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5日訊】（新唐人綜合報導）最近，中共國務院通過的《三峽後續工作規劃》等於變相承認三峽工程的失敗，引發了廣泛的熱議，一股“倒三峽”熱潮在大陸掀起。《21世紀經濟報導》又披露，在20年前的三峽工程論證中，就有9位專家拒絕簽字。那麼，三峽決策失敗究竟應該誰來承擔責任呢？學者王維洛指出，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應該承擔責任。

5月18日，中共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會議雖然聲稱，三峽工程在發揮了巨大綜合效益，但承認了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亟需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峽後續工作規劃》其實是變相承認了一直被詬病的三峽工程是失敗的，由此引發了軒然大波，許多沉積已久的關於三峽工程的往事，都被一一披露出來。

《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那場著名的三峽工程論證開始於1986年6月，由原水利電力部組織，分為14個小組，共412位專家參與，歷時3年。

事實上，陸欽侃並非那9名專家之一，其時他的身份是防洪論證組顧問。如今，拒絕簽字的9位專家的姓名已鮮為人知。幸運的是，他們的名字和部分論證意見被歷史檔案所保存。

9位專家拒絕簽字

出身水利世家的袁國林是三峽工程最早的建設者之一。如今，早已從三峽工程崗位退休的袁國林感歎，他最關注的三峽問題是移民和環境。

在當年的論證意見中，他給出了“淹沒涉及的各縣（市）都有潛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縣（市）範圍內統籌安排解決”的結論。在當時的移民安置中，還沒有如今的社會保障概念。

　　

“動態移民113萬多人，我認為涉及的不僅僅是113萬人，因為這是個雙向問題，還涉及到移入地區人民的承受問題”，綜合經濟組專家郭來喜當時認為。時任中科院國家計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員的郭來喜本是三峽建設的積極分子，但在參加幾次論證會後，變成一個“慎重態度”者。

由於移民問題是三峽工程的重中之重，論證組的專家規模相當龐大，唯一沒有簽字的專家是時任國家土地管理局建設用地司總工的李玉光。

　

在生態與環境專題論證組中沒有簽字的顧問，時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侯學煜尤其指出“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他於1991年逝世。

在1988年的論證中，76歲的侯學煜指出：“建壩後，沿江兩岸的密集人口，勢必要擴大到山坡上找出路，於是毀林開荒、陡坡種植、有增無減，隨之土壤侵蝕，貧瘠化的現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積擴大，強度加劇，泥石流、滑坡、幹澇災害也日益加重”。

三峽工程建設以來，強制性的植樹與禁墾指令在多地施行。2005年時，當時生態與環境論證組唯一沒有簽字的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陳昌篤等生態學家還被請回三峽，對湖北、重慶段的三峽風景名勝資源進行了評估。

　　

時任水利水電規劃設計院主任工程師伍巨集因工作關係未能參加論證專家會，亦沒有簽字。他在給論證組的一份書面意見中認為，三峽是一個好的電源站，遠比建設火電來得經濟，是應該開發的。但他在做了三峽積極建設和適當推後的比較後，認為後者較為經濟，即以先開發西南和中南一批較經濟的水電站，再開發三峽水電站，比較有利。

時任水利電力部外事司諮詢的程學敏因健康原因未能參加最後一次論證會，但他表示“不擬簽字”，原因是他認為論證的造價資料都是初步的，經濟論證可靠性不足。

　　

作為電力組的專家和綜合規劃與水位組的顧問，時任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諮詢的覃修典均未簽字。覃修典是中國水電事業的開創者之一，中國最早的幾座水電站以及新中國第一批大型水電站的建設者，於1994年去世。

　　

在覃修典看來，三峽工程不應急於建設，他在一份書面意見中說，“三峽如果沒有上游工程補償調節，三峽本身庫容相對很小，調蓄能力很低。這種不穩定電力要大範圍長距離輸送，品質上是難以保護的。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世易時移，中國的經濟儘管翻番式增長，但出現了嚴重的“電荒”。綜合經濟組專家何格高當年拒絕簽字，理由是擔心三峽工程會否佔用“全國為解決2000年前缺電局面正在建設或已經籌建的水、火、核電站”的建設資金。

對於如何在提高經濟效益情況下多發電，何格高曾給出一個三峽工程和溪洛渡、向家壩、枸皮灘三個水電站相比較的方案。他計算後認為，三個水電站比三峽工程可多得保證出力（指水電站在多年運行期間所能提供的具有一定保證率的電力）100萬千瓦，年發電量67.8億千瓦小時，而移民數卻少99萬人，淹地少33.7萬畝。

