起打黑風暴,理論上是一件德政,但可惜的是,他動機不純,心術不正,矛頭指向黨內的對立派,即賀國強和汪洋的嫡系,因此,整個過程都是文革式的複製品,是一場充滿無產階級專政味道的血腥的政治運動。熟悉重慶官場和商場的李俊斷言,很多被捕的商人過去都曾是他的朋友和競爭對手,他們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由於法制不健全和制度弊端,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他們不是黑社會,即使違法犯罪,也是一般性的刑事案件,薄熙來為了大造聲勢,主觀先行,對他憎恨的人,先定罪後發動群眾,找出所謂的證據,實行輿論判決,未審先判,未判先臭,在網路上對所謂的“黑老大”進行妖魔化抹黑,還由政府控制的“五毛黨”和“水軍”在網路上進行人身攻擊,同時,狂熱地吹捧他的英雄壯舉,而對那些被重慶公安局定性為“黑老大”的企業家,則百般刁難,他們委託律師進行辯護,但無論是會見當事人或查閱卷宗,都困難重重,也無法進一步取證。自“李莊案”發生後,一段時期內,重慶市的律師人人自危,政府官員草木皆兵。他們不敢為民營企業家說話,否則就是“黑社會”的保護傘,一旦公安局認定誰是“黑社會成員”,重慶的律師都不敢為其辯護,即使辯護也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他還下令,所有的媒體,未經允許,不得參與評論,只能讚揚,不能批評,如果發表文章必須使用政府新聞辦的通稿。總之,他坦言,薄熙來以所謂的“平安重慶”口號為幌子,唱紅打黑,實質是要達到他個人的政治目的,排除政敵和異己。

曝出打黑驚天內幕

兩年多來,重慶的唱紅打黑震驚了世界,由於薄熙來善於利用海內外媒體說謊,又把公檢法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對知情者構成了高壓和威脅,所以,目前,我們得到的第一手證據材料不多。但李俊的出現改變了這種資訊不對稱和不完整的格局。

李俊說,徇私枉法造成的刑訊逼供在重慶的打黑運動中大行其道,已經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他的出逃成功,可能被視為一顆引曝內幕的定時炸彈,他會讓薄熙來的真面目大白於天下。他列舉的重慶慘不忍睹的刑訊逼供細節不僅可信,而且令人髮指。鐵的事實說明,重慶政法部門正在以“打黑”的名義,涉嫌濫施酷刑、掠奪私人財產,傷及無辜,踐踏法律和人權,正在製造大量的冤假錯案。現在,人們在薄熙來的高壓政策下敢怒而不敢言,因而,他所製造的麻煩深具欺騙性,為國家為社會埋下了禍根,一大批原本擁護政府的人,被冤枉系獄之後,他和家人以及朋友都變得仇視社會,仇視國家,特別是,薄熙來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使一大批昔日的成功人士,一夜間成了黑社會和階下囚,結果造成大批資產雄厚的民營企業家,不敢留在重慶,紛紛移民到海外,這種彌漫全國的負面示範效應,給國家帶來的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李俊判斷說,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給重慶歷史的發展史寫下了一部血淚史,對中國政治、經濟和司法界都是一個空前的大災難,隨著其政治地位的進一步升遷,會引起在未來幾年內,全國企業家的外逃和上萬億資產的外流,會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帶來長期無法癒合的精神創傷,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動盪。

抓捕李俊,拉攏張海洋

李俊認為,目前的重慶已籠罩在專制的迷霧之中,薄熙來、王立軍式的人治社會,不是國家的法制社會。薄熙來操控和綁架的政府,踐踏人權,肆意妄為,實質上是典型的流氓政府,他們如同妓女一樣,白天有光鮮的一面,晚上卻幹著見不得人的勾當。

他提供的材料有力地說明,薄熙來和爪牙王立軍為了達到中共十八大上位的政治目的,拉幫結派,攏絡軍隊,徇私枉法,精心策劃了對他的誣陷和迫害。

2009年8月22日,由重慶市公安局、成都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紀檢部、檢察院成立了所謂的聯合專案組並對他通緝,罪名是“組織和領導黑社會、行賄罪等十余項”,2009年12月4日,當他出差返回重慶看望妻小和母親時,被逮捕入獄。

