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軍：三批鄧小平-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

北京時間：2011-06-27 08:08

【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訊】也許，沒有人會想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他逝世13年之後；會被我顧曉軍，定性為――「誓與人民為敵」。

於此，我顧曉軍，一個小時之前，也真的沒有想到。但，此刻，我想到了。請大家耐心看，我試論之。

為什麼說總設計師鄧小平是「誓與人民為敵」呢？

早在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就在北京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鄧是把它當作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提出來的。也就是說，他認為：如果違反這「四項基本原則」，中國寧可不要「四個現代化」。是不是這樣？這是其一。

其二，「四項基本原則」，針對的是當時的「宣揚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等。這就不難理解，十年後，鄧小平敢於下令扼殺中國的民主實踐。

在鄧小平之前，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敢於下令扼殺民主實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毛澤東。

縱觀世界歷史，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改革，都是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及文化等諸方面的改革相互關連、相繼展開的。

在中國，因為有總設計師定了調子；從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此就拒絕政治改革，只能在經濟及其他層面上做文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手痛卻在肚子或屁股上扎針，使這場關乎中國命運與前途、關乎全民生計的改革，成了一場扭曲的、畸形的、T型台上的政治作秀，成了民主、人權與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等竟要美國人來為我們爭取的鬧劇。

然而，單從政治上提出批評，不足以支撐我顧曉軍之「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的命題。

那麼，就請大家跟隨我的筆觸，看一看改革開放這30年的偉大實踐，是不是在實踐著「誓與人民為敵」。

有人跟貼說：「鄧小平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這是胡扯蛋！是強詞奪理。

整個世界在進步，中國不會作壁上觀。改革開放這30年，如果沒有鄧小平思想，無論是由誰領導，十幾億中國人，也絕不會被餓死、凍死。

相反，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才是硬道理」及「貓論」、「摸論」等等，卻破壞了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毛式公平」。「毛式公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平。但，正確的做法是：從政治上推翻其理論，從經濟上實行改革，而從社會等層面修補當時中國的現實。然，鄧小平的做法，卻恰恰相反。他以「四項基本原則」，在政治上予以最大的庇護；而在經濟、社會及其他層面上，卻以最大的努力從事著最大力度的破壞。

近日，我已寫下了《鄧小平思想批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小平思想再批判：發展不是硬道理》。今天，就不再去糾纏他的「貓論」、「摸論」及其他了。我僅以民生的幾個大問題，展開「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的這一命題，並對其進行批判。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義務教育，基本上已形成。儘管很不象樣，尤其是教學設施破爛不堪。但，改革開放這30年，卻破壞了原有的「毛式公平」的教育體系。分班制、補習制、收費制及貴族學校等興起、林立，使優質教育資源向富人傾斜，至使窮人上不起學，入學也難呆下去。

慧慧的媽媽，送女兒上學去的最後一句話，是「你上學去吧，媽媽馬上要走了……」。農民謝光福，為了兒子6000多元的學費，永遠地累死了。還有那一個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曾觸動過我們的名字：楊元元、馬加爵等。

而如今，義務教育、公辦教育、免費教育，已成為國際上的慣例，並非西方發達國家的「專利」。俄羅斯已做到了從幼稚園到大學，全部免費。即便是那少數時常找我們中國要錢、要糧的國家，也是免費教育。而中國，為什麼要讓人民失去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力呢？從這點上說，難道「鄧式改革」不是「誓與人民為敵」嗎？

近日，我轉發了《陝西神木縣委書記稱免費醫療讓政府大賺》。神木縣的做法，實際上就是過去「毛式公平」中的「公費醫療」；如今，卻當作改革的試點。

神木縣委書記郭寶成在總結時說：「公務員沒吃虧，佔了點小便宜，農民佔了大便宜。誰吃虧了？唯一吃虧的是收紅包的醫生。實際上，醫生現在收入明顯增加了，紅包少了。政策不管住紅包，社會就沒有公平正義」。

其實，免費醫療已是國際大趨勢。同為人口大國的印度，現在實行的就是免費醫療。

而「鄧式改革」，卻放棄公平、正義，打破「公費醫療」秩序，搞患者自理、醫療保險；院長負責、科室承包，提高葯價、處方紅包等。一切與效益挂鉤，把社會公益事業，當作賺錢的機器。

