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0日訊】
讀罷本書，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成功的源頭和秘密，在于民眾從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套經濟政治安排中解放出來；民眾能夠得到多少解放，中國就能夠取得多少成功。
一，再現改革起步的崢嶸歲月
如果說，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年代所開啟的改革與現代化事業，猶如長江黃河，驚濤駭浪，波瀾壯闊，那麼，本書則將帶領讀者登上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脈，那裡是長江黃河的源頭，舉首雲雪相連，東望一瀉千裡。一部中國改革史，必須從這裡寫起。擺在面前的這本書，應該進入這樣一部中國改革史的第一個腳注。
英氣勃勃的初唐詩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閣序”中有句曰：“四美具，二難並”這裡，我願意移用這六個字來評價本書對于本書來說，“四美”者，時間，地點，事業，人物也：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那是中國的大轉折年代，毛澤東死去，新時代開啟；巴蜀之地，天府之國，四川是一片美妙神奇的土地。衝破舊制度的束縛，解放民眾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那是驚天動地的事業。在這樣的事業中，趙紫陽和四川農民，幹部，科技人員，企業管理者們一道，有聲有色地拉開了中國改革第一幕。這本“趙紫陽在四川”，集合了五十四位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四川改革的親身參與者的回憶。他們在深沉，平實的歷史回望中，以具體，詳細的原生材料，生動，翔實地再現了三十多年前中國改革起步的崢嶸歲月。今天的中國，正在巨大的經濟成就之中驕傲地顧盼自豪。這樣的成就從哪裡來？有人說是中國當前制度的優越性所致，叫做所謂“中國模式”，而“中國模式”的這種制度優越性，據說在于黨國權力集中，在于對抗普世價值，在于所謂“頂層設計”，在于能夠辦成大事，雲雲。讀過這本書之後，我想，人們不能不對這一套有關“中國模式”的說法深自長思，不能不去重新審視中國改革與現代化的源頭和它所走過的三十多年道路：黃河泛濫，常造成赤地千裡，長江混濁，珍貴生物幾近滅絕──回頭瞻顧浩浩源頭在山之時的清澈與凌冽，歷史難道沒有給出它語重心長的對于民族命運的訴說？
一部中國改革史的由清而濁，而污，而穢，決不只在文字的敘述之中，它更處處體現于乃至困擾著每人每日的生活。歷史走過的彎路，不公平地要求著歷史的創造者們來承擔其沉重。本書的編者和作者，盡管都是中國改革的支持者和參與者，更可以說是早期四川改革的功臣，然而，在三十幾年之後來回顧那段歷史，對他們來說卻可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個困難，主要還不在于年代的久遠，年歲的老邁和記憶的模糊，而是在于當今政治的困擾。僅僅是回憶一下早期改革，就可能因此成為承襲了改革成果的現政權的眼中釘，這也未免太有諷刺意味了吧？然而，生活的嚴酷遠遠多于諷刺。本書作者大都是離退休幹部，是一般所說的“體制內”人；編者蔡文彬先生，更是有著傳奇般的政治經歷，二十多歲即擔任四川省級領導職務，四十出頭卻因早年的“文革”經歷而遭到政治清洗。在趙紫陽成為中國政治的最大禁忌之一的今天，他們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實事求是地面對歷史，圍繞趙紫陽這位早期四川改革的領導者，也是中國八十年代全國改革的領導者當年在四川的所作所為，發掘遙遠的回憶，爬梳塵封的歷程，澄清歷史的本原，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我所謂“二難並”者，就是編者和作者二者，他們有這種難能可貴的歷史態度和難能可貴的精神風骨。無論是作為一個曾經參加了八十年代一部分改革事業的後來者，還是目前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改革的學者，我都想借此機會，向這些用親身經歷和晚年回憶寫下了改革歷史的中國改革先行者，表達我崇高的敬意！
二，解放民眾生命力創造力的“四川模式”