我問李俊:你是一個企業家,不像文強那樣與賀國強和汪洋關係密切,薄熙來為什麼要盯住你呢?是不是以前依仗有錢,胡作非為,被他抓住了把柄?李俊說,他的親友大約70多人,無一人有犯罪記錄,對此,我持懷疑態度,但就他本人來說,我相信他出示的一份證據:2010年8月24日由重慶市江北公證處開具的《未受刑事處分公證書》,其號碼是8471號,公證員是唐元春,這就是說,現在重慶警方通緝他,是懷疑他在此後有犯罪行為。是這樣的嗎?

李俊說:“我被捕入獄的主要原因,是薄熙來和王立軍為了討好和拉攏成都軍區的原政委張海洋(現二炮政委),為了取得軍方對他十八大上位的支持,而把我當成了犧牲品,我並沒有像文強和黎強那樣直接得罪過薄熙來,只是我與原成都軍區的領導關係密切,可能他們內部有些矛盾,這些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的是,我投資購買成都軍區重慶物資供應站667畝土地時,沒有按照張的需要,達到他的個人目的”。

李俊表示,該宗土地是以俊峰置業公司名義購買的,是該公司經營層人士集體決策的結果。當時俊峰置業的法人代表是魏文清,現以“涉黑”的名義已被捕,他是李俊的侄女婿。

但我認為,李俊想必知道依據2008年7月6日,他們與軍方簽訂的轉讓協議,應在2009年1月24日前支付全部土地轉讓金32400萬元,但直到2009年6月23日才支付完畢,也就是說,俊峰置業違約在先,他們的合同糾紛是由遲延支付土地轉讓金引起的,李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而不是刑事責任,重慶官方以“涉黑”,“行賄”等罪名,先抓人,再簽訂新的協議,拿到錢又放人,顯然已由有理變為違法,如果他們到成都軍區軍事法院申請查封和凍結這宗土地是否更好?

他回憶說:在被關押期間,專案組成員,成都軍區紀檢部紀檢室主任黃華,警告威脅他說,2010年8月,是他帶著張海洋的口信,找到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告訴他,張震的兒子張海洋和薄熙來是世交,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同手足,說李俊得罪了張海洋,要從他這個突破口,找出張海洋政委的政治對立面的經濟問題。

他說,王立軍見到黃華時,知道了有關情況後,請示了薄熙來,就在他的辦公室裡,立即指示經濟偵查總隊原總隊長陳光明,定性李俊為“涉黑”等多項罪名,馬上通緝。王立軍還當場送給黃華等人一份紀念品,以示地方對成都軍區的友好感情。

刑訊逼供,眼見為實

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5日,李俊被關押了3個多月,此間,12月4日至12月30日,他被關押在重慶市第一看守所,這種經歷與我頗為類似和巧合,我是2000年12月4日被薄熙來下令,由他的秘書,大連國安局黨委書記車克民具體操辦,把我關押在海軍基地大連看守所的,也就是說,我與李俊是同一天被捕,同樣是老百姓卻都在部隊關押過,時間相隔了整整九年!薄熙來的徇私枉法成了跨世紀的罪行!

李俊說:在看守所裡,涉黑人員穿紅色馬甲,以便監控識別。審訊時帶手銬和黑色頭套。和我同住114監舍的重慶裕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光成因所謂涉黑被專案組的人,打得遍體鱗傷,渾身是瘀血,監外提訊時,第一次坐老虎凳16天,第二次7天,第三次2天,他告訴我,專案組的一個經偵總隊的支隊長對他下手最狠,他受到刑訊逼供,監舍的其他人,除了我之外都有簽字證實。他晚上痛的不能睡覺,連做夢都喊“我招我招”,最後他被判刑19年。重慶翔龍運輸公司經理趙小平,在外被提訊38天后回來,是被兩個員警拖進監舍的。獄警孫某看後掉著眼淚對李俊說,“我當員警內心有愧,受到良心的譴責。”