住房已是現今中國的痛。

「毛式公平」中的福利房，是中國城市人以幾十年低工資為代價換取的。住房改革，竟然作價賣給大家，作最後的掠奪。如是，也沒有房產的土地權，一旦遇上拆遷，便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這還是幸運的，那房改前沒有享受到福利房的，只有自掏血汗錢。在農村，屋是自己的，而屋下的土地，卻是別人的。

房改后，興起的是房地產業。一個原本沒有的產業，通過特殊准入、捆綁銀行資金（滋生大量腐敗），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實現了綁架中國經濟命運與十三億人民生的現實。且誰也管不了――誰砸他們的飯碗，他們能砸全中國的飯碗。而國際慣例，是實行嚴格的差別化的房產稅，有效禁止和打擊炒房投機。中國，卻遲遲不肯下手。為什麼？因房地產業，是官僚資本的密集區。

中國人民奮鬥幾十年，落得個居無定所。這難道不是「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嗎？

今日，分配、收入與養老，已人為地把十三億中國人劃分成了不同的等級。

在「毛式公平」中，毛澤東月薪約為數百元。那時的13級高幹，130元左右；老百姓一般數十元，八級工能有100左右。如今呢？先搞企業化管理、社保制。大量的普通工、老工人，在1000元左右，且多年沒有太大變化。而後，搞公務員制、「高薪養廉」，再偷偷摸摸地完成公務員養老改革。如今，一個正處級公務員或相當於公務員退休后，月收入都可以在萬元以上。

所以，在轉發《三部門:按家庭成員擁有住房數認定二套房》時，我毫不客氣地說：「老百姓『不要你認定，你給我們滾下台』。如同前日人保部的發言：工資要翻番。其必是普遍翻番，拿一萬的成兩萬，拿一千的只兩千，物價翻番帶拐彎，老百姓不是更苦嗎？」

以上說得還是勞動報酬，不含資本回報、灰色收入等。

國企改革，是「鄧式改革」「誓與人民為敵」的重災區。

優化組合，讓「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成為一句空話、屁話。大量的工人，被權力「優化組合」后失業，還美名其曰為下崗。而後，是經營權的承包、出租；再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而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不過是經營者捆綁銀行資金。其中的賄賂、腐敗，且不去說。如果行業周期向好，則罷；若正巧趕上行業周期性蕭條，則大量產生呆壞帳，這亦由銀行即國家來消化。而以權貴華麗轉身的私營企業主，卻沒有多大風險。

而近十幾年，數千萬下崗工人，是怎麼過呢？不少人，都深有體會吧？就不需要我顧曉軍再說了。

多少年來，中國農民是最龐大的弱勢群體。所以，他們不怕流血犧牲，最真誠地跟著毛澤東打江山。然而，他們在「毛式公平」中，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得到的是以農養工、城鄉差別、農業戶口等。

「鄧式改革」，也不是沒有偉大之處。其最亮麗的一筆，是土地承包。然而，鄧小平的思想，在「四項基本原則」中打轉、裹足不前。換句話說：中國農民，跟著毛澤東、鄧小平奮鬥了幾十年，依舊沒有自己的土地；甚至，連宅基地都不是自己的。

中國農民只落得紅頭文件的承諾、若干年不變，而不是真正的合法。

以上，從政治改革與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分配與收入及養老、國企改革、農民土地等問題，闡述了「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的改革方式。

中國的改革，已走到了十字路口。猶豫、彷徨，無濟於事。走回頭路，更不是辦法。中國，需要戈爾巴喬夫式的勇氣、蔣經國式的清醒。而我顧曉軍，最多相當於狗屎李敖，啥也做不到。我慚愧自己沒有能力。

在此，我向我深愛的祖國和中國老百姓，作最深刻的檢討。並希望我對鄧小平思想的系列批判，能引發中國思想、政治、經濟等各界的全社會大討論。因為，不觸及鄧小平的思想，中國的政治改革，無從談起；中國經濟改革的對與錯、優與劣、好與壞，也都沒有辦法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