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潘美玲、凌浩美國費城報導）第11屆美國器官移植大會（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於4月30日至5月4日在美國費城市中心的賓州會議中心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5500多名器官移植領域的醫學專家和學者齊聚一堂。在此期間，另一個有關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專家研討會也於5月1日在與賓州會議中心一街之隔的萬豪大酒店（Marriott）舉行，吸引了眾多美國器官移植大會的與會者。有近一百個座位的會議大廳座無虛席，會議組織者不得不臨時增加座位，即便如此，也還是有人站在門外旁聽。
這個名為「器官移植醫學的十字路口──中共活摘器官與西方醫學準則的衝突」的專家研討會，由「反對強迫摘取器官的醫生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召集，主題集中在國際器官移植界應如何面對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這樣一個國際醫學倫理標準絕不能容忍的罪行。世界重量級的器官移植專家和人權律師出席研討會併發言，用數據和事實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一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出席研討會的主講專家有：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醫生，他是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教授（trustee professor），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加布里爾‧達納維奇（Gabriel Danovitch）醫生，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兼腎臟移植項目醫學主任；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醫生，任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資深醫學主任。ICON是總部位於愛爾蘭的一個全球性臨床研究大公司。此外，國際知名人權律師、 2008年獲得加拿大總督頒發的平民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Order of Canada）、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律師，以及亞洲研究協會主任、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博士也在研討會上發言。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證據確鑿
越來越多的證據和人權報告揭露，中共將最弱勢群體和監獄良心犯作為活摘器官的來源。其中最震撼的是由麥塔斯律師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合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一書。該書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包括採訪證人、大陸器官移植醫生等。書中引用的數據全部來自於中共政權和大陸有關機構曾經公布過的官方數據。中共官方也承認了摘取死囚犯的器官，但不能解釋為什麼每年器官移植數目，遠遠高於死囚犯的數目。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可以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
漠視良心 助紂為虐
當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愈演愈烈時，中共卻成功地吸引了許多國際葯業公司，到中國從事器官移植及相關的臨床研究。麥塔斯律師的報告列舉了一些國際葯業公司用曾在中國移植器官的病人做藥物臨床研究，如惠氏（Wyeth）、諾華（Novartis）、羅氏（Roche）、阿斯特拉（Astella）等公司。
根據戈德堡醫生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做臨床研究的費用只有在美國做同樣研究的15%。另外，由於缺乏監管及有大量病員，國際葯業公司可以在中國以很小的成本，快速開發新葯。他說：「我們必須面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歐洲藥物管理局（EMA）、加拿大衛生局，而這些事情在中國都不存在，那裡的審查極其寬鬆。」
在回答人權組織有關在中國的臨床試驗時，總部位於瑞士的羅氏（Roche）葯業公司說：「羅氏公司不負責器官的來源，….也無權知道器官的來源。」其前總裁、現任董事會主席說：「在中國，器官移植醫學沒有道德或文化方面的障礙。」這毫無隱諱的表明，在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臨床試驗無需顧忌道德、良心。由於不道德的行為，羅氏公司在2010年獲得兩個恥辱獎：「瑞士公眾視線獎」（the Public Eye Swiss Award）和「公眾視線獎」（the Public Eye People Award），成為對道德良心置若罔聞的典範公司。有鑒於此，荷蘭投資銀行Triodos於2010年9月從羅氏公司撤資。
在中國做臨床試驗的外國公司，無論知不知道正在中國發生的活摘人體器官的罪行，他們都同樣助長了這一在中國快速增長又充滿血腥的暴利行業。
呼喚良知 制止中共活摘人體器官
然而，中共無視良知、縱容活摘人體器官，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就可以逃避他們自己的道德責任。卡普蘭醫生曾任幾個委員會的顧問，如聯合國人體克隆諮詢委員會主席，及最近的歐洲-聯合國調查人體器官和身體部件倒賣的聯合理事會共同主任。他說，器官移植界有最終的責任要求合法的器官來源，證實器官的來源，強調器官供應的透明度，「他們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器官從何而來，他們不能說他們不關心器官從何而來。」
達納維奇醫生是《伊斯坦堡宣言》監護團體（Custodian Group of Declaration of Istanbul）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美國器官移植協會和器官捐獻聯合會理事。他對國際器官移植界和學術界對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表現出的冷漠，甚至默許深表憂慮。談到中共政府和器官移植界急於想被國際社會接納，他說國際器官移植界有能力發揮正面影響，「我們沒有巡航導彈和坦克，但是我們可以決定是否接納（他們）。如果不運用，我們將會失去這個能力。我們管不了中國（政府），但是我們可以做我們能夠做的。如果我們坐視不管，同樣是犯罪。」
卡普蘭醫生很讚賞這一觀點。他說不接受來自中國的數據和文章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卡普蘭醫生說他要給所有的雜誌和它們的編輯寫信，希望他們不要採用來自中國的文章。
戈德堡醫生在研討會上做了個人的見證。從一張傳單他知道了正在中國發生的活摘人體器官真相。做過上萬例器官移植手術的他，良心被震撼了！作為一個醫生，他不能容忍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這樣喪盡道德、倫理的罪惡。他加入了「反對強迫摘取器官的醫生組織」，說服了自己公司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去中國大陸做與器官移植手術有關的藥物實驗。他非常為自己工作的ICON公司高興和自豪。他說：「我個人很榮幸，這個世界很榮幸，我得到了需要的支持！面對商業誘惑，一個數十億美元的國際知名大公司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為他感到自豪！」
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博士在研討會上介紹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情況。他呼籲國際器官移植界憑個人良知，立即採取行動，以阻止活體摘取人體器官在中國繼續發生，「歷史不僅要對我們所做的進行審判，還將對我們應做而沒做的進行審判。」