李俊表示,和他同住一起的獄友告訴他,重慶的涉黑人員一般不會在看守所提訊,因為有監控錄影,怕留下證據,他們往往把嫌犯轉移到外面的農莊秘密提訊,警方租用了大量的“農家樂”和渡假村進行秘密審訊,由武警負責把守看管,由專案組成員濫施淫威,當時整個重慶市的看守所全部爆滿,連郊區的農莊也人滿為患。

他還披露,在看守所裡關押的人,不能看法律書籍,不能諮詢有關案情方面的法律條款,不能相互商討案情,完全與世隔絕。王立軍為了求得轟動效應,下令200多個專案組必須在很短的限期內迅速破案,否則將撤職查辦,所以,他們不得不先抓後審,先“臭”後判,實施刑訊逼供來完成任務。為了防止知道內情的員警不服從指揮,重慶市公安局組織的專案組,把主城區和郊區的專案人員互調後交叉辦案,並設有監控他們所謂辦案品質的督察隊,讓警員也生活在互相舉報的恐懼之中。李俊說,同監室的獄友(所謂的“涉黑人員”)告訴他說,這裡很多的警員根本不會辦案,只會打人,他們完全是一幫土匪流氓。

李俊以切膚之痛披露說,重慶公安局為了達到薄熙來唱紅打黑的政治目的,發動全民舉報,並發放幾十萬個帶郵票的信封,(注有“絕密”字樣)直接發到各個居委會,鼓勵人民隨時舉報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的言行。他們為了追究企業家的所謂“原罪”,把歷史上已經過了案件追訴時效的舊事重新翻出來,一起定罪,有些是近20年來的治安糾紛和經濟糾紛,他們把這些所謂的“原罪”串聯起來,從而給很多民營企業家扣上“領導和組織黑社會”的帽子,判以重罪,他也不例外,其目的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永遠沒有講出真相的機會。當重慶高法的副院長張韜被抓和法官烏小青被自殺之後,重慶市的各級法院已經失去了獨立性,在薄熙來的操控下,重慶高院明文規定,有關黑社會的案件,不得減刑。而且,在打黑辦案的同時,檢察院和法院提前介入公安偵查階段,以指導辦案的名義串通公檢法,“三長”舉手,開會定罪,違反了司法獨立,互相制約的原則,造成徇私枉法的案件堆積如山。重慶市政府官員、民營企業家和律師們人人談“黑”色變,惶惶不可終日。

濫施刑罰,施壓簽約

12月31日至3月5日,李俊被轉移關押在成都軍區重慶武器庫保管一隊,他說,在此期間,聯合專案組對他濫施酷刑,晚上不准上廁所,連續審問幾天幾夜,不讓休息,還揪他的耳朵,用筆砸他的頭,用電棍擊他,辱駡他,等等,但情況沒有像上述那些人那麼慘重。這是因為他還有用。

李俊披露,專案組成員黃華,先是逼迫他承認,以往做生意時和成都軍區哪些軍官幹了違法勾當,由於他們所擬定的多項罪名都未查證,後來又要求他,按照他寫的字條內容,給外面的俊峰置業企業法人魏文清打電話,逼其繳納所謂的購買土地違約賠償金4004,34萬元人民幣(這方面,有2010年2月22日雙方達成的《關於追究重慶俊峰置業有限公司違約責任的協議》為證)。同時,李俊說:“他們還私下敲詐了我3000多萬人民幣”。不過,在李俊特快專遞給我的證據材料裡,沒有這3000萬的佐證,他自稱暫時不便陳述詳情。

