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9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2月3日

王明住在女子大學附近。我們按俄國人的習慣管他的中國妻子叫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

博古住在東門外他的印刷廠附近。洛甫和王稼祥住在楊家岭，朱德和葉劍英在王家坪。

凱豐是晉西北分局黨委書記，反蘇分子。是個相當古怪的人。

江青非常友好。她經常拜託我們，並邀請我們去騎馬。

她原名李雲鶴，藝名藍蘋。

她告訴我們，她1912年出生在山東諸誠一個窮苦人家。早年喪父，母親不得不靠幫佣為生。她很疼愛江青，用自己一點微薄的收入供女兒上小學。

江青17歲時進入山東省立中學，改名欒淑蒙。 1929年她轉入青島藝專，決定從事戲劇工作。據悉，江青在她的事業上得到過一些有勢力的保護人的幫助。

比如，1934年她同富有的黃敬一起遷居北平，在北平遇見彭真，參加了革命活動。當代中國作家寫的劇本上演時，她往往扮演貧苦農婦。

後來，她隨山東師範學校的王來天(譯音) 教授到了上海。

這位教授設法讓明星電影公司跟她簽訂了合同。她演過一些抗日愛國的影片。

江青成為毛澤東夫人之前，換過四個保護人。每換一個，她在等級社會的階梯上就爬高一步。

但這無論如何是未經證實的消息，可能是不準確的。

江青總是那樣和譪，健談。

我們對她已經形成了一定看法，但不是她想讓我們接受的那種看法。

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是她突出的特點。她清除一切障礙，盯著社會的顯要地位頑強地往上爬。她毅然克制自己，無情地驅策自己。她惟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她急於要趁她年輕的時候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7年，江青隨一批演員到了重慶。1939年出現在延安。在這裡，人們把她當作真正的電影明星，她可是飛黃騰達了。

她丈夫的全部機要通訊現在都歸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計劃。康生很看重她。總之，她是她丈夫的私人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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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至今還是陽光閃耀， 萬里無雲的好天氣。我穿著棉衣。在太陽底下熱得出汗，在陰涼處又凍得要死。

夜間，氣溫降到零處以下。空氣清新。

窯洞盡頭的角落裡放著一瓶酒。這種烈酒是招待客人的。為了保存好，每次打開後我都用蠟封上。

密封瓶子裡的酒不斷減少，最怪。

1942年12月6日

“教條主義者”受到譴責，說他們想把革命鬥爭的主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想“通過奪取城市”獲得勝利。

毛澤東認為，這是“教條主義者”的主要錯誤。

毛澤東認為，反革命勢力在城市中地位極其牢固，因此，中國紅軍無法進入城市。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獲得勝利的農民革命包圍城市，然後奪取這些反革命的堡壘。

實際上，毛澤東這個理論的含義是：農村是革命的根據地，農民是中共的骨幹力量。農民，只有農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這種理論的後果已很清楚—城市革命活動急劇低落下來，黨失去了同工人階級的聯繫。

毛澤東點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們列為“教條主義者”的思想領袖，並說共產國際是他們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與博古、王明等人聯繫起來。

既然李立三已經受到黨的譴責，那麼，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該受譴責了。這步棋真高！

毛澤東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使黨的革命鬥爭遭到慘重失敗的就是他們。

毛澤東說，1935年1月在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了“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職。現在擺在議事日程上的問題，是要從思想上根除“教條主義”的一切殘餘。(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