趙紫陽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來到四川，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省份，履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委會主任和解放軍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職務的。這個時候的“天府之國”，正處在民生凋敝，山川失色的時刻，這個時候的中國，暴君毛澤東還在苟延殘喘，宮廷政治正是風陰霧寒，瞬息萬變的時刻在經過了自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十五年飢荒和動蕩歲月之後，四川面臨的頭號挑戰是：一億民眾要吃飽肚子人民公社，“學大寨”，“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就像一具具制度的，政策的和思想的枷鎖，壓在農民和幹部頭上，人們有腦不能獨立思考，有嘴不能真心說話，有手不能創造性勞動，有腳不能自由遷徙。人還不如動物，怎麼可能滿足自己的衣食等起碼需求？
然而，兩年之後，僅僅兩年之後，一樣的山川，一樣的天地，一樣的人民，一樣的原野，四川的農業生產就進入了“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新形勢（參見本書王能典，楊忠好文）。這應該算得上人間奇蹟，但它的“秘密”卻稀鬆平常。本書作者們，不分老少男女，異口同聲強調趙紫陽的貢獻。今天噎不被官方媒體提及的舊日民謠“要吃糧，找紫陽“，在他們的回憶中不僅表現為大量的，切實的事實和數字，並且還在更多的民謠中得到體現和豐富：從”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 ，到“水陸不通走旱路”，趙紫陽沒有點土成糧的魔術棒，我們看到的，是大半時間奔波在鄉間山路，時時駐足傾聽田間老農聲音，看到某地的成功做法馬上連夜召集現場會的這樣一位決不高高在上的官員，是有擔當，也有技巧，敢試驗，也敢拍板，重政策，也重科學的這樣一位兼具政治智慧，道德良心和科學頭腦的平民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種田的魔術棒，在世世代代耕耘于斯的農民手中。要創造奇蹟，就要在乎，關愛這些農民，而不是在乎上級指示，關愛自己的烏紗，就要尊重，解放這些農民，而不是蔑視，束縛，壓制和盤剝他們。
這就是最初的改革──那個時候，在中國的當代詞典裡，甚至還沒有“改革”這個詞匯。那個時候，創造了人民公社，“學大寨”等這一切踐踏人間常識的偉大“天條“的毛澤東，還昏而未死，死而未僵。在這樣的時候，對一個主政一方的”大員“來說，是敬畏農民那咕咕叫喚的肚子，還是崇拜老毛那胡思亂想的腦袋，這可以決定政治的命運，也就劃開了歷史的分野。沒有打出“民本政治”的動人旗號，也沒有發出“死而後已”的煽情誓言，趙紫陽卻實實在在地實踐了他的平民政治：以滿足平民的需求為目標，以學習平民的智慧為方法，以實踐平民的生活為風格他知道，政治家的本領不在于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不在于強加給民眾。自己的那一套所謂“頂層設計”，甚至也不在于有本事去辦什麼“大事”;民眾自己會創造自己的生活，政治家要容許並且盡可能地幫助小民把他們生活中的小事情一件一件辦好──這在一九七○年代的末期，在那個人們還沒有完全從“領導一切”，“關心國家大事”這樣的噩夢和囈語中醒來的時候，固然是非凡（你也可以讀為“非常平凡”）的智慧和膽識，而就在某黨“代表一切”，中國崛起于世界，中國對于巨大項目的巨大投資讓全球目瞪口呆的這樣一種“盛世”今天，如果還有人意識到中國的無數小民們還有無數小事情需要解決的話，那麼，他恐怕也不能不承認，這依然是中國最為需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膽略。
因此，讀罷本書，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成功的源頭和秘密，在于民眾從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套經濟政治安排中解放出來;民眾能夠得到多少解放，中國就能夠取得多少成功。如果說真的有什麼“中國模式”，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真髓。如果說，有那麼一種“中國模式”，不是要解放民眾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是要在新的財富基礎上，以新的政治包裝和權力設計，來重新創造一套剝奪民眾，壓制民眾，敵視民意的政治經濟制度，那麼，我敢說，無論它今天多麼成功，早晚也要走入死胡同，要被本書所展示的那種旨在解放民眾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四川模式”所擊倒。