李俊表示,在他被關押期間,成都軍區原保衛部部長(現任職總政保衛部)包漢武多次公開對他說,他和王立軍關係很好,並暗示他,可以幫助解圍,說他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因為和軍隊生意往來多年,知道很多軍隊高層內幕,在生意過程中得罪了張海洋政委,捲入了軍隊的政治鬥爭,他以此為由,企圖敲詐我。但這些細節有待於進一步證實。
李俊提供的文字和照片表明,他的專案組人員,陣容龐大,可見薄熙來非常重視,也與軍方有十分密切的交情,這可能是中南海高層多年來對其另立山頭,束手無策的主要原因吧。李俊專案組的成員有黃華(成都軍區紀檢部紀檢室主任)、梅浩(成都軍區保衛處處長)、周金平(重慶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楊江、楊先、安支隊長(均是重慶市公安局民警)、成都軍區檢察院譚處長和褚健(成都軍區保衛部幹事)等等。其中,辦案民警楊江和黃華反覆威脅他說:組織領導黑社會是公安機關包裝做出來的,現在是打黑進行到了縱深階段,你必須按要求向專案組低頭認罪,才有活路,否則你的公司會轟然倒下,你的家人全部完蛋,,隨便搞你一個家族式的黑社會組織沒有問題。你是專政的掃黑物件,在關押期間已看到了黑社會是怎樣的下場。

李俊說,負責他的人,是監管一隊的隊長林義安,指導員楊斌,還有專門調來的成都軍區看守所所長羅雷,以及看管他的9條獵狗,17個士兵。這一情節使我憶及2000年底,在大連旅順海軍基地看守所,我被關押在五六平方米的囚室裡,有5個士兵,1條狼狗看管我,共曆45天,這說明薄熙來把李俊案看得尤重。這是因為,軍方支持他,還是擁戴胡錦濤,是特別重要的決定他本人命運的大事。

李俊說,專案組審訊時,多次打他辱駡他,還說他這樣的人生不如死,但又威脅說,你死了就是畏罪自殺,跑了就是畏罪潛逃,我們可以隨時用槍打死你,隨你的便吧……他描述說,他被關押在一個不足10平米的房子裡,呆了兩個多月。門口士兵24小時值班,白天和晚上都有兩個人在他身邊監視。

達成交易,放了又抓

2010年2月22日,由專案組遙控,李俊指令,魏文清代表公司,張真祥代表軍方,在重慶大坪紅樓賓館,雙方達成了協定,3月1日成都軍區簽發了《關於交還李俊的函》,3月3日,公安局簽發了《撤銷案件決定書》{渝公法字2010,009號},同一天,以“未發現在辦理軍隊土地轉讓中有涉黑惡,合同詐騙,串通投標和行賄的犯罪行為”之由,專案組將其釋放,李俊說,行前有人警告他,這三個月裡你所看到的、聽到的該忘掉的要忘掉,以後要裝聾作啞,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由此遭遇,李俊知道了中國不是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即使有億萬家產,也隨時會得而復失,可能連命都保不住。他說,在重慶,人權,生命,財產都得不到保障,也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猶如人間地獄。所以,他獲釋後決定攜全家投資移民美國或瑪律他,但亡羊補牢,為時已晚。好在2010年7月,他按照移民辦理程式的要求,辦理和遞交了公安局出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等手續(2010年7月23日由公司所在地渝碚路派出所出具)。但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2010年10月12日,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公安分局忽然下令,清查了屬於他個人資產的金龍玉鳳國際俱樂部,使它從此處於停業狀態,這回罪名不是“涉黑”,而是“涉黃”,以此為藉口,公安再次給他定罪,當時,共帶走了35名工作人員接受審查,因無證據,當晚全部釋放,而媒體報導的數目卻是70人。這是因為薄熙來還需要李俊案為自己的政績造勢,或許擔心移居海外後,他會洩露所謂的“國家機密”,李俊憤怒地說,我再次聲明自己沒有參與經營,只是實際上的投資人,金龍玉鳳國際俱樂部只是集團公司的一個子公司,其總收入還不到集團公司總收入的3%,其總資產也不到集團公司總資產的8%。

筆者知道,類似這樣的集歌舞,酒樓,桑拿等為一體的綜合娛樂場所,在中國的城市裡多如牛毛,一般情況下,都有陪侍小姐,我敢說,認真清查它們,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涉黃涉毒問題,薄熙來在大連當政的八年間,也是賣淫業最繁榮“娼”盛的時候,在他本人位於西崗區福德街和長江路萬達公寓交界處的地方,就有多家這樣的燈紅酒綠,藏汙納垢場所,他為什麼捨近求遠,前後矛盾,判若兩人,去重慶“打黑”“除黃”呢?可見他是在找把柄,玩權術而已!退一步說,即使上述俱樂部真的有人涉黃,投資人李俊應當承擔什麼責任呢?

