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9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0月21日

王明病了。奧爾洛夫很著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澤東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對我們一點也不客氣了。

王稼祥的朋友陳雲也越來越受康生的影響。“受影響”這個詞不確切—顯然兩人都為康生嚇怕了。

劉少奇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新四軍政委，而今成了僅次毛澤東的二號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實際貫徹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員和高級軍官現在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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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文章。雖然說這是毛澤東寫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樣，是出自陳伯達的毛筆。

假如俄國堅持下來而且擊潰德國，這也會影響到遠東的局勢—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認為，“一切對世界形勢作悲觀觀察的人們，應將自己的觀點改變過來。”

所以，要保持與蘇聯的密切合作—以防萬一！

從現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當地的中國大一樣，要住進窯洞去了。

人們沿著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達第一排窯洞，這裡住著黨政人員、學生和軍人。

我們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窯洞後面是一條深溝。

從小路上去，走到最後一排窯洞，那裡住著詩人肖三和其他中國同志。

肖三是毛澤東在湘潭地區學校裡的同學。

毛澤東把“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都包括在“黨內反對派中”。儘管毛澤東作了解釋，“經驗主義” 和“教條主義”之間的差別何在，還是很難領會。毛澤東把劉伯承、彭德懷、葉劍英、周恩來、聶榮臻都看成是“經驗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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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在這裡舉行了運動會。他們的組織者是葉劍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鶴壽和李富春(學生時代是個足球迷)。

1942年10月 22日

現階段的土地政策：

—-暫不沒收地主的財產。國家只徵用漢奸的土地。

—-在無需採取重大軍事行動的情況下，在亂後組織解放區。

—-所有解放區一律減租減息。

毛澤東指出應該加強抗日統一戰線，同時揭露重慶反動派的背叛行為。

據毛澤東說，為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利益，共產黨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取代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人民共和國由工人、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掌權。這是有利於抗日鬥爭的。

據我所知，這是共產國際的建議，國共兩黨才於1937年9月簽訂了一項協議。

共產國際的建議已把民族資產階級害怕日本的侵略，並開始進行抵抗一事考慮在內。

毛澤東利用表面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1942年10月 23日

九月份，賀龍公開在一次會議上講到同國民黨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準備採取行動奪取領土和貴重物資的必要性；他說，這一點是“教條主義者”所不了解的，“他們得到了一點懲罰，應該徹底教訓教訓他們。”

賀龍在政治上無知，他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

賀龍是第120步兵師的司令員，是一個英雄，在軍隊裡很得人心。他是毛澤東的同鄉，受到毛澤東的信任。

賀龍是和譪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澤東就利用這點給自己撈好處。

實際上，賀龍是一個地方軍閥，他對這點毫不避諱。現在他領導特區的聯防軍，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門。

林楓 (譯音)是120步兵師的政委。

周恩來被歸於“經驗主義者”之列，他一直在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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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窯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

入口的地方用布簾一遮，就算是門，窗子上糊了紙。

我的筆記本放在哪兒大成問題了。

在去賀龍的120步兵師的旅途中。我得過阿米巴痢疾，以後常常胃痛、耗盡體力。我現在寫東西視力模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