這一比較，被同組另兩位拒絕簽字的專家郭來喜和中國水利水電建設工程諮詢公司副董事長黃元鎮所認同。

此外，論證組中還包括45位地方負責移民、規劃工作官員代表，其中唯一沒有簽字的是時任四川開縣移民辦主任廖文權。

三峽大壩水庫大 多少麻煩多少怕

據資料顯示，三峽大壩有好幾個第一。

大壩長2345米，高181米。壩體總混凝土量1486萬立方米，其總方量居全球第一。

大壩作為一個水電站，總裝機容量1820萬千瓦，年發電量847億瓦時，也為世界第一。

大壩蓄水面積1084平方公里，超過中國面積最大的城市武漢市市區(1024平方公里)，形成了一個600多平方公里大的一個人工湖，範圍涉及湖北省和重慶市的21個縣市，150多處國家級文物古跡。大壩工程淹沒了周邊13個城市，140個鄉鎮和1300多個村莊。

因建壩而被迫遷移的民眾人數，按官方最初公佈的數字，是113萬人。但是，到2007年年底，移民總數已達140萬人。為了保護水質，重慶市政府還準備到2020年把庫區230萬居民搬遷到其它地方。這將超過第一次移民人數的兩倍多。後來，當局把這個搬遷計劃又擴大到400萬人。

修建費用也是世界第一。官方資料是230億美元，約1800億人民幣。但專家透露，政府內部已經承認花費達6000億元。如果再加上後來不斷發生的災害，實際花費超過一萬億元。

大壩的危害也堪稱前所未有。大壩建成以後，重慶、四川、湖北和長江下游氣候異常，高溫、乾旱、洪災空前嚴重。如果大壩遭到恐怖襲擊，或者因為品質問題而導致潰堤，專家認為，大壩下游數省瞬間就會被淹沒，其破壞的嚴重程度遠不是美國9/11事件可以與之相比的。

媒體掀起“倒三峽”熱潮

在中共國務院承認三峽工程“不利影響”的公開表述後，在網路平臺開始掀起宣講熱潮，痛訴三峽大壩的“禍 害”、人定勝天的“虛妄”，痛心于當年政府“強行上馬”是多麼的武斷錯誤。

在網易新聞首頁上，最大一張圖片正是一雙武漢農民的赤腳站在開裂的魚塘地面上。在《楚天都市報》頭版，5月20日是“國家防總全力支持湖北抗 旱”，5月21日是“武漢遭遇60年最大旱情”，5月22日是“我省200多萬人抗旱保豐收”和“千艘船屋趴湖底，洪湖不見浪打浪”，今天頭條則說“一場 喜雨，受旱農田面積減三成”，但“久違暴雨只夠洪湖‘潤嘴唇’”。據國家防總公佈的資料，今年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降水達到50年來最低水準，主要江河累 計來水量較多年同期偏少一至七成。

在過去這幾天裡，這些災情消息如同三峽放水一般泄出，成為那些反對水利工程者的最好論據。

在中國，反對三峽大壩（甚至是所有大壩）的民眾意見一直受限，搜狐專題以“公佈真相：晚說比不說好”為題，引用“終於有人承認問題了！說句真 話真不容易！”的網路留言，稱“三峽從從來沒有負面報導到現在自曝出現了問題，從網友的留言，看出大家現在對於政府已經是很不信任了。”

誰將承責？

德國工程博士王維洛指出，三峽工程的問題是必须面对子孙的问题

大陸著名记者戴晴认为，中共当局承认三峡工程存在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目的有兩方面，一是推卸责任，二是捞取更多的投资。要中国决策层承认这个一个事实，三峡工程是错误策，三峡工程的目标无法达到，三峡工程的效益是弊大于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作为中国人，必须面对子孙后代的问题∶谁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朱鎔基？邹家华？钱正英？林一山？李伯宁？陆佑楣？张光斗？潘家铮？还是其他什么人？

王維洛研究的结果是∶整个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和科学家立碑树传，流芳千古；三峡工程如果失败，则无人要为这个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所謂宏愿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从此，江泽民表现出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兴趣。江泽民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是在1989年7月21日，目的地就是三峡工程坝址。江泽民在接到李伯宁等政协委员的提案后，做出指示，促成了1990年7月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召开。江泽民亲自接见与会的专家。1991年江泽民又在李伯宁的信上做批示，要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宣传，为1992年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造势。

1992年2月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批准建设三峡工程，但是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三峡工程时，可能会出现赞成票不足半数的尴尬局面。

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3月18日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举行“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就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多小时。江泽民说，兴建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立志要实现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宏愿。党中央和他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两会”党员代表和委员，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用党的意志和纪律来约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为三峡工程投票，从而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这在中国工程决策史上是第一次。全国人大最后投票的结果，投赞成票的比例，和共产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比例基本一致。

1997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三峡工程长江截流仪式上对三峡工程大加称颂，称三峡工程是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但是时隔七年，这样的豪言壮语再也无人敢重复了。

王維洛指出，三峡工程决策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应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