2011年7月8日,我從他郵寄給我的資料中看出,金龍玉鳳國際俱樂部有專門的經營班子在管理,他們多次召開有關加強管理嚴禁違法經營的專題會議,在俊峰集團的內部小報《俊峰人》上,2010年8月20日,還頭版頭條刊發了報導《金龍玉鳳俱樂部堅決抵制黃賭毒》,這表明,遵照集團公司領導的要求,俱樂部場所明示杜絕吸食毒品、賣淫等違法經營,他們要求所有員工不得從事違法活動,為了用法律的形式,制約他們的行為,公司不僅監督和培訓他們,而且還和每個員工都簽有《公約卡》,我看到了公章,簽名和指模,至於個別人私下違法犯罪,是不是就能以“涉黃”的罪名抓捕集團公司的董事長?這的確是一個應當慎重考慮的問題。

我認真閱讀了網上“天涯社區”2010年11月30日刊出的重慶當地人,對“金龍玉鳳案件”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評論,屬名“燕子2046”的網友說,據她的瞭解,金龍玉鳳公司各部門從制度上就不允許賣淫嫖娼等違法行為,現場也沒有發現賣淫嫖娼的現象,既然沒有犯罪事實,這個罪名就看不懂了;另一個屬名“該背實p”的網友說,簽署一份保證書,這只是李俊掩耳盜鈴罷了。沙區的人誰都知道金龍玉鳳就是妓院,大淫窩……可見此事有待於進一步查清。

由此我們已經看到,2009年至今,重慶公安局一會兒說他有罪,一會兒又宣告無罪,把他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兩次通緝,形同兒戲。這不僅使我想起上個世紀發生在大連的多起類似案件,比如,大連“天天漁港案”,“陳德惠律師案”,等等,而且,記起了“李莊案”和“方洪案”,以及計程車罷運領導黎強案,這些暫且不論。

試問:在李俊出示給我的法律文書中,有2010年3月5日,重慶市公安局給他的《撤銷案件決定書》;2010年3月1日,成都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給重慶市公安局的有關他無罪的公函;2010年3月1日,關於成都軍區發給重慶市公安局的《交還李俊的函》;2010年7月23日,由渝碚路派出所給他出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而且,2010年10月26日,他還拿到了由重慶市公安局簽發的護照,(以上李俊都有證據原件)。難道這一切都是假的嗎?是誰在下令通緝一個他們用法律文書證明了無罪的人?!

文革遺風,株連九族

李俊控訴說,為了逼其就範,徹底催毀他的事業,薄熙來和王立軍還下令重慶市公安局,逮捕了他家裡的很多親人,為了讓妻子免受牽連,在他們的逼迫下,他和妻子羅淙在14個月之內兩度離婚,工作無法進行。現在又在通緝他,法律何在?人權何在?公正何在?親情何在?事實證明,這些人身陷囹圄,完全是重慶市公安局的暗箱操作和栽贓陷害。

2010年10月23日,正在外地開會的李俊得到消息,匆忙逃往海外,根本來不及處理公司的諸多雜務,也來不及和70多個親友道別,隨後,薄熙來和王立軍惱羞成怒,命令重慶市公安局以各種罪名秘密逮捕了他的妻子羅淙以及哥哥李修武、侄兒台士華、鄭歐、鄭毅,侄女婿魏文清等涉及公司管理層的人員25人,還有三個家庭成員李少平、李險峰、左衡,司機張子漢被通緝在逃。

每每念及至此,虎背熊腰的堂堂男子漢李俊,在電話那頭嚎啕大哭,他說,現在已經徹底絕望了,為什麼薄熙來如此肆無忌憚地枉法追訴,中南海卻沒有領導人敢給民營企業老闆做主呢?為什麼沒有紀檢部門敢抓他呢?李俊苦心經營了20多年的心血和事業煙消雲散,付之東流,他和家人的命運都是生死未蔔,他的妻子羅淙根本沒有參與公司的管理和經營,也被以窩藏罪逮捕,這實際上就是綁架。現在,他的兩個年幼的女兒和80多歲高齡的母親,以及兩個70多歲的岳父母,無人照顧、無法生活,情何以堪?

