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3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

中共領導還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毛澤東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來同他的政亂作鬥爭。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綱。在現階段，可以明確地指出政治勢力的分野。一般說來，任弼時、林楓、陳雲、王稼祥，當然還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們是追隨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制定的路線的。

對《新民主主義論》來一番徹底分析，會使人毫不懷疑中共委員會的主席是反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是反對調整同重慶政府的關係的。毛澤東的立場削弱了對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一直在特區進行著，原因就在於此。

所有這些情況，使人們對新四軍的悲慘結局以及國共之間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觀點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有個時期，傑出的國際主義者、中國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領導人王明，把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都團結到自己身邊。依我看還有現役軍人中許多著名的軍官。

延安用種種藉口來拒絕國民黨的建議。蔣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與毛澤東會晤的建議，實際上已被拒絕。

在軍事問題上，毛澤東及其隨從主張”保存實力”的戰術，這意味著削減戰鬥行動。

1942年10月26日

毛澤東對他的對手越來越粗暴了。

在一次爭論中，有一個反對派的人提到了史達林寫的一篇文章，毛澤東就嚷起來：”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史達林放個屁，你們也使勁聞，還說是香的！”

但是，毛著當我們的面卻大肆吹捧史達林。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這些話傳到莫斯科去。贏得史達林的好感，將來對毛澤東是大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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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奧爾格夫治療。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長，是延安的臨時城防司令。這位年輕而能幹的司令員在軍隊中率先採用了經常進行作戰訓練的作法。他的部隊在特區是最精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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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身體很不好。他的妻子很著急。

王明由專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治病的中國醫生來進行觀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低估了蘇聯的軍事力量，過高估計了德國人的成就。因此，他們得出了蘇聯可能會戰敗的結論，從而拒絕由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日作戰；他們暗示，他們的觀點又一次證明，不惜任何代價保存實力的理論是正確的。看來，甚至是不惜背信充義。

每個人都在死記硬背黨的檔，一個勁兒地進行自我批評，而這種自我批評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澤東向我解釋說，中共黨內的”經驗主義者”是出身於產業工人和農民的做實際工作的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條主義宗派集團”的觀點。他說到這一點時，顯然很生氣。

王明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的成員。公開攻擊他就意味著蔑視共產國際的路線。這種棘手的局面使毛澤東很惱火。換上另一個對手，毛澤東早就把他幹掉了。

博古不重視毛”對黨的貢獻”，很有主見。這就使毛澤東特別容不得他。

“教條主義”的帽子有助於清算”王明—博古集團”，不必正式攻擊共產國際的政策。

剛挖好的窯洞散發著潮氣和土腥味。小小的紙窗子，幾乎透不進光來。

我到窯洞外邊去刮臉。我們的炊事員，一個年輕的小鬼，正在我們臨時弄好的爐子旁磨磨蹭蹭，掛在他皮帶上的大手槍搖晃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