三，根基在于求實，價值超越回憶
本書作者和編者自許“不虛美，不掩過，求真務實，秉筆直書，拒絕穿靴戴帽，告別新老八股”（見“主編的話”）我的感覺是：他們做到了。讀這本書，感覺猶如回到當年的歷史現場，在深具觀察力的參與者指點下，親眼看到那些動人的細節，親炙趙紫陽和其他改革先行者們的奕奕風採。
書中好文章太多，有意思的事例更多。這裡我僅舉幾個例子。一個是藏族幹部楊嶺多吉的談話，其中多有展示趙紫陽在重大，敏感政治問題上的膽識，包括平反所謂“新的叛亂”，包括贊賞楊嶺多吉對于毛澤東民族問題論斷的批評。再一個是號稱“包產到戶第一縣”蓬溪縣當時的縣委書記週裕德的回憶，說的是一九七九年川東大旱，趙紫陽在半年時間裡，五次來到作為災區的蓬溪縣，並且主動提出“省上無論如何也會把你們這五個（災區）縣的（糧食）問題解決了，讓百姓有飯吃“。還有畜牧專家張新琴的回憶，提到工作組向省委匯報說，壟斷經營的外貿部門收購農民生產的茶葉時壓價壓得厲害，趙紫陽就敢說，告訴農民”以後要再壓價的話，你們就用扁擔打。“女經濟學家陳力所講的自己一篇文章的際遇，更是細致，詳盡地展現了一個個案，充分展示了噎身為國家總理的趙紫陽是怎樣對待一封來自毫不相識的人的來信的。書中有趙紫陽親筆回信的影印件，彌足珍貴。在整本書中，包括“新政舉要”，“興革大端”，“軼事記詳“，”戰友深情“等各個部分，這樣的故事，細節，記載，俯拾即是，為那些常常顯得空洞，虛矯的所謂宏大歷史敘事，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真實。在這樣的真實中，歷史輕易就能掙脫什麼人為了什麼利益而刻意所做的種種隱瞞，扭曲，和污名化，評判一個歷史人物也就變得不再是一件過敏，矯情，處處為當代政治權力所役使的那種蠅營狗苟，捉襟見肘了。回憶的人，深情而坦蕩地說出他們對趙紫陽的高度評價。你可以不贊成他們的評價，但是你無法抹煞他們的回憶。
喜歡歷史聯想的讀者，當然還可以多走一步，從中讀出可能超越回憶者本意的一些內涵。善于梳尋脈絡的編者，也在很多可能的地方，發現本書主人公思想，行為的歷史發展就前者而言，比如說，一九七六年四川鬆潘，平武大地震，與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大體處于同一地區讀本書有關鬆潘平武地震的相關文章，我首先詫異：。為什麼，在一九七六年，科技工作者能夠那樣準確地預報那次大地震？為什麼，在來自北京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四川省委敢于頂住壓力，果斷拍板，提前宣布進入臨震緊急狀態？為什麼，在那樣可以滅頂的政治壓力下和極其落後的救災條件下（有人也許還會加上一句：在完全沒有電視轉播能夠給他政治上加分的那樣一種通訊條件下），趙紫陽可以那樣深入災區指揮救災面對這樣的問題，今天還在面對天災頻仍的人們，恐怕就無法忽略相關的政治因素了就後者而言，比如說，蔡文彬先生多處發掘道：？。趙紫陽強調對話的那種觀念，是從文革結束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一脈相承的，而這是他從“文化大革命”中學習到的重要政治經驗。再比如說，編者也同樣強調趙紫陽四川時代的人道主義關懷，看到這種關懷對于北京時代的趙紫陽的深遠意義。了解到這樣的歷史，那種還在用權力政治的宮廷陰謀來解讀趙紫陽一九八九年對于學生運動的同情和支持的論點，恐怕就很難擺放自己的理論框架了在這樣的意義上，本書又不止再現了當時四川改革的歷史現場：它還幫助開拓了理解中國後毛時代整個政治發展的歷史脈絡。
這就是說，本書的成就，噎超越了編者和作者最初的設定一部求實的歷史，總是這樣：它的根基在于求實，它的價值超越回憶向後看看得遠，看得真，看得細的人，向前看也同樣看得遠，看得真，看得細一切願意了解中國改革的起源的人，固然決不應該錯過本書。而一切希冀能夠對未來中國有所展望的人，也同樣不容忽略本書這本書講的絕不單單是趙紫陽和早期四川改革，它講述的是這樣一段故事和這樣一種哲理：。在億萬普通人甚至連飯也吃不飽的絕望時刻，只要有了那樣一種做法，一切希望都會迸發並迅速成為現實──這種做法，就是趙紫陽一九七零年代後半期在四川的實踐：相信億萬普通人身上有可以提升自己命運的動因，能量，智慧和潛力，並盡自己的努力來為他們能夠實現這種命運的提升而創造條件。中國者，非“中國模式”之中國，它是中國民眾之中國！
二零一一年四月五日，于太平洋上“桴浮書屋”
（“趙紫陽在四川（一九七五─一九八零）”，蔡文彬主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四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