為了解李俊,撰寫有關他的文章,我上網查詢,但收穫無幾,這對一個在重慶家喻戶曉的富豪名人來說,十分奇怪。李俊說,當時媒體大量報導他已被捕,以前網上公司的大量正面消息,幾乎全部被公安機關遮罩,原來,《重慶日報》等大量宣傳他艱辛創業的報導,都被心虛的重慶當局刪除。

我想,薄熙來慣用的軟硬兼施的手法就是“抓”和“騙”,“抓”是“打黑”,“騙”是“唱紅”,他在操控司法的同時,也先強姦了媒體,用妖魔化的文革手法,把一大批所謂黑社會分子未審先報,用各種醜化,污辱和渲染的文字,滿足社會上一些人“仇富恨貪”的心理,卻走私了野心家暗渡陳倉的陰謀,以達到其險惡的政治目的。

王立軍一紙通緝令,使昔日的億萬富豪,如今饑寒交迫,負案在逃,李俊一直在東躲西藏,顛沛流離,他很想聽聽親友的聲音,但不敢打電話,不敢和親人聯繫,仿佛50萬個重慶的攝像頭在監視著他,但李俊心裡比誰都清楚,他自己是什麼人,他的70多個親友是什麼人,他們中被抓的25個人有罪還是沒罪?

他說,蒼天有眼,六月飛雪,這起所謂“涉黑案”是一起典型的竇娥冤案,是公權力操縱司法的結果,目的是以打黑之名,掠奪民營資產,滿足軍方和政客的私欲。現在,沙坪壩公安局專案組成員魏星,奉上級之命,私下逼迫公司託管給了沙坪壩的邁瑞公司,而邁瑞則是國企,其領導人就是官員,他們肆意踐踏國家的法律,違法扣押了公司的公章和財務印鑒,逼迫他們把淨資產多達約40億的集團公司,交給沙坪壩的邁瑞公司託管,而託管就是為沒收全部資產埋下伏筆,這是薄熙來當局慣用的巧取豪奪,或公開搶劫民營資產的操做模式,他們還恬不知恥地稱之為“重慶模式”,這其實不是正常的政府行為,而是薄熙來、王立軍引領的文革風暴式的強加給國人的政治災難。

製造混亂,從中漁利

李俊表示,他的案件具體操辦人還有沙坪壩區委書記李劍銘,和王立軍以及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沙坪壩公安局分局局長郭維國,但幕後的黑手是薄熙來,他們毫無顧忌地扣押了公司近三億多的流轉資金,以各種理由不支付俊峰集團工程款和民工職工工資,造成俊峰置業房地產公司的“龍鳳雲州”和“香格里拉”兩個項目的兩千多戶不能按期交房,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穩定,其目的就是有意造成混亂,官方所控制的利益集團趁機託管,實為搶劫俊峰集團公司和相關的十幾家公司財產,李劍銘多次召集會議和指示公、檢、法“三長”並統一意見和行動,製造了這起以“涉黑”“涉黃”名義上演的悲劇,其目的就是為了沒收公司4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讓他成為繼渝強公司老闆黎強、慶隆物業公司老闆彭治民之後的又一個民企“黑老大”。

由於中國的商場和官場聯繫密切,李俊與重慶很多官員有交情,他說,關於李劍銘這個人,他很熟悉,為了拍薄熙來的馬屁,升官發財,他積極回應“森林重慶”的口號,曾讓他把“香格里拉”專案的幾百畝土地獻出來做市政公園,他沒有同意。他還通過他的哥哥(重慶建工集團管理人員)和他的朋友王敬(一位民營電力公司的老闆)多次找到他,想承攬“香格里拉”專案約5000萬預算的強電工程,他也予以拒絕,故此得罪了李劍銘,他就藉此機會陷害和報復李俊。

他還列舉了許多貪官污吏,指控他們索賄受賄,但都沒有佐證。他認為,自己的案件比重慶“李莊案”更嚴重,懇請國際社會各界人士替他伸張正義,討回公道。

今天,如同時空錯亂,光陰倒流,他和一歲時的父親一樣,踏上了背景離鄉的路,李俊雖遠在國外,但並未完全解脫,薄熙來操控的所謂海外追逃專案組,正在世界各地活動,他很擔心自己成為第二個“王家姊妹”和常亮,他更怕變成第二個在機場出口舉牌投案表演的“亮點”。

李俊認為,自己是遭受了政治迫害的民企老闆,不是在逃的經濟犯罪份子,他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故事,是薄熙來和張海洋精心編織的又一個陰謀,由於他獲釋後在不同的場合,已經發表了很多對薄熙來不利的內幕消息和司法不公的言論,他們發覺後,曾威脅他說,這是反黨反政府的犯罪行為,故此,他們想封住他的嘴,把以前法律文書明示的內容推翻,聯合起來再次對他進行人權、宗教、政治迫害,因此,李俊渴望聯合國難民機構對其施救,他所暫時留駐的國家應當准許他提出難民申請。

舉報薄熙來,最後的呼籲

李俊和我一樣,還對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抱有一種善良的期待,他郵寄了一批資料,其中有一封舉報薄熙來徇私枉法罪行的信件,其投訴方是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但他目前已經不方便寄出。

他說,在重慶不只是他一個人,很多民營企業家都是以這種形式遭到政治迫害的,比如,重慶渝強董事長黎強、慶隆物業董事長彭治民等人,他都很熟悉,他們都是因為在某些場合,表示對薄熙來、王立軍不滿而被強加罪名的,至今很多真相都被掩埋。官方的最終目的,都是掠奪民營企業家的資產,摧毀他們的事業,滿足利益集團的私欲,為了使真相冰封永藏,重慶市法院對涉黑人員規定不得保釋,不得減刑,以防止他們製造的冤假錯案重見天日,所以,薄熙來對僥倖逃生的李俊也會上下其手,致他於死地。一方面他呼籲國際媒體能夠關注他,保護他,解救他,另一方面,他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被陷害囚禁的其他民營企業家,還他們以清白。

當我問他,重慶警方還會指控他什麼新的罪名時,他說,現在,他的生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為他把一些文稿給了我,重慶當局一定還會追加他“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檔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不把他至於死地,薄熙來是絕不會甘休的。{我在此文中沒有披露這兩份檔的內容}

接著,我追問他,你在長達20多年的經商活動中,有沒有犯法行為,他果斷地回答,他沒有任何案底。他的公司沒有槍支彈藥,他的員工沒有故意傷害,販賣毒品,在區域內沒有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響,從未作惡、欺壓、殘害群眾,相反,他的公司聲譽很好,20多年來對國家稅收做出了數以億計的巨大貢獻,解決了上千人的就業問題,功不可沒。

李俊表示,同樣,他的哥哥李修武也是一個本份的農民,多年以來,沒有在公司擔任職務,僅是名義上的股東,何罪之有?他所涉嫌的罪名沒有一個成立,家屬成員魏文清、台士華、鄭歐、李少平等僅僅是俊峰集團公司一般管理人員而已,對他們的所有罪名都是杜撰的。他們分別被以所謂的“妨礙公務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隱匿會計憑證罪”,“非法經營罪”,“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賣淫罪”,等十余項罪名指控,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如果他們承認了,也是屈打成招,也是違心的,一定是公安機關刑訊逼供、誘供、騙供、威脅的結果。

我認為,上述這些人可能有犯罪行為或錯誤,我一時無法調查,但如果把他們籠統地打成黑社會,是否符合刑法294條的規定?這方面趙長青教授在黎強案的辯護辭中有精闢的論述,他提出的三個界限,即黑社會組織與這些有違法犯罪行為的公司之間的界限,黑社會實施的組織行為與公司的行為之間的界限,“一罪與數罪”之間的界限,這是人們動悉此案真諦的鎖鑰。

肺腑之言,催人淚下

李俊是一個在家庭教會受過洗的基督徒,他雖然有大量的證據證明自身的清白,但並不能抵消重慶警方對他的通緝,他把暫時免於坐牢的奇跡歸功於信奉上帝。

他說,像他這樣的民營企業家很多,都在重慶這場文革式的運動中成了薄熙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而他能夠活著出來,更是絕無僅有,這是因為他受到了上帝的眷顧,也是因為他向來擁有一顆博愛的心,上帝保佑他逃離了重慶這座人間地獄。

現在,他已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認為,必須向國際社會講出真相,才能獲得難民身份,但開口講話又怕薄熙來搞株連九族,他對我哭訴說,他非常擔憂和懼怕,一旦事情曝光出來,薄熙來政權會變本加厲地串通司法部門栽贓陷害家人,包括已被逮捕的羅淙(妻子),李修武(哥哥),台士華(侄子),魏文清(侄女婿),鄭歐(侄子),鄭毅(侄子),在逃通緝的李少平(侄子),左衡(侄女婿),李顯峰(侄子),司機張子漢等。
對未來的前程,李俊時而充滿信心,時而悲觀失望,他痛哭失聲地說,可能餘生再也見不到家人了,因此,要藉此機會拜託我對他們說出最後的肺腑之言:

媽媽,您已經88歲了,我不能在您生病無人照顧時給您端茶倒水,不能在您的床邊服恃盡孝,或許我再也不能見到您了,以後只能沉醉在夢裡,讓您撫摸我的臉龐,兒子不孝,望您原諒!

妻子羅淙,是我連累了你,使你為我受苦,你是我心目中最善良的人,也永遠是我最親最愛的人,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會娶你為妻,讓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一定要堅強的帶著女兒們走下去,撫養她們長大成人,讓她們做有理想有抱負,對社會有用的人。

大女兒李雯景,你是全家唯一生活在美國的人,你一定要完成學業,不要因為家裡的變故而喪失信心,如果爸爸遭遇不測,你就是爸爸最大的希望,一定要引導和幫助兩個妹妹多學知識,告誡她們不要灰心,學會承擔起養家的重擔。

二女兒李紋萱和三女兒李玥旋,你們都還年幼,很多事情還不懂,但是相信爸爸,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的事情,以前,爸爸一直教育你們要一心向善,努力成才,以後就算爸爸不在你們的身邊,你們也要一樣,化悲痛為力量,要堅強地活下去!

我的哥哥李修武、李壽盤、李冬林、李修龍、姐姐李金蓮、李放蓮,是因為我知道了很多重慶黑打的內幕,才給你們帶來了災難,如果我慘遭殺人滅口,請不要悲傷,我們來生再做好兄妹!……

讀了以上這催人淚下的文字,我禁不住悲從中來,思如潮湧,回想10多年前我自己一家人的遭遇,感慨萬千,只因我在香港發表了3篇批評薄熙來的文章,就被捕入獄,不僅坐了5年多的冤獄,而且還被軟禁了3年,此案導致直系親屬多達3人悲憤成疾,先後死亡,我們一家人不得不移居海外,這是多麼大的代價啊!

因此,我感到有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儘管,我移居海外的生活剛剛安定下來,我不想再給親友帶來麻煩,特別是我深知自己的電話和電郵,都已經被他們監控和監聽,我的電腦系統被特務多次摧毀,我外出也常被跟蹤,也得到了他們明確的警告和威脅,但是,若不如實披露李俊案的真相,不僅他本人必定最終會成為第二個李莊,而且,薄熙來有張海洋等軍界高官的支持,有可能成功地發動軍事政變,奪得中南海的最高領導權,進而使“重慶模式”演變成“中國模式”,那麼,中國將陷入巨大的萬劫不復的文革災難之中,無數企業家將遭遇同樣的命運,所以,“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我願意轉達李俊的肺腑之言,他請求國際社會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營救他,這就等於救出了重慶打黑“黑打”的鐵證和活證,就是為了挽救中國,避免文革重來而做出了一點貢獻。

2011年7月9日於多倫多。

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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